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学产生于个人生活与社会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社会学的眼光即从社会结构的视角看待社会事实。
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the personal troubles of milieu)与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the public issues of social structure)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 ——出自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
C. Wright Mills (1916—1962),美国著名社会学家。1942年完成其博士论文《实用主义的社会学解释》(A Sociological Account of Pragmatism )。1945年开始到哥伦比亚大学任副教授。其思想、行为方式、教学和研究风格都带有桀骜不驯的特点。46岁英年早逝。美国社会学会会后来设定“米尔斯奖”,用以奖励优秀的社会学专门著作。
什么是社会学的想像力?
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够理解他们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因此,具有社会学想像力的人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发现现代社会的构架,通过这种想像力,个体性的焦虑不安就被体现为明确的社会性困扰,公众再不漠然,而是参与到这样的公共论题中。
—— 米尔斯
人们很少意识到,个人生活的模式和世界历史的轨迹之间有一种微妙的接合,造成烦恼的结构变迁是他们无法控制的。只要经济结构和秩序出现整体性的衰败,失业便不再是个人所能化解的问题;只要战争成为民族国家体系与全球工业化不均衡的内在属性,人们对此带来的困扰便无能为力……。洞察这一关系需要一种能够帮助人们运用资讯和发展理智的能力,即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personal troubles of milieu(私人的事情:一个人觉得他所珍惜的价值受到了威胁) 和the public issues of social structure(整体的历史社会的制度;不同情境交错互渗的方式;公共事务:人们觉得某些大众珍惜的价值受到了威胁)的区分和联系是社会学想象的一个基本工具。(常见的是态度要么是恐慌panic;要么是冷漠indifference apathy)
社会学要承担政治和学术的任务,迫切需要具备这样的心智品质。
“社会科学无不涉及启蒙与蒙昧之间的斗争。将社会科学想象成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举凡重大问题的一切真实解答都必须仰赖人类觉醒的层次”。
社会学是科学吗?
社会科学并不拥有像自然科学那样一般的、有力的理论;社会科学理论也不是用精确的数学模式表达的。
科学并不是一系列发现,而是发现的方法。科学是方法,通过它的理论得以表达并且经适当的观察得到检验。
社会学家能够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取得对人类社会的认知,这种认知不是表面的而是要深入到社会现象的本质;不是片面的而是系统、全面的。
社会科学要面对更为困难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有思想、会选择、能行动的主体(self-aware subject or agency),研究结果是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产物。
科学具备两项基本要素:
第一,解释必须采用理论形式;第二,理论必须是系统研究验证的对象。
社会学是经验性的,以客观的观察与逻辑的推论为方法,不以直观、玄想或超自然启示为研究根据。
社会学是理论的,透过抽象、概化、合乎逻辑的关系命题,对复杂的经验观察作简单、纯粹化的撮要;这个命题系统构成理论,用来说明并解释所研究社会现象间的因果关系。
社会学是累积的,通常透过不断检证、否证既有的理论与经验,在此基础上修正、说明并改善原有的社会学的知识。
社会学是价值中立的,它不是在寻求是非,判断善恶,而是在发现;不论所研究的社会学问题或社会行为是好是坏,研究者本身的价值立场为何,社会学只是尝试说明之。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导读
作者:孙中兴
(台湾大学 教授)
一、前言
美国已故的社会学家米尔斯(C.Wright Mills,1916—1962)至今仍是一位毁誉参半的名人;不过他所写的《社会学的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却几乎已经公认是社会学的经典之作。不管是美国或是全世界的社会学界,这本书真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现在,中文世界的有心读者,终于有缘借助一本精心翻译和校阅的中译本,可以不再靠着想像,来认识大名鼎鼎的《社会学的想像》。
这篇导读,希望能帮助读者更广泛地认识这本书和米尔斯这个人。导读我写就好了,正文还是要您自己读!
