第二节法国共和制的确立

拿破仑帝国垮台后，通过维也纳会议，俄国在欧陆获利最大，成为欧陆霸主；英国在海外殖民地方面获利最大，成为世界霸主。普、奥也得到了不少领土，德意志、意大利继续维持分裂局面。法国被限制在1790年的疆界以内。瑞士得到了加强，并被宣布为永久中立国，作为诸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

维也纳会议的主导原则叫做“正统主义”。该原则是法国复辟王朝的外交大臣塔列朗提出的（法国也被邀请与会；作为战败国，它本来地位是很不利的，但由于有这位世界级的外交家，法国不仅得以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还捞到了不少好处），目的是要保住法国1792年的边界，理由是当时欧洲的领土是在各正统王朝之间划分的，因而是合法的，现在法国正统的波旁王朝复位了，理应保持当时的边界。后经讨价还价，法国仍保留了1790年的领土。因此正统主义本来只涉及领土问题。这个口号很快就被沙皇接了过去，但狡猾的亚历山大一世拒绝用它来谈领土问题，而只想拿它来加强自己的欧陆霸权。因为维也纳会议后俄国虽然已是欧陆首强，但还并不就是真正的霸主——它太孤立，只有普鲁士这一个伙伴，其他国家都害怕它而且准备反抗它，只承认它在镇压革命方面有利用价值，而俄国也只有在实现了这一价值的时候才能真正成为领袖。沙皇深知这一点，于是就接过正统主义的旗号，以欧洲封建专制正统秩序的捍卫者自居，决心通过充当欧洲宪兵来扩张自己的势力。故维也纳会议结束三个月后（9月26日），沙皇就联络奥皇和普王成立了“神圣同盟”，约定三国君主依据基督教教义世代友好，无论何时何地都应互相救援（意思是要联合起来对付当时欧洲各国仍在风起云涌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并号召各国加盟。后来除英国、土耳其和罗马教皇外，所有欧洲国家都加入了这一反动联盟。其实俄国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反革命，而是为了向欧洲渗透扩张。但它在反对各国革命方面也的确很卖力，比如曾出兵镇压了1820年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革命，还曾试图派兵镇压拉美的独立革命，但因英美反对，未敢轻动。

英国虽然没有加入神圣同盟，但对此同盟持赞同态度。而且在1815年11月20日，俄、英、普、奥在巴黎签订了“四国同盟条约”，这实际上是对三国同盟条约的补充，主要是为了对付法国的威胁。1818年法国还清战争赔款后也应邀加盟，结果四国同盟就变成了五国同盟。国际反革命势力通过这些结盟活动实现了空前的联合，但由于各国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内部矛盾重重，故这种联合也难以久长。

复辟王朝时期的法国就处于这种国际气候下，是反动的维也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1814年路易十八刚回来时还好，颁布了一部宪章，表示要同大革命作一定程度的妥协，如同意实行君主立宪，承认拿破仑法典，承认公民平等和废除等级特权等等。但回归的旧贵族势力很快就凶相毕露，大肆镇压革命分子。1824年路易十八崩，其弟阿图瓦伯爵继位，称查理十世。此人反动顽固的出名，立即加快倒退步伐：1825年颁布法令以10亿法郎补偿失去土地的原逃亡贵族，钱由公债持有人即大资产阶级出（将公债利息由5％减到3％）；严厉惩治亵渎教会圣物者，以图恢复天主教会的权威；1829年还悍然成立清一色极端王党分子的政府。后一举措激起了自由派的广泛抗议，查理十世的反应则是在1830年7月26日下令取消出版自由、解散自由派占半数的众议院和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权（只有交纳高额土地税者才有权当选议员）。巴黎人民忍无可忍，终于在自由派领导下揭竿而起，用三天的战斗推翻了波旁王朝。随后，经济实力雄厚的金融贵族（大资）拥戴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建立起“七月王朝”。

“七月革命”又被称作“光荣的三天”，它与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性质完全类似，即都摧毁了重建封建专制统治的企图，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但法国七月革命的国际意义更为突出：它沉重打击了神圣同盟，推动了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七月革命后登上统治地位的金融贵族是法国特有的比较保守的资产阶级集团，它的经济兴趣不在于发展工业，而主要在于放高利贷或作股票生意。国王本人就是个大金融资本家，人称“钱袋子国王”。七月王朝时期金融贵族垄断了政府的高级职位，并以高额财产资格剥夺了许多工业企业家和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工业资产阶级代表在议会中的人数还呈下降趋势：前期约占半数，后期仅占三分之一。很自然，正是这种统治严重滞缓了法国工业化的进程。

