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全球化的过程来看，乡村在每一社会发展进程中几乎都是呈衰退趋势的。当然，我们很容易想到，每一社会的学术研究要面对自己社会的变化和不同的问题。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人口比例的大多数的现状刚刚改变——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51.27%）。而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农村人口仍占到人口总数的70%，接近9亿人。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问题。

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市数量不断增加；二是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变革和趋势。

城市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出现而诞生（农业，人口增加，聚居于大河流域）；

城市的本质是“市”；城市是商业文明的产物，城市是市场秩序扩展所形成的无意识的结果，从历史上看，大部分城市位于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其因为正是因为在这些地方生产、交易活动比较方便，生产出的产品，容易通过方便的交通销售出去，可以说，城市首先是作为“市场”而存在的，市场有内在的扩张效应，当市场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过来时，城市的规模也就扩大了。

工业化带来城市数量的增加与城市规模的扩大；相较于农村社区，城市社区是指大多数人从事工商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社区。

城市的主角是“人”， 一是城市发展的推动者是人，千千万万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他们来城市谋生，带来了城镇发展所必需的智慧、资本、才能和体力，人的活动带来城市的繁荣；城市发展的目的是为人，而不是为了城市而城市，不能是只有规划不见人的城市化。

城市或许可以分为市场型城市与权力型城市，这两种城市有不同的发展驱动力。市场型城市利用人们的企业家精神，是自发成长的；而权力型城市利用权力来发展，是计划思维的产物。（朱海就）例如欧洲城市、美国城市与前苏联城市的不同就是不同的经济制度在城市空间上的反映。

在现代社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通常作为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活动的中心，辐射并影响周边的乡镇和农村。商业中心，金融中心，交通枢纽，行政中心，文化之都等，一些特大都市更是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与农村社区相比，都市生活的特点：（美国学者沃尔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性》）

生活更加丰富和复杂；

生活节奏更快，精确性要求高；

陌生人的社会，事本主义；

文化更为异质化；（职业，生活方式，信仰，观念，审美）

个人主义、个体自主性更强；但人可能更感觉孤独，无根。

城市化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和以人的交往、交换即商业活动为基本形式的城市化，如果背离这两个方面，就无法达成真正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的困境正在于此。

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是10.6%，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只有18-9%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市，表明长期以来城市化停滞不前。

农民工问题是最突出最典型的中国城市化困境的写照。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新的社会群体特征：他们与城市、乡村、企业、国家的关系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的强烈行动倾向正是其新的社会群体特征的反映。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将近一半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相比老一代，他们更为彻底地接受了都市生活方式，如消费模式发生转变、社会关系逐渐由亲属老乡网络转向同学同事网络、普遍使用互联网、认同城市价值观等等。以互联网的使用为例，新生代农民工中有85.7%的工人会上网，平均每天的上网时间长达2.7小时。他们自身的发展定位也主要放置在城市，打算未来继续在城市而非乡村发展的比例高达58.4%。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和接纳同时意味着对农村老家的疏离，他们中有44%的人完全没有务农经历。在企业中，他们也不再仅仅是埋头干活，挣钱吃饭，而是对规范的公司制度、工作本身的意义和个人发展前景产生了更高的期待和憧憬。调查表明，他们比老一代更加厌恶“农民工”这个提法，重新界定自身与国家的关系，获得完全公民身份的取向也更为强烈。这使得国家通过司法规制将农民工的维权行为限定在个体的、基本生存权范围内的传统做法难以为继。

新特征与旧体制的矛盾。这里所说的“旧体制”，是指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并延续了30年之久的“农民工生产体制”。在我们看来，“农民工生产体制”包括两个基本层面：“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与“工厂专制政体”。所谓“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完整过程分解开来。其中，“更新”部分如赡养父母、养育子女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住宅等安排交由他们所在乡村地区的老家去完成，而城镇和工厂只负担这些农民工个人劳动力日常“维持”的成本。同时国家通过一系列规制安排和政策措施，如户籍制度、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安排、高考招生政策、对劳工集体组织争议权利的约束等固化了这种制度。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是这一制度定型化的集中表现。

与此种“拆分型再生产制度”并存的往往是“工厂专制政体”，主要表现为生产过程中高强度、长时间的简单劳动、微薄的工资待遇、严苛的管理制度、肮脏、恶劣与危险的工作环境等。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9.6小时，平均每周工作5.9天，在这一点上与老一代相差无几。他们中有13.6%受过工伤，7.6%得过职业病。如果考虑到外出务工时间的因素，就可看出，他们甚至比老一代更多地受到伤害。此外，他们的平均月薪只有2,416元（2011年），相比老一代还低574元。新生代农民工新的社会群体特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再像老一代那样采取“候鸟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往返于城乡之间，而是注定有很大一部分人要在城市中长期居住、工作和生活，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整个过程。当这个趋势由于各种制度限制而难以实现的时候，必定产生新工人与旧体制之间的巨大张力。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社会群体特征与旧体制的矛盾，是引发新生代农民工积极进行各类抗争行动的根源。体制不改变，则冲突在所难免。

“农民工生产体制”同时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及农村趋于凋敝、乡愁不再；还有每年上亿人奔波于旅途的春运，成为中国大地上最独特也最令人叹息的风景。

概而言之，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仍然是制度性困境，需从制度变革入手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