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现代体育的发端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传统和现代只是相对的时间概念，并没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传统体育和现代体育的关系亦是如此。现代体育既包括历史流传下来并最终实现了现代转型的传统体育，也包括后来在现代社会中被发明创造的新兴体育。但是，无论是转型的还是新兴的，现代体育的形成都是一个发生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的动态过程。

一般认为，体育的现代化发端于英国，时间长度跨越了从工业革命的爆发至维多利亚时代结束的一个多世纪，即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晚期。首先，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是推动英国现代体育形成的最初力量源泉之一。自罗马帝国时期起，由天主教会主导的“政教合一”治理体系长期掌握着着欧洲地区的最高领导权。16世纪，欧洲各地纷纷发起对基督教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从而瓦解天主教的统治体系，并奠定了新教的领导地位。这一过程不但在经济上保障了资本主义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在文化上也解放了人的思想和意识，即倡导个人自由、平等和人性至上，并提倡竞争进取和科学求知。这为后来欧洲国家从封建社会过渡到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奠定了基础，也包括现代体育的形成和发展。

除了宗教改革运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文明的演进对英国现代体育的兴起同样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随着英国文明进程的进一步加速，上等阶层开始十分注重个人行为和修养的提升，而这种自我约束逐渐扩散到中下阶层；另一方面，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英国农业经济逐步解体，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发生了很大变化。自此，以企业资本家、城镇职工、工商业界精英为主要成员的新兴资产阶级群体不断壮大，并形成了城乡交融的二元生活方式。这两方面的社会变迁或促使了众多英国传统体育的流失，或实现了它们的现代转型。在“文明”观念的影响下，社会各阶层逐渐摒弃了有失教养的“暴力体育”，包括多种形式的决斗和搏斗；势力日渐庞大的新教，尤其是清教，把大多数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传统体育项目视为亵渎神灵和不务正业，导致宗教庆典活动期间的体育活动被温和的锻炼方式和项目取代，包括舞蹈和箭术等；生物科学的发展以及“物种平等”理念的提出，导致以玩虐动物为基础的传统体育逐一被禁制，包括掷鸡、饵牛和斗熊等；英国大众生活方式的变迁也导致了英国传统的乡村“田间运动”在组织形式上的变化，包括狩猎、射鸟、垂钓等。

一、西方近现代体育的特征

有关近现代体育的本质和特征，说法不一。就目前而言，美国学者阿伦·古特曼（Allen Guttmann）的解释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古特曼的经典体育史著作《从仪式到记录——现代体育的本质》指出：现代体育的本质特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而这些特征是系统地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

1. 世俗主义。即现代体育已从人们的宗教生活走向世俗生活的属性变化。在现代以前，几乎所有的身体运动形式，从最初出现时就带有祭祀性质，体育运动也常常被赋予宗教的含义。跑步、跳高、投掷、摔跤，甚至是后期出现的部分球类运动形式都曾在特定的宗教仪式或庆典中出现。古希腊的奥林匹亚竞技会正是当时盛大的宗教盛典，而其中的队列和赛车、运动会期间的献祭祭礼、颁奖仪式的橄榄冠授予等都具有其特定的宗教含义。西班牙斗牛也起源于杀牛祭神活动，古埃及的礼跑也曾是王室宗教礼仪的重要内容之一。反之，现代体育即使夹杂一些宗教仪式，也只是附带于运动竞赛；参与者即使在寻求神明的庇护，那也是一件世俗的事。也就是说，现代体育割裂了世俗与神圣的联系，断绝了人们对于超验世界的依恋。

2. 平等竞争。即现代体育提倡平等性，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平等；二是开展体育运动的条件平等。在古希腊，是否有资格参与比赛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城邦成员或亲属群体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来决定的。在英国阿什本，忏悔节举办的足球比赛中，参赛者往往根据各自年龄、婚姻状况和出身背景组队；在科夫堡，新工匠学徒一般在忏悔节被介绍给公众，活动及筵席经费由前一年结婚的成人负担，学徒之间的足球赛则被安排在圣灰节，各队队员在场上的位置则根据各自在行业内的地位决定。可见，当时的体育竞赛更多地出于宗教生活的规条需要，竞技能力和成绩则次之。反之，现代体育在同一规则的约束下，以成绩的普适准则为基础，无疑体现了平等原则。当然，现代体育竞赛规则下的平等竞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革过程。如英国的足球运动，最初只是乡村或者街头的无固定规则的游戏，如今已经演变为规则完备的运动项目。篮球运动也如此，从发明至今，篮球规则经历了百年变革而愈来愈完善，参赛者在统一的规则约束下平等竞争。当然，我们同时还要认识到，这种平等竞争也是相对的，竞技赛场或多或少存在着国家、种族、性别等方面的不平等。这些都是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平等流动所造成的。

