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年前后的世界是以亚欧大陆为主体的世界：在这里，自东向西，依次排列着四大传统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中东文明和欧洲文明。当时文明世界的精华部分就全在这里了。此外，在这四大文明之间，以及在浩瀚的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彼岸，便是一些比较低级的边缘文明，包括被统称为“亚洲文明”的日本文明、东南亚文明、中亚文明等，散在于非洲大陆的众多孤立而脆弱的“宫廷文明”（那里有着豪华宏大的建筑，但享有者只是极少数统治者），以及美洲的诸种印第安文明。四大传统文明各具特色，各有所长；各种边缘文明虽水平较低，但也生机盎然；而且，主要还是因为相互交往还不很频繁，彼此基本上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故而整个世界各文明区域之间还能维持一种平等对峙、相安无事的局面。
一、中华文明
在世界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比中华文明（约诞生于公元前三千纪末）更古老的文明，如诞生于公元前四千纪中期的古代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以及诞生于公元前三千纪中的印度河文明等等。然而所有那些较早的文明，均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主要还是由于受到强大异族的入侵）而早夭了，对后世的历史没有什么显著的影响，唯有中华文明硕果仅存，历尽劫难而本色不改，绵绵不绝延续至今。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一书中谈到为何中华文明有如此之强的生命力时，列举过这样一些原因：地理上的与外界严重隔绝，由农业发达而导致的庞大无比的人口，以农为本的生活方式，统一的文字，科举制度以及儒家学说等。[1]斯氏的分析应该说是很全面的，然而细究起来却有一些漏洞。比如说他强调地理上与外界隔绝是中华文明长期延续的首要原因，就颇为牵强。的确，导致其他古代文明“早夭”的主要的原因，多是外部游牧民族的入侵——也许就是这一事实，使得斯氏特别重视中华文明地理上的封闭性。可是人们不会忘记，外部游牧民族对中华文明的侵扰在历史上也是极其频繁的，而且这种侵扰的破坏性往往也极其严重。即便中国很早就有了万里长城，但长城似乎从来就没有遏制住任何真正的“蛮族入侵”。大约是企图弥补这方面的漏洞，斯氏又强调了“中国人口庞大无比”这一因素，说这使得中国总有足够的力量“同化或驱逐入侵者”——这当然是符合事实的，但在解释中国为何会有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时，斯氏却只隔靴搔痒地提出了这样两点看法：一是中国土壤和气候条件的结合特别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二是后来又从美洲引进了花生、玉米和甘薯等（高产）粮食作物[2]。
实际上，中国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比斯氏所想象的要差得多。首先，中国土壤和气候结合的情况很不理想，这导致中国各地区降雨量分布严重不匀：年降雨量最高的地方可达8000多毫米，最低的地方仅80多毫米，且各季节之间的降水变率也特别大，极容易形成旱涝灾害；其次，除清末开发的东北地区外，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土壤都是物理性状较差的黄土和红土，在这种土地上种庄稼原是很费劲的。较之有准时泛滥的尼罗河带来大量腐殖土而又没有特大洪灾的古代埃及，或土壤肥沃、气候稳定、湿润多雨且各季节降雨相对均匀的西欧，中国农业的自然条件很可能都是比较次的。那么，自然条件并不好的中国农业何以能创造出如此巨大的人口？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有一个著名的“挑战应战”理论，可以用来解答这个问题。这个理论是说，人类的创造潜能只有在一定的外来压力之下才能发挥出来。挑战与应战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机制。而要使人类潜能得到充分发挥，那也得有个条件，那就是这个挑战的力度要不大不小正合适：太大了会把人压垮，太小了鼓不起人的干劲，激发不出人的斗志。中国农业的自然条件正是如此：它很不好，但又没有坏到人的力量不能克服的程度，结果促使（或诱使）中国人发挥出了自己的全部才智和斗志来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由此很早就发展出了一套冠绝全球的农业技术，从而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农业文明。[3]
