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考古文物中人类运动痕迹

一、早期铜器铭文中所见人类运动痕迹

早期的铜器铭文被许多学者如郭沫若、汪宁生等认为是图画文字的孑遗，郭沫若最先把这些铭文认定为“族徽”，目前学术界普遍称这些铭文为“早期铜器铭文”、“族徽文字”、或“族氏铭文”。汪宁生称“族徽是一个部落或氏族的共同标志, 同时也可作为器物主人的个人标记……原始民族常以本族图腾作为自己的签名的。”这种族徽于远古先民来讲是具有神圣意义的，不能擅自修改，就像我们在自己物品上签名，盖章一般，所以即使后来产生了文字，但人们仍是沿用原来的族徽，这样代代相传保存下来。在殷墟甲骨文和商代晚期及周代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发现有大量这类族徽图形，反映了众多部族（含族邑首领）称名 ，这些图形或单独范铸在一定的容器上，或附著于铭文一隅。

在殷周族徽中，发现以人的身体动作形象单独构成或由人的身体动作形象结合其他元素组合构成的图形很多。如上表中的10幅图形均为以人物形象构图的族徽，族徽文字中的身体形象不一，有正面的有侧面的，有单人的有多人的，有持工具的，有赤手的，不同的身体动作形象和不同图形的组合用以表示不同的意义。 

二、古滇国青铜器文物中所见传统运动痕迹

古滇国（前278年—前109年），是中国古代西南边疆的割据政权，疆域主要在以滇池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历史学家惯称为滇族。古滇国地区青铜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墓地。在古滇国遗址中还出土了许多与人类身体活动有关的器物，如兵器、锄具，有装饰的铜鼓、扣饰、马具、陶瓷、铜牛等文物，展现了古滇国人民当时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也为探寻当时人民的运动痕迹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竞　渡

历史资料表明铜鼓是古滇国祭祀崇拜的主要对象之一，铜鼓上出现的一些竞渡图纹，推测竞渡是当时古滇人民的一项神圣活动，常被用于各种祭祀活动。竞渡图纹（图 1）： 船上共有 15 个人，穿着羽毛做成的带有尾巴的服饰。船头一人持小旗立于船头作指挥，其余 14人分为 7 小组，每 2 人 1 组肩并肩而坐，每个人手中持一桨在水中做滑动状，他们皆头微仰，口微张，动作整齐规范。最前面的一个人在举着旗子指挥着，行使着教练员的权利。2人1组表明当时滇族已明自在竞渡过程中分工合作的重要性, 两人肩并肩而立比两人一前一后或其他组合方式更有利于船只在水面上划行，有利于集中力量提高滑行速度。

（二）磨秋（秋千）

在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鼓图纹中，铜鼓侧面记录了当时磨秋的情节（图 2），图中央立一柱，顶端有一固定横轴，轴上有可转动的圆盘或滑轮，盘周系 4 条绳索，每条绳之端另系一个圆环。4 个人身着羽饰，最下面有一人在挥动着2 面小旗子，可能为教练员。其余 4 人每个人各持 1 环，做跳跃旋转状。并且荡到了秋千的最高点，或者是古滇国的秋千是从最高出向下跳的运动，说明荡秋千的技术很娴熟。从图中可以看出古滇国的秋千与现在的秋千有所不同，古滇国的秋千是在绳子末端有一横木秋千，参与者是用双手挽住横木，而现在的秋千则是用脚踩或用臀部坐在横木上。

（三）镖　牛

云南玉溪市江川县李家山 25 号墓出土的一件铜扣饰，反映了滇国祭祀过程中镖牛的场景（图 3 左侧图片显示）。牛的正面图像的右侧有一木桩，木桩上粗下细，最上面有一平台。一头牛被拴在木桩上，牛角上倒悬一幼童。图像中有一人被牛撂倒在地靠在木桩上作呻吟状，其余 3 人捆缚此牛。其中一人紧拉而栓住牛颈与前腿的绳索并绕于柱上，一人拉住系牛颈的绳索，另一人双手紧挽牛尾，控制牛不要乱动。从上述场面中可以看出，参与镖牛活动的人必须体格强壮，体格稍弱就会被牛撂倒。由图可见，古滇国人已总结出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缚牛方法。

（四）斗　牛

在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扣饰文物中有牛与其他动物，以及人与牛角力的场面。如图 3 中右侧描述的是晋宁石寨山出土的 3 人缚牛扣饰，展现了 3 人与牛争斗的场面，其中 2 人在后面控制住牛的尾部，一人在前面用绳子拴住牛的颈部和前腿然后试图把牛脚绊倒，推测在当时对于缚牛活动来说他们的缚牛技术已经到了一定的高度，而且缚牛活动在古滇国很流行或者它产生的年代久，否则难以呈现如此高超的缚牛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