3. 角色专门化。即现代体育根据个人技巧、力量和其它身体条件，在开展形式上有着明确的角色和分工，且每个角色都随着具体的训练而变得越来越专门化。在现代以前，体育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专门化，但这种特征并不明显，因为专业化在本质上有违于宗教教条提倡的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反之，现代体育的角色分工则十分明显。例如，在足球运动里，球队内的十一个球员都会被分配到场上某一个特别的位置，定义了他们的角色和主要活动区域。另外一些西方现代体育，如棒球和篮球，从其被发明之时就表现出高度专业化特性。篮球运动于1891年发明，当时已经对篮筐高度、比赛的得分计算方式进行了规定，第二年又制定了13条比赛规则，如不得抱球跑、不准有粗野动作等。随着篮球运动的发展，场上运动员的角色划分越来越清晰，包括前锋、后卫、中锋；棒球的角色划分更为精细，包括投手、捕手、一垒手、二垒手、游击手、三垒手、左外野手、中外野手、右外野手。

4. 理性化。首先，现代体育遵从人为的特定规则。即现代以前的体育规则很大程度上是“神灵赋予”的或者是由上等阶层确定的，而现代体育的规则是在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中演进的，并且需要满足人们的一定目的。例如狩猎，最初目的是获取食物、以求生存；后来贵族阶层制定简单的规则进行狩猎比赛，其目的是闲暇消遣；狩猎比赛在现代社会中演变为射箭比赛，更加纯粹地展现了人人公平参与的竞技精神。其次，现代体育以科学的手段推动运动技术和体育器材的发展。如运动竞赛学、运动心理学、运动生理学等相关的科学研究都为现代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再次，现代体育强调其社会功能。即有用性，也就是迎合现代的社会运行需求，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当然，现代以前的体育也有一定的工具性，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体育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作获取公民身份的一种手段。但是，现代社会体育的工具效用进一步被扩大化。参与现代体育的动机可能是休闲消遣，可能为获得荣誉，可能为获得经济收益，也可能是为了政治需要等。

5. 科层化治理。即现代体育在运行机制上趋于专门化和精细化作业。在现代以前，体育的开展常常是由宗教组织，或者由司仪、牧师等教会人员主持，其管理权很难落在世俗人手中。而现代体育由各个层级的组织和治理机构制定和统筹各个级别的体育活动。科层系统最重要的一项功能是保证规章制度的普遍适用。而另一项则是必须使竞赛的网络结构易于操作。也就是说，帮助体育比赛自下而上从地方比赛开始，然后发展成国家级比赛直至世界级比赛。

6. 可量化。在现代以前，体育运动的量化不是必须的。而现代体育的特点是试图将每一种竞技行为都变得可以量化，并且被测量得到。随着科学技术的推进，量化的精确度不断提高，诸如秒表的电子计时器已经可以精确到百分之一秒，甚至是千分之一秒，而且人们也更加重视这些微妙的时间差。另外，现代体育的量化指标已经实现了多样化。例如，篮球运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精细的统计项目，包括得分、篮板球、助攻、盖帽等。时至今日，现代体育的量化方式也已经从人工书写的记录发展到数字媒介和大数据时代了。也正是由于现代体育的可量化性，使之与多门自然科学结合，构成新的体育科学门类，如运动生物力学、体育信息化等综合性的交叉学科。

7. 追求记录。上述几项现代体育的特征，使得体育运动的开展有了明确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情，即记录的内容。但不同于原始社会或古代社会，现代意义上的体育记录不再是对活动开展或输赢状况的事情记载，而是追求突破运动记录的历史记载。因此，在现代体育中，记录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仅使得同场竞技的运动员之间的竞争成为可能，还可以使那些不同时间和空间里的运动员的竞争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这种对追求记录的痴迷，帮助我们实现了对宽泛的、跨越时空的人类极限突破的记忆书写，同时引发我们对现代体育更广泛和深入的认同。