中国高超的农业技术带来了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而人口的增长自然又会反过来不断强化中国人发展农业的努力，从而使中国农业经济固有的以粮食种植为主的特征变得更加突出。我们知道，在普遍实行土地休耕制（一种比较落后的粗放式农业）的时代，农业经济必然是一种农牧结合的经济，因为当时有广阔的休耕地可以用作牧场。这种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在实施轮作复种制之前的中国曾有过漫长的历史。实际上，即使在实施土地连作之后的数千年里，中国农业经济中仍一直存在着农牧结合的情况。不过这时的农牧结合和土地休耕制时代的农牧结合有着本质的差别：以前，农牧的比重大致相当，至少不会有很大的悬殊，经济呈农牧混合形态；进入轮作复种制之后，农牧比重的差距便不断扩大，两者之间呈现为一种主业与副业的关系。这种农牧结合的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较强的自给自足的封闭性。这也正是古代中国农业不同于封建时代西欧农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西欧的农牧结合就是建立在两圃或三圃休耕制基础之上的。尽管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生产的进步，中世纪西欧在12至14世纪也曾出现过农业集约化的发展趋势，但由于后来人口危机的爆发，这个发展趋势并没能继续下去，以致这个地区的农业经济直到工业化之前仍保持着农牧混合的粗放形态。
由此看来，中国农业的自然条件虽然恶劣，却并没有能够阻碍中国农业的成功。中国的农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集约化的农业。实际上直到今天，中国的传统农艺仍然是世界一流的。当今的中国能以占世界7％的可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5％的人口，的确是一个骄人的事实。此外，中国的农业还是以粮食种植为主的较为纯粹的农业，前农业社会的牧业经济形态在中国只居很次要的地位。中国农业既集约且纯粹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规定了传统中国社会以农为本的特点，而且还规定了中国文明必然是一种经典形态的农业文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农业怀有超乎寻常的热情，这似乎是中国农业为何特别发达以及中华文明为何得以不间断延续的最重要的心理动因。
作为最成熟的农业文明，中华文明曾经对人类以及现代文明的发生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四大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曾极大地便利了西方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中产生的新思想的传播。火药使欧洲资产阶级的军队得以用大炮顺利地攻克封建主的堡垒。指南针则使欧洲商人的跨海远航成为可能。
由于中华文明在财富和科学技术上一贯地拥有对于周边地区的绝对优势，故而古代中国总以为自己是没有竞争对手的世界中心，即总以“中央帝国”自居，认为周围的国家都应对自己俯首称臣，应按儒家伦理孝敬自己。它不屑于发展同他国的商品贸易，而总乐于慷慨大方地同他国建立支付远远超出收入的所谓“纳贡关系”。古代中国也和西方发生过时有时无的、通常是间接的贸易往来。最早的是和罗马的丝绸贸易，那是由中东的商人进行的，一度还达到了非常大的规模，但由于中国人对他国的货物不感兴趣，这种贸易一般只能导致中国的大量出超。实际上直到19世纪以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都一直保持着这一特点。
二、 印度文明
印度文明位于中华文明和中东文明之间，而且有不少对外联系的渠道。
外族入侵常常中断或改变在印度本土发生的文明发展进程。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印度就曾有过一个“印度河文明”， 习惯上称之为“哈拉帕文化”，它覆盖了印度河中下游和西部沿海大约13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是古代世界面积最为广阔的青铜文化，其城市建设、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水平相当高，阶级分化也相当明显，和同时期的埃及、两河流域文明不相上下。只是印度河文明留下的文字材料十分有限而且尚不能释读，这个文明的许多具体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谜。后来，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这个文明竟突然神秘地消失了。关于其灭亡的原因，学术界有各种推测，但似乎无论如何，来自西北方的雅利安人的入侵这个原因都是不可排除的。[4]