二、米尔斯的生平与重要时代背景
1.德州保险经纪人之子:看不出未来的童年与高中
米尔斯于1916年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瓦口(Waco)市。虽然他的首名(first name)叫查尔斯(Charles),可是他通常只是缩写的C,而不依一般习惯拼出全名;倒是一般人平常缩写的中名(middle name),他却将它全文拼出。所以一般人以英文写出他的全名时,一律以C. Wright Mills 为之,而几乎不用Charles W. Mills 或Charles Wright Mills。他的父亲是保险公司经纪人,母亲是家庭主妇。在童年的时候,因为父亲经常出差,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和祖母、母亲和姐姐一起度过的。
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他在高中以前在德州境内的几个城市搬来搬去。高中时进入德州首府达拉斯(Dallas)的达拉斯科技高中(Dallas Technical High School)就读。他在就学期间,曾经立志要成为工程师,并没有考虑到日后赖以为生和成名的社会学。当然,正如打错书人的“幼时志愿”一样,重点不在后来的实现,而在日后可以加以讲述地“年少轻狂”之一。
2.啼声初试:大学生涯中不可承受的轻
1934年毕业后,米尔斯18岁,进入德州的农工学院(Texas Agriculture and Mechanical College;Texas A.& M.)就读。他在学校曾经数度出现情绪不稳的情况。在19岁(1935年)那年,他因为误伤同学而受到同学的排挤。也许是因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想法,也许是学校的授意,他后来转学到德州大学的奥斯丁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米尔斯的人生从此开始走向社会学。
他主修社会学,因为表现优异,颇受到学校老师的重视。在学期间,他不仅获得1937—8年度的阿布莱特奖学金(Charles Durand Albrighe Scholarship),而且也曾当选为西南社会科学会(Southwester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学生会会长。这对米尔斯的自我肯定当然是十分有助益的。这也正是“塞翁失马”的另一个验证。
米尔斯于1939年6月5日从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毕业,同时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他所写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反省、行为和文化:一篇只是社会学的论文》(Reflection,Behavior and Culture:An Essay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这篇论文已经很清楚地显示了米尔斯日后学术生涯的第一条路。不过,现有的米尔斯传记文献中没有提到这篇论文的指导教授是谁。这篇论文一直未收入米尔斯出版的文集中,所以内容如何,也只有靠想像的了。
3.威斯康辛的博士生兼马利兰的副教授
从德州大学毕业后,米尔斯就转往威斯康辛(Wisconsin)州的威斯康辛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在该校的名师有以《圈外人》(Outsider)一书或“标签理论”(Labelling theory)著称的贝克(Howard Becker)以及后来和米尔斯数度学术合作的德裔学者葛特(Hans H. Gerth)。
他在威斯康辛就读的年代正是美国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正值二十三岁之年的米尔斯,原来应该为国效命疆场的,却因为身体检查不合格,而失去了见证世界大战的大好时机;当然,他也可能因此而捡回小命一条,得以在社会学界替人类的未来鞠躬尽瘁。
1941年,也就是米尔斯二十五岁那一年,他有机会到马利兰(Maryland)州的马利兰大学社会学系担任副教授,正式开展他的社会学教学生涯。不过,他并没有像许多兼职的博士生一样,荒废或延宕博士论文的撰写。在他二十六岁那年(1942年),米尔斯完成了博士论文《实用主义的社会学解释》(A Sociological Account of Pragmatism)。虽然如此,他却因为和指导教授贝克的关系不睦,所以指导教授在通过博士论文时特别附加“但书”,坚持要求米尔斯补休两个暑期一共十六周的课程,才能算毕业。贝克的这种附带要求,到底是否具有行政效力,恐怕不无疑问。事后从米尔斯的成绩单来看,他这几门课程都是“待补”(incomplete),大概也是不了了之(Horowitz,1983:52—3)。所以,博士学位显然是拿到了,不过,他不良的人际关系,并未因此结束。更“精彩的/糟糕的”还在后头!