二、西方现代体育的世界传播

英国现代体育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初步形成，而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现代体育逐渐被其它欧洲国家认可并广泛传播，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法国改革派贵族阶层，包括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本人，认为英国能在英法战争中最终战胜法国的原因之一，正是体育为英国培养了许多精英将领、军官和士兵。此外，他们还归因于英国人较为高效的办事能力，尤其体现在国家治理方面，而这些优势来源于体育教育和运动竞赛中对领导能力的塑造和培养。与此同时，现代体育的理念在北美地区也得到广泛传播。与英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北美地区的多项体育运动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而发明创造的，且有着明确的历史记载，如篮球和排球运动等。自此，随着西方国家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侵略，现代体育逐渐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尽管西方现代体育在不同社会的传播方式和接受程度不尽相同，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传播过程是基于帝国主义者两方面的需要：其一是殖民扩张，其二是宗教传播。

作为例证，英式体育在维持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统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就很好地说明了帝国主义者的殖民扩张与西方现代体育的世界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一，体育为英国殖民者培养了大批社会精英，并以此满足其帝国统治的实际需要。体育赋予了这些精英们勇气、体力和耐心，以及随和、自律和团队精神等优秀品质。维多利亚时代的印度行政参事会在筹建之时，管理层的首要招募标准就是必须拥有优秀的运动能力。同样，1899年苏丹政治服务部成立的时候，管理层的候选人大部分都是由来自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学校的导师推荐。面试时，优秀的运动能力是考察被试者的主要指标之一。第二，体育活动增强了移居海外的英帝居民的民族认同感。无论在英国本土还是殖民地，英国大众视体育为一项休闲文化。在殖民地中，英帝居民既是当权者，又是享乐阶层，而共同开展体育活动常常是这些海外英帝居民之间或与当地精英阶层的社交活动。正如赛马俱乐部在殖民地的建立就可以证明体育的这种社会融合功能。第三，体育成为英国殖民者展示其统治权威的工具。在海外殖民地，英国军官常常利用英式体育震慑本土居民。譬如，他们为了证明自身在印度的统治地位，经常在狩猎的过程中使用枪支，以成功地射杀数量更多的猎物。第四，体育帮助大英帝国在殖民地建立忠诚文化。英国殖民统治者不但在当地社会用体育俱乐部来建立社交生活圈，还致力于在当地灌输英式教育理念，特别是身体教育。因为身体教育是英式文化的精神载体，其蕴含的团结、责任与服务的品质和精神，能潜移默化当地的精英阶层，使他们融入英式的生活圈和文化圈。这种内在的文化认同变迁，能渐渐转化为对英国皇室的忠诚。

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者坚船利炮的殖民扩张，宗教传播是西方现代体育传向世界各地的另一重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承担着无可替代的角色。1844年6月6日，时年18岁的青年商人乔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 ）在英国伦敦创办了第一家基督教青年会，旨在解决工业革命末期大量新移民涌入英国大城市而带来的不良社会环境问题。除了开设查经班和组织宗教集会，基督教青年会还举办各种各样的康体活动以满足青年们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如阅读和体育活动等。基督教青年会很快就得到英国资产阶级及基督教会的大力支持，并逐渐对非基督教徒开放。仅十年间，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网络不但遍及英国，还扩展到欧洲各国和北美洲地区。1851年11月25日，加拿大首家基督教青年会在蒙特利尔成立；同年12月29日，美国首家基督教青年会在波士顿成立。1854年，美国和加拿大联合组成了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次年，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成立。自此，包括德、智、体、群的“四育”成为青年会的重要工作内容，尤其是对于北美基督教青年会。 1895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基督教青年会第二次世界大会上，体育事工得到正名，成为青年会一个重要的工作领域。随着基督教青年会的国际网络日趋成熟，西式的德、智、体、群“四育”被传遍世界各地。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成为西方现代体育传入中国的重要推动者。

 

埃克斯纳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旧貌

在近代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本土学校推广西方体育以及开办体育干事训练班，都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这使得青年会试图利用更为长效的培训机制以培养更多体育人才，即在中国建立体育专门学校。经过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全国青年协会体育专门学校于1917年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正式开办。据当时的学员焦湘宗回忆：该校学制为四年，前两年为基础课程，完成学业后可获颁修业学位并获体育员的称号；后两年为高级课程，完成学位后可获颁毕业学位并获体育师称号。毕业后，多数学员会回地方青年会任职或者到学校中担任体育教师。此外，基督教青年会还帮助学生出国深造。例如，在体育干事葛雷（J.H. Gray）的倡导下，青年会自1919年起每年输送一批体育人才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作为北美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培训基地，春田学院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体育家，其中包括：董守义、马约翰、郝伯阳、王毅诚、舒鸿、许民晖等。

1933年全运会春田大学同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