此后直至18世纪，印度又缓慢地经历了三个文明时代。这三个文明都有本质的差异，虽然相互间也有一些重叠之处，而且无论那个文明都不曾统一过整个次大陆。
首先是印度-雅利安文明时代（公元前1400年—公元7世纪），其特点是雅利安入侵者的文化和印度土著文化的混合。雅利安人原属游牧民族，在入侵印度的过程中虽逐渐转向以定居农耕为主，“但畜牧仍是雅利安人不可或缺的本业，牛、马始终是其财富的标志”。[5]
其次是印度教文明时代（7世纪—1206年），大致始于短命的北印度戒日王帝国（606 —647）崩溃，终于1206年德里苏丹国的建立。在这期间印度教逐渐起而取代一度十分盛行的耆那教和佛教的影响，成为印度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耆那教和佛教的衰落据说和当时印度贸易的衰落有关，因为其支持者主要是商人。
再次便是伊斯兰—印度文明时代（1206年—1757年），大致始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德里苏丹国建立，终于英国殖民者对印度征服行动的开始（1757年英国殖民者通过普拉西战役，以3千人打败7万人，推翻了孟加拉省督［纳瓦布］拉杰西·乌德·朵拉，夺取了这块印度最富庶的地区，并开始对印度的全面征服，到19世纪初大体完成）。伊斯兰-印度文明时代在次大陆居主导地位的政治实体，在16世纪之前是德里苏丹国，之后则是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穆斯林统治给印度历史注入了一定的新鲜因素，主要表现在提高了中央集权的程度，这对经济发展多少是有些好处的。但由于其对印度教徒实行高压政策，结果在印度原来已很突出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之上，又增添了宗教矛盾，由此使次大陆的社会面貌和政治局势更趋复杂化。此外，伊斯兰教印度不仅有着精耕细作的高水平农业，而且有着相当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6]——这种经济上“农工商并重”的特点，应当说是印度的地理特性、印度本土文化的多元性和穆斯林的重商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印度有文字的历史虽然记载有这三个先后相继的文明时代，但一般意义上的印度文明的某些最根本的制度性和精神性原则，却是在第一个时代就早早确定下来的，主要体现在村社制度、种姓制度和印度教这三个要素中。
一、村社制度。作为印度社会基本单位的村社源自雅利安人的部落生活，每个部落都是由几个村落亦及村社组成的。村社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重集体轻个人（那集体也就是家族、种姓和村社，而不是国家民族），二是自给自足，不搞市场经济。看上去很美妙，富于田园风味，世外桃源似的，但马克思对其持鄙视态度，说它使人麻木不仁缺乏历史首创精神，“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7]
二、种姓制度。这东西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有了，是印度特有的制度，其特点是把人民分隔为一些互相之间不能交往和流动的群体，排除了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而且商人（属第三等的吠舍）地位很低。
三、印度教（Hinduism）。又称“新婆罗门教”，教义大致是现实世界虚幻不真，只有个人的精神“我”和宇宙的精神“梵”才是同一“不二”的真实存在，人生最高境界是实现“梵我同一”，这样便可以最终获得解脱，即摆脱轮回之苦。印度教信仰以实现这种解脱为最高目标。由于时刻梦想着解脱，印度教徒对尘世的事物多无兴趣，甚至有蔑视财产、主张抛弃财产的想法，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人是淡泊物质财富的神秘主义者，而成天忙于赚钱发财的商人则声誉不佳。
三、中东文明
1500年左右的中东文明即伊斯兰文明，它是和阿拉伯帝国一道兴起的，主要是阿拉伯世界的文明，但它也渗入了不少非阿拉伯人的族群。
