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会是最有势力的封建主集团，也是封建主阶级进行精神统治的工具。因此早期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往往采取反天主教神学的形式。进而出现的宗教改革运动。随后，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尼德兰地区出现了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这2次反封建斗争均发生在工场手工业时代，无本质的区别。但是尼德兰的中介贸易比较发达，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强。从斗争的形式来看，第一次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社会的反抗意识，而尼德兰革命反映了最高的政权要求，夺取政权。经过2次革命的锻炼，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更高的程度上发生。
一、欧洲宗教改革——第一次反封建高潮
新教伦理观念——一种以发财致富为荣的观念，在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也发挥过极大的促进作用。要说清楚这个观念，就不能不从16世纪宗教改革谈起。
大致说来，宗教改革运动是正在兴起的西欧市民社会继文艺复兴之后，对天主教教会精神统治的又一次大规模反叛。反叛的动因，当然是天主教教会的这种精神统治妨碍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这种妨碍，人们往往将之简单地或主要地归结为教会的腐败——通过兜售“赦罪券”之类大肆向社会搜刮财富。但在我们看来，最根本的问题其实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天主教的许多清规戒律不利于工商业的进步。例如，天主教教义反对人们放债牟利（说放高利贷“在上帝看来是一种最丑恶、最可憎的罪恶”，这种观念直到1546年才开始被人们放弃）；[1]又如，天主教教义引导人们只注意灵魂的获救、死后的安宁，而鄙视尘世的幸福；更重要的是，天主教那一套繁琐的礼仪、善功，严重压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进取精神，把人变成了绝对消极被动的生物，似乎个人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依赖教士和教会的恩惠来获得救赎。
宗教改革运动声势浩大，震动全欧洲。有三大主要派别：路德派、加尔文派和再洗礼派，其中加尔文派对现代文明的发生影响最大，
16世纪开始的西欧宗教改革是一次大规模的、意义深刻的社会政治运动。它是由新兴的资产阶级所发动，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强有力的响应，个别国家的君主大力支持，部分中下级贵族也积极投入，对封建的天主教会展开了猛烈的冲击，促使天主教会发生分裂，涌现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基督教新教派。
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都是破坏了14、15世纪现存秩序的个人主义强大思潮的产物。
（一）背景分析
1．政治原因：民族意识的增长和专制君主的兴起。
从中世纪后期以来，意大利以外的许多民族中间不断增长着一种独立精神。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生活与众不同，反对任何外来干涉。他们虽然还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们倾向于把教皇看成是一个外国人，无权干涉英国、法国和日耳曼的本国事务。
这些国家里民族意识的增长是和专制君主的兴起同时发生的，统治者要求绝对权威的结果必然是反对罗马，任何专制君主不能容忍自己长期无权控制宗教事务。世俗君主们企图把教会置于他们统治之下的野心是对罗马天主教日益增长的反抗的一个主要原因。
2．经济原因：从中世纪开始以来，教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帝国。天主教会拥有天主教世界地产的1/3，并在领地上享有免税的特权。它采取各种手段搜刮钱财，如：什一税、特赦税、出售“赦罪券”等。
教会对征税的种种限制激怒了世俗领袖，迫切要求建立将大的陆军和海军的国王们急于征收更多的赋税。因此，极端仇视天主教会的财产和特权。同时社会各阶层旁边反抗罗马教廷的征税。
按照中世纪封建神学的宣传，谋求利润的商业买卖本质上是邪恶的事。除了为社会服务而应得的一份合理的工资外，任何人无权取得更多的收入，超额的部分必须上缴教会，由教会分发给缺衣少食的人们。这些与建筑在“损人利己”原则上无情的、但确是生气勃勃的资本主义是相矛盾的。
3、宗教改革运动之发生，还得力于文艺复兴。
A．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者通过文学、艺术及其它形式对天主教会的腐败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为宗教改革家提供了攻击天主教会的炮弹。
B．阿尔卑斯三以北的人文主义者研究了圣经的希腊文本，发掘出基督教的原始教义。这些原始教义由于印刷术的推广而迅速地在文化阶层中传播，结果人们发现当代天主教会对于基督教教义所作的解释及天主教会的整套组织制度及仪式，与《福音书》中的记载大相悖谬。这为宗教改革派提供了反对天主教会及实行改革的有力根据。
（二）宗教改革的表现及其影响
1．表现——以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为例
