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现代体育科学的形成与发展

1 、现代体育科学形成的前提

 现代体育和体育科学是相携同行的一对孪生兄弟，现代体育是体育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扫除中世纪神学和古代权威加在人体及人体运动的种种谬误，冲破设置千年的认识禁区，是正确认识人体和人体运动、孕育现代体育和体育科学的思想前提。

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使人和人体、人生成为讴歌的对象。宗教改革确立的“保持身体健康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职之一”的思想，使包括身体运动在内的娱乐不再被认为是亵渎神灵而成为虔敬上帝的事，使体育从贵族和骑士的小圈子逐步走向大众的生活，从而为体育科学活动提供了认识的对象和实验的场所。

 对人体和人体运动的新认识一旦与17世纪以来的科学革命相结合，体育科学的产生也就成为十分自然的事了。

 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达·芬奇已经认识到：“科学如果不是从实验中产生并以一种清晰实验结束，便是毫无用处的、充满谬误的，因为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培根从哲学上论证了实验对认识的重要意义，牛顿及其同时代的科学家则从实践上完善了实验方法，并使之成为近代以来科学活动的经典方法。在早期阶段，科学并不是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对科学的利用是少量、偶尔的。

 到了1 9世纪，科学不再处于附属的、咨询的地位：它开始改造旧工业，甚至创造完全新的工业。

 体育科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伴随着现代教育的兴起而逐渐形成的。 

2、早期的体育科学活动

 体育科学的形成直接得益于近代教育和医学的进步。文艺复兴以来对教育问题的研究不但促进了体育的教育化和课程化，也不断地丰富着人们 对体育的认识。对古代希腊、罗马教育和体育的研究，以及对奥林匹克遗址的考古发掘，成为推动那个时代现代新教育和体育理论产生的不竭动力。

 在自然科学领域，解剖学是最早摆脱古代谬误和神学控制的一门学科，紧接着，生理学也举起了反叛的大旗。

 达芬奇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认为是近代生理解剖学的始祖。他发现了血液的功能，认为血液对人体起着新陈代谢的作用，并认为了血液是不断循环的。他说血液不断的改造全身，把养料带到身体需要的各个部分，再把体内废物带走。达·芬奇研究过心脏，他发现心脏有四个腔，并画出了心脏瓣膜。他最早应用力学研究人体运动。100年后哈维证实和发展了达·芬奇的这些生理学成果。

比利时医生安·维萨里(A. Vesalius. 1514—1564) “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 ,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对古代权威提出挑战的学者。在1543年发表的《人体的构造》中，他指出了盖伦的许多错误。例如，他认为：左右心室之间不可能沟通；男人并不比女人少一根肋骨，人体中没有耶稣可用来使死人复活的“复活骨”等等。 他不但背叛了权威，而且亵渎了神灵，故因此而被迫离开了任教的帕多瓦大学。

 维萨里在巴黎大学的同学塞尔维特(M. Servetus，1511—15 5 3)西班牙医生，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然科学家，肺循环的发现者。把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发现了心、肺的间的人体小循环(1553)，并且否认人体内存在着三种灵气和两种不同的血液。这就为血液循环理论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

 英国生理学家哈维(1578一1657)通过对40多种动物的解剖和观察，证明了血液循环的普遍性。他在1616年的一次演讲中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在1628年出版了《动物的心血运动及解剖学研 究》一书，第一个把血液循环的动力归结为心脏肌肉的机械收缩，并预言在动脉和静脉的末端存着一种微小的通道(后来称为毛细血管)。1660 年哈维的预言便得到了证实。哈维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他的工作标志着新的生命科学的开始，哈维的发现打开了人类认识自身的道路，他的《心血运动论》标志着近代生理学的诞生，他因此而被尊为“现代生理学之父”。

  阿·波雷利 (G. A.Borellli,1608一1679)沿着达·芬奇和伽利略关于动物运动服从一般力学定律的思路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他在于1680年出版的遗著《论动物的运动》一书中，详细讨论了行走、跑、跳、 滑冰、举重等时所发生的机械运动。这样，对人体运动规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终于成为可能。