现在的伊斯兰文明圈很大，囊括了北非沿海、中非和西非的大部分、南斯拉夫和印度的一部分，以及阿尔巴尼亚、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马来半岛、印尼、菲律宾，还有中亚和一部分中国地区。通过移民，穆斯林还广泛地散居到西欧北美。但伊斯兰世界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最初它只局限于阿拉伯半岛一隅。
阿拉伯半岛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仅半岛西南端的也门有定期充足的雨水，适宜于发展农业，其他大部分地区都为沙漠所覆盖，间有一些山地、草原或绿洲，气候干旱炎热，不宜农耕，只宜畜牧。所以半岛上的主要居民是处原始社会末期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称贝杜因人，他们聚族而居，以养羊和骆驼为业。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的阿拉伯半岛上，只南部也门和北部的一些宜于农耕的地方进入农业文明社会，而且这里的农业文明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比较重视商业。也门的阿拉伯人又叫“赛伯伊人”，他们独占了阿拉伯海的贸易，把从印度来的香料、布匹和刀剑，从中国来的丝绸，从埃塞俄比亚来的奴隶、象牙、黄金等，经过红海转运的西方去。由于红海航行不便，他们又发展了从也门到叙利亚的内陆交通，也正是这条内陆交通线，促成了西部希贾兹地区（那里分布着一些绿洲）两座重要城市——麦加和麦地那的兴盛，从而为伊斯兰教的兴起准备了摇篮。 [8][17]由此可以看到，伊斯兰教的兴起和商业贸易关系密切。
伊斯兰教（Islam, 意思是“服从真主”）是穆罕默德（570—632）在公元7世纪初年创立的，其信徒统称穆斯林（Muslim, 意思是“服从真主的人”）。伴随着伊斯兰教兴起的，是一个阿拉伯帝国。像历史上所有类似的大帝国一样，这个阿拉伯帝国在经历过一度繁荣之后也瓦解了。“但和其他帝国不同的是，阿拉伯帝国是在伊斯兰教的思想指导下建立的，它带来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使西亚与北非的各族人民，在统一的宗教、语言作用下，经过长期交往，融合而形成阿拉伯民族。”[9][18] 这也就是说，阿拉伯帝国实际上将阿拉伯世界由阿拉伯半岛扩展到整个西亚北非，并奠立了一个以中东地区为核心的广阔的区域文明——伊斯兰文明。
伊斯兰教同犹太教和基督教有血亲关系，且同属一神教。但伊斯兰教的一神论似乎比犹太教和基督教更坚定和彻底。伊斯兰教对信徒的基本要求很简单，就是：相信真主安拉是唯一的神和穆罕默德是真主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先知，并接受末日审判。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不仅是教义、教规的汇编，同时也包含了伊斯兰世界应遵循的各种民法和刑法的基本原则，因而其对于穆斯林，较之《圣经》对于基督教徒，自然又多了一层重要性。
伊斯兰教有三个重要的社会特征：
1. 它迎合的主要是阿拉伯半岛当时半开化的沙漠游牧民贝杜因人的精神需要——比如穆罕默德所想象的天堂是凉爽的山头，那里绿树成荫、清泉潺潺、水果丰足，而地狱则充满炎热饥渴之苦；
2. 它带有一定的原始平等的色彩，主张所有信徒皆兄弟，应不分贫富，平等相待；
3. 伊斯兰教还相当重视商业——穆罕默德本人就做过商人，他所宣扬的安拉也颇有商人气息，时常拿着天平称量人的功过是非。[10]
这说明伊斯兰文明虽属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文明，但其中却也包含有相当浓重的非农业因素。
这个文明曾以其特别注重追求知识而著称于世，阿拉伯人曾为保存古希腊罗马濒于灭绝的科学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没有这种贡献，后来西方的科学革命将是不可设想的。
中东文明还有扩张性极强的特点。穆斯林在1500年前后建立了三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奥斯曼帝国、萨非帝国和莫卧儿帝国。但这些帝国都是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兼军事封建主义国家，封闭、专制而腐败，进步势力的成长受到严重压抑。
四、 欧洲文明
1500年的欧洲文明，就其本质内容来说，应当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它和古希腊罗马文明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但受日耳曼人原始文化的影响也很大。