七月王朝后期（1840—48）的政府首脑是基佐。这是法国复辟王朝时期著名历史学家之一。复辟王朝时期的历史学家都是一些了不起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以梯也里、基佐、米涅、梯也尔为代表。他们借助历史研究，尤其是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研究，为推翻复辟王朝的革命作舆论准备，这颇类似于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所起的作用，不同的是，后者是以历史为武器，前者则是以哲学为武器。

【复辟王朝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家在历史理论上的重大贡献】

就是发现了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马克思非常重视，说梯也里是法国史学的“阶级斗争说之父”。基佐也是个大历史家（大著就有他的八巨册《法国史》，他的《法国文明史》已有中文版），他历史眼光敏锐，认识到财产关系（其中主要是土地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基础，政治制度是财产关系的一种结果，并认为阶级斗争象一根红线贯穿着人类的全部历史，法国大革命就是第三等级反对两个特权等级的斗争。马克思赞他是“天才的历史学家”。但这个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掌权后却成了极端保守派，极力反对改革，残酷镇压民主运动，终于在1848年2月22日引发了新一轮革命----48年“二月革命”。照例，开始时只是游行，巴黎工人、学生和市民冒雨走上街头，高呼“改革万岁”、“打倒基佐”的口号；23日同军警发生冲突，不少军队又转向人民方面，国王惊慌，只好免去基佐职务，答应改革。温和革命派准备见好就收，但激进的民众又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共和的要求，政府方面开枪杀人了，死6人，伤数十。人民遂以车载尸游遍巴黎，更多的人愤怒了，一夜之间筑起1500座街垒，24日即向政府各据点发起猛攻，路易·菲利普仓惶逃往英国。战斗中起义者方面牺牲了289人，政府军方面仅战死72人。起义群众攻占王宫后，把象征君主制的王座抬到巴士底广场付之一炬。当天成立了由温和共和派、激进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临时政府，温和共和派占据优势。工人阶级虽然没有掌握政权（在临时政府里只有两名代表），但他们手里有武器，其力量已不容忽视。起初临时政府在搞不搞共和制问题上还很犹豫，也正是在工人以武力相威胁后才于2月25日宣布了共和。工人还迫使临时政府宣布了普选制----这对当时的法国工人来说，与其是一个胜利，倒不如说是一个失误：因为走了极端（这也是七月王朝选举权范围过窄所致），而这种走极端只能对君主派有利，因为他们拥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所以由此看来，在一个农民国度实行不实行普选制，是值得斟酌的。后来狡猾的资产阶级搞阴谋，假装采取了一些讨好工人的措施，其实是挑拨工人和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把工人孤立了起来，最后再来激怒他们，迫使他们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六月起义（力量太悬殊，工人以4.5万人对抗25万政府军队），轻而易举地打垮了他们。然而唇亡齿寒：社会主义者一垮，共和派也顶不住了，君主派势力迅速抬头，结果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农民对他伯父的崇拜，在1848年12月12日赢得选举作了总统。接着控制着议会、内阁和军权的秩序党同总统发生了权力之争，秩序党削弱总统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取消普选制。路易·波拿巴就设法收买了军队，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解散议会，恢复男性公民普选权，并举行公民投票，果然赢得了普遍拥护。一年后，他又通过公民投票恢复了帝制，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

显然，第二帝国的建立是波拿巴主义统治形式的第二次实践。搞专制独裁，当然是一种倒退，但现代文明的民主化原则却也再次得到了昭显：因为即使恢复帝制也必须经由全民批准了，人民的同意至少在表面上被承认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合法性资源。历史在矛盾中前进。

拿破仑三世搞专制，但也念念不忘发财，因而仍然很注意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创造较好的条件，为此搞了不少改革，效果也还不错：到帝国末年，法国工业实力上升到仅次于英国的地位。但君主制在法国，总是一种不利于工业化顺利发展的因素，因为它不同于英国君主制，总是和专制和军事荣誉密切相连，这些都与工业化原则格格不入（圣西门说工业社会是对军事社会的否定，两者本来就是不相容的）。所以，在工业界的力量决定性地壮大起来之后，这种制度终究是要被淘汰的。1870年，好战的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兵败色当，结束第二帝国的历史契机终于到来了。9月2日皇帝投降，9月4日巴黎便再度爆发革命。共和制，也就是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此开始在法国得到决定性的确立。

法国工业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看上去比较艰难，经过了革命与反动之间的反复较量，不似英国可以通过改革稳步渐进。英国人善于也惯于妥协，法国人则喜好走极端。根本原因有二：一是法国贵族传统根深蒂固，只有革命才能摧毁之；二是法国小农经济源远流长，那是皇权主义的温床，也是工业化最可怕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