  对现代生理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另一位科学家，是瑞士生理学家哈勒。1757年哈勒在他的八卷本巨著《生理学纲要》 第一卷中，系统地叙述了当时所获得的生理学知识，对于呼吸生理以及神经、肌肉与运动的关系，对于肌肉的受激反应、肌肉运动与神经及脑的关系等，都作出了独到的页献，他因而被称为是“现代生理学和过去的分界线。”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教育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遗传学家的大量出色的研究成果，不但对现代体育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也推动了体育分科研究的发展。

  德国的菲特(1763—1836)是分科研究的先驱之一。他从1794年到1818年陆续出版的三卷本《体育辞典》第一卷为《体育史》，第二卷从解剖学和生理学角度对运动进行了分析，并运用数学和力学方法进行了描述。

  1836年，德国人韦伯兄弟(E. H. Weber. 1795-1878. F. W. Weber，806-1871)出版了《人走步器官的运动力学》，系统地分析了走、跑等动作的力学结构，奠定了劳动生理学和运动生物力学的基础。

  德国人施莱贝(D. G. M. Schreber，1808—1861)是最早从临床医学角度研究体育的学者之一，他的代表作是1852年出版的《运动医治法》和1855年出版的《室内医疗体操》。

 1889年，法国人格拉郎热发表了《身体练习的医疗措施》。

  1911年在德列斯汀国际卫生会议上正式使用了“运动医学”一词。

  1920年法国儒安维尔体育师范学院出版了《运动医学百科全 书》，对运动医学的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整理。1921年，该校又建立了生理实验室、解剖实验室和力学实验室、放射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开始系统地进行分科研究。

 人体测量研究开始于比利时人格特勒(1796一1874)。1861年法国人布洛卡(1824一1880)发明了多种人体测量仪器， 10年后格特勒出版了《人体测量学》一书。由于人体测量对于评价人体健康和发育等具有特殊的意义，因而很快就被广泛应用于体育科学研究中。

  1885年以后，人体测量和体力测定开始在美国广泛使用，1891年，美国体育促进会和基督教青年会采用了萨金特博士1849—1924) 制定的人体测量指标体系，用于测定和评价青少年的体质和健康状况。

  俄国生理学家谢切诺夫（1827-1905)通过实验证明了思维与肌肉、心理和生理活动过程、外在运动和内部器官功能间的关系，使人体运动的研究摆脱了单纯从组织、器官活动着手的传统方法，使体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有了进一步地深化。他发现身体练习不仅能够增强肌肉，而且还能提高动作的速度和精确性。

  俄国学者彼·弗·列斯加夫特(1837—1909)在对19世纪欧洲各主要体操流派和俄国体育问题进行长期研究和批判后，基于了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理论，提出了动作学习的四阶段理论：

①通过观察、比较和练习，最终掌握较简单的基本动作。

②通过增大动作的强度和难度，增强儿童的身体素质和活动能力。

③在练习中通过将自己的动作与别人的动作或周围物体进行比较，形成对活动效果预先做出判断的能力，以便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以最佳方式活动，并增强其本体感觉。

④在游戏、旅行或劳动过程中，采用更为复杂的活动形式完成上述三项练习，使儿童能在复杂环境中运用已经获得的动作技能。

  到20世纪初，现代体育科学中的主要学科都已经基本上脱离其生物医学的母学科，开始了独立的研究和发展。因此，斯宾塞才能够充满自信地兑：“生命的科学尽管还很粗糙，可是已经了解了一切有机体(包括人在内)发育上的某些基本原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紧张局势，引起了各国对身体和体育问题的普遍关注，随着体育在学校和军队中的广泛实施，体育的科学化进程大大加快。除了运动医学等发展较早的学科，运动心理学、体育社会学等新学科也开始形成。

  苏联在十月革命后立即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一批运动心理学实验室。 1922年，美国的戈·格里菲斯(C. R. Griffith)出版了《运动心理学》， 1924年成立的日本国立体育研究所也开展了运动生理学和运动心理学的研究。

  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德国体育方面的学位论文中，已经涵盖了运动医学、运动与成长发育、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劳动生理学等领域，显示体育和运动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统计学等学科已经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