欧洲的地理区域是在4世纪末东西罗马帝国分裂后发生的一系列战争与入侵的过程中确定下来的。在古典古代，地中海北岸东西部的差异很大：东部有璀璨的古希腊文明，西部则是一片蛮荒地带。后来经罗马征服，在西起不列颠诸岛、东至来因河、多瑙河一线的西欧地区才出现了一些罗马式的城市，亦即罗马式的文明。而古罗马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对古希腊文明的继承。公元395年东西罗马分裂后，罗马帝国北部的日耳曼人开始潮水般地跨过来因、多瑙河，经过长期混战摧毁了西罗马帝国，并在此过程中将古罗马文明的某些要素和日耳曼文化的某些要素一步融合起来，最后以法兰克王国为中心渐渐发展出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西欧封建文明。
和西罗马的情况比较起来，东罗马似乎“走运”得多：东罗马帝国都拜占廷，也称拜占廷帝国，其幅员极其辽阔，包括了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和亚洲的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两河流域及埃及等广大地区。这里许多地方是古代东方文明的发祥地，农业基础雄厚，工商业也比较发达，实力十分强盛，因而不仅得以顶住4、5世纪的蛮族入侵狂潮，而且还在6世纪期间频频大举西进，一度几乎恢复了旧日的奴隶制罗马帝国。然而好运不长，连年的战争很快就耗尽了这个国家的元气，结果不仅西欧得而复失，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也被入侵的斯拉夫人占去，西亚北非的许多领土则被新兴的阿拉伯帝国夺走。到7世纪的时候，东罗马帝国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沦为一个领土仅限于巴尔干沿海和小亚细亚的小王国。不过东罗马帝国在名义上还将一直存在到1453年，并将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发展出一个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廷文明”——它虽属广义上的基督教文明，但其实际内容却带有浓厚的东方传统文明的色彩，和西欧的基督教文明貌合而神离。这个文明将对东欧的大部分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为其预定了一条迥异于西欧的发展道路。
有鉴于此，为突出基督教的欧洲文明和其他三大区域文明之间的质的差异，我们这里在谈论欧洲文明的时候，将有意地把东正教文明暂时排除在外。
基督教公元一世纪诞生于巴勒斯坦，是从犹太教脱胎出来的，其基本教义是：上帝耶和华创造了并主宰着整个世界，人从其始祖起就犯了“原罪”，并因此而蒙受种种苦难，最后在世界末日之时还将接受上帝的审判，或升入天堂获得永生，或堕入地狱万劫不覆，而人类若想获救，就必须虔诚信仰上帝及其儿子耶稣基督。基督教的经典是《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该宗教先是流传于罗马帝国境内，后成为欧洲绝大部分居民的信仰，构成了欧洲文明斩不断的血脉。诚如布罗代尔所指出的：“西方的基督教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欧洲思想（包括理性思想）的主要构成要素。即使是攻击基督教的理性思想，本身也是源出于基督教的。在整个西方历史上，基督教都一直稳居于由它而来的西方文明的心脏地带，即使在它允许该文明捉弄它或毁损它的时候；而且当该文明试图逃离基督教时，它会发现这根本不可能。……一个欧洲人，即使他是个无神论者，他也仍旧是深深植根于基督教传统的道德观和心态的囚徒。”[11]所以，要真正理解欧洲文明，就不能不懂基督教。
基督教这个宗教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突出特点，那就是十分重视“理性”的作用，这是它在早期受到不少希腊文化影响的结果（希腊文化是很讲理性的），是“两希文明”合流的结果。诚然，早期基督教神学在融合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义的过程中，曾一度因新柏拉图派的不良影响而“走火入魔”，在一些方面渐渐堕入了最低级野蛮的迷信（如热中于占卜、巫术和关于妖魔灵怪的邪说）。这一情况持续了数百年时间，加上“蛮族入侵”的大破坏，终于彻底葬送了古典古代的科学繁荣。中世纪西欧的神秘主义泛滥亦由此发端。不过即使在这个时期，乃至在中世纪最黑暗的年代里，基督教的理性精神也始终不曾完全泯灭，仍常常有一些坚持理性主义的基督教神学家在那里奔走呼号。