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停滞会导致社会结构出现定型化趋势，即社会结构的固化。

改革开放的80年代开始出现的社会阶层不很成形而且很不稳定；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出现定型化趋势：

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如居住格局（富人区，高尚社区，高档商品房小区，福利房，限价房，廉租房）；生活方式（消费，如依据交通工具，有人将人群划分为私车族、打车族、公车族和骑车族；文化消费，审美品味等，贵族俱乐部）；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分层化。

第二，阶层内部的认同开始形成；“我们感”与“他们感”的形成；贫富意识包括“仇富心理”的出现，同时出现“嫌贫心理”。

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向上流动十分困难，阶层相对凝固；经商的门槛越来越高，白手起家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第四，社会排斥以及阶层再生产机制的形成；社会歧视与社会排斥；

教育作为阶层再生产的机制；教育资源配置不平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大学校园中的分化，有人概括了大学里的五大部族：（大富之家、小康子弟、工薪阶层、困难生、特困生）的区隔；更有甚者，中国成都温江区某某镇中学，曾经将贫富学生用不同颜色的校服来区别：让有钱人家的孩子穿红色校服、教室有VCD、电视机，穷人家的孩子则穿蓝色衣服，分开管理。此举引起不少学生家长的不满，并指控校方在校内制造“两个世界”。这个“红蓝二色，一校两服”的“贵贱隔离”现象，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缩影。

令人瞩目的“二代”现象：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农民工二代；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二代”现象最突出地显示了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定型化的问题，即社会地位向下一代传递。平民的孩子无论怎样努力奋斗，无论如何聪明智慧，都难以改变命运，实现向上流动的梦想，在上学、就业、升迁等方面都存在不公正的社会安排。

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公很容易带来社会的矛盾冲突，不利于和谐、良性、有序和有活力社会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