路德是整个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1517年）。他提出的“因信称义”说也是整个宗教改革运动的最基本的原则。但路德的新教理论尚带有极大的局限性。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仍然反对放贷取息的金融活动，二是寄望于王公贵族，把他们奉为教会的天然保护者。出生于法国的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1541年开始永久居住日内瓦）表面上比路德冷静，但骨子里比路德要激进得多。他创立的新教教派叫做归正会。加尔文的新教观点不少因袭自路德，但他和路德也有一些重要分歧，其中最主要的比路德更关注“命运预定”（Predestination）的问题。在他看来，芸芸众生并非人人都能获救。一个人能否获救取决于其是否有信仰（亦即是否有道德）。而至于谁能获救谁不能获救，那是由冥冥之中的上帝择定的，是个人无法左右的。上帝决定谁上天堂谁下地狱，自有他的道理，这道理也不是人类所能理解的了的。但加尔文并非消极的宿命论者。他主张，尽管个人的最终命运早已由上帝决定了，但人们决不应坐等这最终命运的到来；尽管无人知道自己是否上帝的选民，但人们都可以力图像上帝的选民那样生活。加尔文的“预定论”后来被他的追随者们发展成一种和中世纪禁欲主义有着本质不同的“世俗禁欲主义”，即主张在世俗生活中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积极的控制，“勤”于赚钱、“俭”于消费，用自己世俗事业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信仰，来为上帝增添荣耀；而倘若一个人有靠自己的职业活动赚大钱的机会而不肯加以利用，那么他就造了孽，就是对上帝缺乏虔诚心，就是不道德。这种预定主义的宗教观给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以巨大的精神鼓舞。
所以恩格斯说：“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加尔文“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2]正因为如此，加尔文的教义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法国、英国、荷兰等西欧国家（并一度在波兰和匈牙利）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有力地促进了那里的社会进步。
在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方面，加尔文和路德还有一个重要分歧，这就是：路德（在1525年以后）主张由世俗君主领导教会事务，而加尔文却主张由教会来管理各教区的行政事务，各教区共同的问题则应由牧师和在俗教徒（平信徒）的代表大会来决定。加尔文认为教会应当监督国家、社会和家庭，把社会本身变成一个大宗教团体。正是本着这一思想，他后来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神权共和国。那里每个公民都受到极端严格的道德控制。持不同宗教观点的人还会受到残酷的迫害（如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和解剖学家塞尔维特的遭遇：他因批判了圣经和三位一体说，竟被加尔文烤烧而死）。政治和宗教的结合一般都不易结出合乎理性的果实。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共和二年的许多过激措施，乃至后来世界历史上发生的许多动用国家权力强行改良社会道德风俗的事情，其实都是加尔文神权共和国故事的改头换面的延续。[3]
2．意义及其影响：宗教改革打击了西欧的天主教会和其他封建势力，天主教会的大量土地和财产被没收。摧毁了天主教会的精神独裁。宗教自由开始逐渐盛行，促使个人主义和民众教育，限制统治者的权力。
二、尼德兰革命——第二次反封建高潮
（一）背景分析
从16世纪初期开始，尼德兰处于西班牙王室统治下，16世纪前期，尼德兰各省，尤其是北方各省的资本主义已经有相当发展。北方各省的毛纺业、麻织业、造船业、航海业等都很发达。阿姆斯特丹是北方各省的中心，许多城市出现了大规模的手工工场。农村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引起阶级关系的变化。中世纪的市民在向资产阶级转化。贵族在分化，北方的贵族逐渐与资产阶级接近，变为新贵族。农民身受贵族、教会和资本主义包买商的重重盘剥，不断破产。工场和农场的雇工工资微薄，处境悲惨。
西班牙统治者及其控制的天主教会推崇专制主义，勒索捐税，限制尼德兰商业发展，设立宗教裁判所，大肆迫害新教徒。干涉宗教自由，引起尼德兰人民的极端仇视。这样的政府严重束缚了尼德兰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1566年，尼德兰佛兰德斯的一些工业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天主教会的圣像破坏运动，揭开了革命的序幕。1581年，北方各省正式脱离西班牙而独立，成立以商业资产阶级为首的荷兰共和国。
（二）意义：
尼德兰革命是以反对西班牙专制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为表现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加尔文教为旗帜，推翻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荷兰在17世纪成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开辟了道路。
[1]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二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6—2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 第三卷第391页，第四卷第252页。
[3]实际上加尔文的神权共和国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先例，那就是佛罗伦萨的萨伏那罗拉在15世纪末建立的短命的神权共和国（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会谈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