其中较早的一位重要人物便是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354－430），他写过《上帝之城》、《忏悔录》等名作，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极为深远。他的思想的特点是力图将信仰和心智、古典文化和基督教义结合起来。稍晚些，又有一位名叫圣本笃（Saint Benedict，480—544）重要人物首开办修道院研修学术的风气，这风气后又被他的高足卡西奥多拉斯（Cassiodorus，约490—583）进一步发扬光大。各修道院收集和抄录古代遗稿，修历史，编教材，搞实验科学，成为当时西欧恢复社会秩序的有力工具。本笃式修道院在7、8世纪传播到全欧，不久后就成长为一个个中世纪的大学，如没有这种基础和背景，后来的文艺复兴是很难想象的。最后，还有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必须一提。这位经院哲学的大师通过将亚里士多德哲学融入基督教神学，有力地克服了早期经院哲学的反理性倾向，使基督教神学的理性色彩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基督教另一个不同于其他宗教的重要特点，就是讲“普济主义”（即志在解救全人类），因而充斥着改变异端信仰的狂热。经常遭受外族异教的侵略，也使欧洲人滋生出一种报复心理，进而养成了一种反征服的侵略精神，如中世纪发生的多次十字军东征，如16世纪后欧洲的大规模海外扩张，均可视为这种侵略精神的不同形式的体现。[12]
基督教文明自然也是一种农业文明，只是这种农业文明似乎也不像中华文明那样典型。前面我们谈到，中世纪的西欧农业到处盛行着二圃制或三圃制的土地休耕制度，基本上一直处于农牧混合的粗放状态。中世纪欧洲地旷人稀、劳动力不足，也是农业集约化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到西欧人丁最兴旺的13世纪末、14世纪初，即使是在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也不足每平方公里30人）；再者，欧洲农业的自然条件普遍地比较优越，也不能为其集约化发展提供适当的压力亦即足够的动力。不过话说回来，西欧的农业经济虽然比较原始、落后一些，但由于畜牧业在经济中一直占据着很高的比重，西欧人因而不仅能吃到更多更富于营养的肉类和乳类食品，而且拥有更多可用作牵引动力的大牲畜。所以，像西欧这样貌似落后的农业社会，较之单纯以粮食种植为生的农业社会，其实更富于潜在的活力，而这种潜在的活力，如遇合适的条件，就可以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现实动力。
说基督教文明作为农业文明缺乏典型性，还因为它比较注意扶植工商业。在中国和印度，商人是社会末流，最为人瞧不起。而在基督教世界，尽管许多地方（主要在欧洲大陆）的贵族阶层仍然鄙视商人，但商人却能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君主们为强化王权，总要和经济实力雄厚的商人阶级结成非正式的联盟。君主保护市民们不受频繁的战争和封建主任意征收的苛捐杂税的侵害，而市民们则向君主提供财政上的支持。随着财富的增长，商人的政治权力也在逐渐加强。即使在绝对君主制时代，商人也往往能够当上政府的高官，成为城市市长、御前会议的成员，甚至位极人臣，成为权倾朝野的宰相或类似人物。人们在东方就绝难看到这种现象（统治者在中国是学者，在日本是武士，在马来亚和印度土邦是地方贵族，等等）。也正是由于有这种重工商的文化气候，欧洲较早地发展出了一套先进的经商技术，为后来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很多方便的条件。
以上便是1500年左右世界四大文明的概况。我们看到，这些文明都是随定居农业的出现而兴起的农业文明，尽管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它们相互之间时有交流和融合，也时有摩擦和冲突，但大家长期以来一直维持着某种平等的关系，谁也没有取得足够的优势以至可以居统治地位，也没有谁衰落到沦为其他文明仆从的地步。
五、 其他边缘文明
1、亚洲边缘文明
穆斯林世界最终渗入了亚洲西、中部的所有草原地带。蒙古金帐汗国之类的邦联也算不上什么新的文明，因为他们还是游牧民族。但由于他们深受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只是生活方式不同于定居农耕的邻邦，故也可以被视为某种半文明或野蛮高级阶段。
