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90年前后的原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被称为苏东剧变、东欧革命，指的是东欧及中欧的共产主义统治国家所发生的急剧政治变化。这一剧变过程最先在波兰出现，后来扩展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最后以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于1991年12月25日解体、十五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成立、部分加入独联体而告终，一般被认为标志着冷战的结束。这一系列事件中除了罗马尼亚是流血事件外，其他国家的事件都是用自由选举，由共产党和平地移交政权结束的，而所有东欧国家中，阿尔巴尼亚是最后一个共产党结束执政的国家。

这样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大转型是对社会科学研究提出的新挑战。面对原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同政治与社会取向的研究者做出了不同的理论反应。在福山宣告历史的终结之后（历史终结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唯一形式、而且是最后的形式。），以塞勒尼（Ivan Szelenyi）、伊亚尔（Gil Eyal）和唐斯利（Eleanor Townsley）等为代表的社会研究者，通过对苏东社会剧变的探索，试图讲述这些国家如何建造资本主义的故事，并由此提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理论。这一以新古典社会学作为理论标榜的研究强调的是“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即比较资本主义研究。而其“市场转型理论”则是在面对一种与传统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欧地区是一种在市场机制引入之前不存在私人所有者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技术-知识精英采纳了一种新的、独特的转型策略——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 

在了解国际转型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社会转型研究面对着不同的历史遗产与制度背景，较之于上述转型研究，其视角转换和特点如下：

从资本主义的比较研究到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面对布洛维所指称的“第二次大转变”的挑战，塞勒尼、金等社会学家试图提出“资本主义类型学”的范畴，把转向市场经济的前苏联、中、东欧和东亚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分门别类地纳入这个朝向资本主义运动的理论框架之中。与上述思路不尽相同的是，中国的转型社会学基于对制度背景的清醒认识和比较研究的脉络，从政体的断裂与延续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市场转型的独特过程和逻辑：苏东的市场转型是与政体的断裂关联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在大规模的市场转型发生之前，政体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就为名正言顺的、大规模的、以国家立法形式进行的市场转型提供了可能性。与苏东转型的这一特点非常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是在基本社会体制框架（特别是政治制度）和主导意识形态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渐进式”改革。这一独特过程所推动的“社会转变”可具体概括为如下特点：

1）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2）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3）主导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

这样一种比较视角下的社会转型研究与前述资本主义比较研究的区别之一在于比较焦点的不同：其更为关注的是权力与市场两种因素的组合模式及其对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意义，而不仅仅是社会转向何种资本主义。

这里所说的社会转型，是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并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过程。回首过去，这个转型过程既是中国过去30多年社会变革的主线，也是过去30多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源泉。然而，过去我们看这个转型过程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这个过程有一个起点即计划经济或权力支配一切的体制，还有一个终点就是市场经济以及宪政民主和法治，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到终点的转变过程。但在这个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在转型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由改革或转型过程本身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过程的发生；在转型中形成的那些“过渡性制度因素”，也会在其主导下，随时可能定型化。

这意味着，经济制度上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但是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上并没有相应的转变，没有转变的原因是强权压制造成的巨大阻力，而这种阻力下形成的市场经济也成为一种权力-市场经济。这就如同一个巨人，一条腿往前迈了，大踏步迈入市场经济，而另一条腿却使劲往后撤，其结果必然是中国社会的撕裂。其实今天中国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症结在哪里。关键在于特殊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非不能也，不为也。

孙立平提出的“转型陷阱”指的就是，在这种变革和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现在反思起来，中国的改革可以说先天不足。这种不足至少有两点是致命的。一是为改革设定的实用主义目标，即改革要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是要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缺乏明确的体制性目标，更谈不上实现这个目标的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二是所谓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过去我们一直沉浸在所谓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中，但恰恰是这种改革模式为“转型陷阱”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如同有人早就指出过的那样，本来应该在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之前解决的问题，都拖到了既得利益集团坐大之后。结果就是错失良机，做这些事情的条件已经一去不返。

中国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些最基本问题没有变化，一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一些新的情况不能成为我们忽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朝着另一个方向走的理由。正如秦晓指出的，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这个提醒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所特有，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体现的价值，绝不是某些地区或国家专有的价值，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拒绝，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困境，而且会恶化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实际上，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恰恰是我们陷入“转型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会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

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长久争论的话题。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不同标准和方式，二者其实并非绝然对立，非此即彼。在几乎所有社会中，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都会并存；只是一般而言，传统社会通常更强调和盛行特殊主义而现代社会普遍主义会获得更多的认同，毕竟，人类所构成的世界正变得愈来愈相似和关联紧密，人们的社会生活需要更多的共同准则与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尤其要特别警惕所谓“中国模式”产生的误导。近些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有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即处处将自己与世界主流文明对立起来，甚至将一些暂时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实际上条件成熟时应当加以摒弃的东西升华为中国模式。尹保云教授曾提出一个观点，中国陷入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的情况是正处于陷阱中的发展。他认为，现代化道路上还有三个没有受被充分认识的陷阱：第一是“大政府”的陷阱。观念上把政府看作是万能的，而政府则习惯于大包大揽，涉足各个领域，结果是市场和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扭曲和抑制；第二是依赖政府投资搞工业化和保增长的陷阱。它与“大政府”联系一起，常被当作一种立竿见影的办法，在急功近利政策的推动之下不知不觉地国有企业就膨胀起来了；第三是寻求文化自我的陷阱。发展中国家总是害怕丢掉自己的传统文化，习惯于在传统中寻求安全感，因此，总是企图把自己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结合而构建折衷的主流意识形态，结果是各种抵制现代化的观念久久得不到改变。

无论中国人多么坚定地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多么强烈地反对西方现代性并要形成自己的现代性，进而走出一条优越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不能以反对普世价值为宗旨，也不能背离人类文明的主流。除非我们不属于人类，或者根本就是苗草不分、是非不明、善恶不辨的一群。

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是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的动力。现在的许多问题，其实就是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这已经是整个社会的共识。但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件复杂而又困难的事情。对这样的改革采取慎重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慎重不是不改革。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我们认为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促进权力公开运作、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权力运作中的暗箱操作，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政治行政体制中的“癌症”。暗箱操作不仅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削弱政府行政能力的有效性，而且严重损害民众利益。事实上，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渗透于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一种现象。这是形成“转型陷阱”，并且使得走出“转型陷阱”的种种努力都不能见效的重要原因。问题是如何形成一种制度化的机制，从权力的公开运作开始，使权力成为一种能够受到制约的力量。实际上，不受制约的权力已经在不断给这个体制惹麻烦，只有使权力受到制约，社会才会有真正的长治久安。

社会转型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力量。公民的觉醒与能动性——公民的勇气、公民的能力和公民的智慧是创造性力量，也是社会活力与改革动力的不竭之源。体制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而非权力自身：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是在社会力量的逼迫下产生的；公平正义的规则是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形成的；公民社会是在公民的参与行动中生产出来的。走出停滞状态、恢复社会活力只能从公民的自觉和公民的行动开始。从现实的日常生活开始，为实现和保护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行动、而发声，我们将证明中国人不是另类，而是人类大家庭中生而平等的成员。而此行动的过程中也将站立起真正的人、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