在亚洲南部，文明的扩展则显示出另一番景色。如东南亚，各民族虽自公元初年就和印度文明有接触，但到7世纪时它们各自都开始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本土的繁殖力崇拜同印度教、佛教观念相互融合，产生了一系列辉煌的宫廷文化，主要表现为一些巨型的庙宇和宫殿建筑。不过这些建筑的周围都是一些相当原始粗犷的农村地带，其间没有什么过渡性的东西，这种格局同古代的河谷文明（如苏美尔文明）和美洲印第安文明（如印加或阿兹特克文明）十分相似。东南亚大陆的每条大河流域都有当地的宫廷文明，且多少都是自给自足的，商业极不发达，同外界的接触很少，虽有一些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但并不显著，因为各河谷的统治者严禁从海上来的穆斯林进入内陆地区。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印度文化的印记，但又都掺杂着本地的习俗。在爪哇、苏门答腊等海岛地区，情况又有所不同，那里的文明进程是由航海活动维系着的。约9世纪后，这里也受到了穆斯林的影响。穆斯林先是控制了海上的贸易，后来又于16世纪20年代征服了爪哇和苏门答腊。穆斯林在东南亚大陆方面的入侵虽然不成功，却也对那里的政治变动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因为他们牵制了各河谷统治者过多的注意力，以至于导致其内陆方向的北方边境疏于防范。结果，湄公河畔的高棉帝国在1431年被从湄南河谷来的泰人所征服，后来泰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更加尚武的国家——暹罗。与此同时，缅甸人也在由北而南进行扩张。而泰人和缅甸人的南下，多少又和明代中国在印支的军事行动有关。泰人和缅甸人信奉的都是佛教，不像较早的高棉帝国信奉的是印度教和佛教的混合式宗教，也不像高棉人那样热中于营造吴哥窟式的巨型庙宇宫殿。
2、非洲边缘文明
类似的宫廷文明也出现在这个时期非洲的广大区域。不仅在西非和东非的一些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地区有这种文明，在内陆地区也常常可以见到。
先看西非。到15世纪，穆斯林的贸易活动已使大片的非洲地区同世界其他地区发生了接触。这种贸易活动主要是由北向南穿过撒哈拉沙漠进行的，由此将地中海世界同西非的各城邦和王国联系了起来。此外，在撒哈拉南边的草原地带，也有一条东西向的商道。这两条商道的存在，使西非同穆斯林世界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西非的统治者多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普通百姓并仍未奉行自己的各种传统宗教。除了首都常常派人到他们的村子里来征役收税之外，他们在文化上基本上没有受到那些忽起忽落的帝国制度的影响，这情况和印度的村社居民颇为相似。
再看东非。东非有一个非洲当时绝无仅有的基督教帝国——埃塞俄比亚，而且这里的基督教资格很老，属于哥普特教派，其历史比罗马天主教要长得多，自视更正统，并和罗马教廷有激烈的竞争。15世纪末的东非沿海还存在着一些斯瓦希里人的城邦国家，如孟加第述、蒙巴萨、基尔瓦、索法拉等等，其商业之繁荣举世闻名，主要和阿拉伯世界和印尼、印度及中国做生意，用象牙、黄金和奴隶换取印度的玻璃珠和中国的纺织品及瓷器。这些城邦的文化是世界主义的，且因有内地农业支持，生活水准很高。1498年的到来结束了斯瓦希里诸城邦的独立。
总之，非洲直到1500年基本上还处在文明世界的边缘。这里虽然已出现了一些大国和豪华的宫廷，农牧业结合的生产方式在迅速向南发展，整个大陆的很大一部分已同外部世界有了贸易往来，但由于极其凶险的热带疾病、河流多瀑不易航行等原因，外人很少能够深入非洲内地。且非洲土人多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村庄里，与外界并无什么交往兴趣。而当时非洲存在的许多文明生活的标志（如精湛的技艺和精致的社会组织），但这些东西还只是集中在少量宫廷中心的周围，和普通大众没有什么关系。
3、美洲边缘文明
在美洲，阿兹特克人于1400年开始在墨西哥建立帝国，印加人于1438年和1500年控制了秘鲁和厄瓜多尔全境。印加帝国比较成熟，已有了严密的官僚机构，阿兹特克人则落后得多，国家体制松散而不正规。阿兹特克人还有个很大的缺陷，就是特别热中于抓外族的人来挖心祭神，故与邻国的关系极紧张。其首都叫特诺奇蒂特兰，位于特斯科科湖的一个湖心岛上，湖水很浅，由3条10来米宽的石砌堤道与外界相连。那是一个大都会，面积13万平方公里，人口8万，有巨大的神庙和市场，还有堂皇庄严的宫廷礼仪活动。墨西哥也有一些这样的以庙宇宫殿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城市。北美地区则多生息着一些游牧民族，其中有的也形成了一定的组织，发展出一些从墨西哥学来的城市文明。另一方面，玛雅人也曾在今墨西哥南部的尤卡坦半岛和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等地建立过城邦国家，其经济水平虽不高，但在天文、数学、建筑和艺术方面却有着辉煌的成就，比中世纪欧洲人高出许多（如在发现和使用“0”这个数字方面，比欧洲人早七八百年），只是很可惜，这个文明在15世纪中叶就因内战而自行衰落了，城市被焚毁，玛雅人重新退回到简朴的乡村生活。
秘鲁的印加文明区域也有一些气概非凡的大城市，有的甚至有坚固的石砌城墙。那里道路和水利灌溉系统都比墨西哥地区高级得多。印加文化代表着南美安第斯山区域文化的最高成就：有一种奇异的结绳文字，有一套根据对天体的观察制订的历法，还有着相当高超的石砌建筑工艺等等。
总之，美洲印第安诸文明（除玛雅文明之外），像非洲、东南亚诸文明一样，在1500年呈现着一派繁荣景象，只是在技巧和组织水平方面尚远远不及四大文明。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边缘文明，和四大文明都不属于同一个“重量级”。四大文明不仅影响面比他们大得多，而且都不可能一下子就被毁灭掉。而对于那些边缘文明，只要灭掉它的中心，就可以将它置于死地──所以西班牙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美洲土著文明，穆斯林和泰人也可以不费力气地消灭爪哇的印度宫廷文明和高棉古文明。至于其他原始部落文化，就更不堪一击了。在蒙古帝国时代以前，所有亚欧的好战民族都挤入了文明圈，但在遥远的边缘地带，仍生息着一些不好战的狩猎民族，主要是澳洲和南非的一些原始部落，还有在北冰洋四周靠捕海豹海象为生的爱斯基摩人。但狩猎采集者也只有这些安全地带了，原始生活已被排挤到了地球最边远的角落。
10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科出版社，1992年，第四章第一节。
[3] 在战国时代即已有这样的记载：“常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番熟，四种而五获”（《管子·治国篇》）；“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益数盆，一岁而再获之”（《荀子 ·富国篇》），说明当时我国的北方地区已存在轮作复种制，而传统的旨在恢复地力的土地轮荒休耕制则正在走入历史。轮作复种起先是一年一熟，从西汉起便迈进到两年三熟，到公元3世纪更有“一年三熟”的记载（《异物志》），而一年两熟制和一年多熟制在隋唐以后便得以普及全国。自宋代起，我国农业又进入了轮作复种和间作套种综合运用、全面发展的时代。不言而喻，这种对土地的强化利用必须有一套保养土壤肥力的措施相配套，而勤劳聪慧的中国人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也很早就熟谙了地力保养之道，这就是王充在《论衡》中所总结的：“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其中的“勉致人工”，可以说涵盖了中国古代农民为发展农业所作出的大部分努力，包括合理安排作物轮作间作、中耕除草、兴修水利灌溉工程等等。就这样，通过强化对土地的利用和注意地力的保养，中国古代农民发展出一套冠绝全球的精耕细作制度，这使中国农业得以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自然条件方面的不利因素，创造并维持了较高的土地产出率，从而促成了中国人口的迅速繁衍。参见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9—30页；第十九章。
[4]参见朱龙华：《世界历史（上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56—262页。
[5]参见同上书，第264页。
[6]参见马克垚主编：《世界通史（中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53—254，266—268页。
[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6—67页。
[8]参见马克垚主编：《世界历史（中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14—115页。
[9]同上书，第113—114页。
[10]参见马克垚主编：《世界历史（中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20—121页。
[11]参见F. Braudel, op cit pp. 333—334.
[12]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前引书，第11—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