4.教学生涯:从马利兰到纽约
米尔斯得到博士学位之后,仍然继续在马利兰大学任教。不过,从1942年到1945年之间,他已经开始透过当时纽约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以下简称“哥大”)社会学家和著名的知识分子贝尔(Daniel Bell),结识纽约的文坛重要人物。同时他也开始在贝尔主编的政论杂志《新领袖》(The New Leader)投稿。一直到三年后的1945年,米尔斯才有机会北上纽约工作。
米尔斯到纽约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哥大。不过,并不是一下子就进入社会学系,而是在当时哥大附设的“应用社会研究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职称是“劳工研究室主任”,先是兼差,后来才转为专任。当时他的顶头上司就是被他称之为抽象经验论代表人物的拉萨斯菲德(Paul F. Lazarsfeld)。后来他也在哥大社会学系任教,一直到他在1962年以四十六岁的英年早逝时,他还是哥大的副教授。
米尔斯在哥大的教学研究生涯对其个人来说,当然是相当正面的转捩点。他一生的重要著作都是到哥大以后才构思、执行和问世的;这些书籍是米尔斯闻名一般知识界及社会学界的重要依据。不过,他和哥大同僚之间的人际关系并未改善,这似乎是米尔斯一生改不掉的宿命。他的传记中不会讳言这一点(Horowitz,1983:76—113;Press,1978:13)。米尔斯对于当时哥大的两巨头之一,以方法见长的拉萨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显然十分不满,甚至在《社会学的想像》一书中称其作法为“抽象经验论”;不过对另一理论见长的莫顿(Robert K. Merton),却不会恶言相向。不过,我个人怀疑《社会学的想像》一书中第五章所批评的“穿梭于研究派和理论派之间”(Mills,1959:110)是在暗讽莫顿。
他和学生的关系似乎以大学部的人缘较佳,研究生则因人而异,且似乎是对当时社会学发展比较不满的人,特别容易受到米尔斯的影响。据当时和主流派走得比较近的研究生,后来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著名数学社会学家柯尔曼(James Coleman,1990),后来回忆1950年代在哥大社会学系读书的岁月时,对米尔斯的叙述就着墨不多;而另一位研究生,后来以批判帕深斯著称的若恩(Dennis Wrong,1990:13)则念念不忘米尔斯社会学对他的吸引力;他当时的研究助理葛雷泽(Nathan Glazer,1990:199)则记得,米尔斯虽然只在大学部授课,但却吸引了不少人旁听。他自己因为对当时的社会学研究取向颇为不满,也特别对米尔斯的社会学有好感。
米尔斯的上课方式,恐怕也是吸引学生的原因之一。有一则轶事可以生动地说明这种情况。以《寂寞的群众》(The Lonely Crowd)一书闻名的芮斯曼(David Riesman,1990:73,n40)曾举例说明米尔斯上课的“实况”:米尔斯在第一堂上课中,公然将他所穿的伞兵靴脱放在讨论桌上,并将上课所用到的文化人类学经典《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从教室的一端抛掷到另一端,宣称他才不会把生命浪费在研究一些小部落上。这种上课风格,自然也是毁誉参半。
5.日常生活中的展现:婚姻家庭生活、身体状况与其他
几乎和所有当代社会学家的传记一样,米尔斯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一直很难在现有的米尔斯传记和思想文献中找到详细的记载,也正因此,我们很难探索他的情感生活和学术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只知道米尔斯短暂而绚烂的一生中结过三次婚,和每一任妻子也都各生有一个小孩:1938年在转往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念书前,也就是二十二岁时,和史密斯(Dorothy Smith)女士结婚,据他自己当时在书信中透露,这场婚姻带给他不少的困扰,影响到他当时的学术表现;五年后的1943年,生下女儿帕美拉(Pamela);1947年三十一岁时和同僚哈波(Ruth Harper)女士结婚,小孩资料不详;第三任妻子是苏尔马克(Yaroslava Surmach)女士,他们于1959年结婚,当时米尔斯四十三岁,子女的资料也是不详,这场婚姻的第三年米尔斯就过世了。第三任妻子本身是艺术家,也是《社会学的想像》原书的封面设计人,恐怕也是在知性上和他最匹配的。
虽然米尔斯的家庭生活文献缺如,可是有些传记中对米尔斯的身体状况却有简要的记载。年轻时,他因为身体不合格而未服兵役;二十六岁时就检查出血压过高;整整二十年后,他在第四度心脏病发作后就一命呜呼。此外,他宣称在一个月内和他上床的女人书目就会让西洋传说中的风流唐璜(Don Juan)一辈子都自叹弗如(Horowitz,1983:6)。对于一个有心脏病史的人来说,此话恐怕是理想大过现实。
6.盖棺定论的“米尔斯奖”
认识米尔斯的人,几乎都一致对他的书籍赞誉有加,可是对他的为人却极不以为然。不知和此盖棺定论是否有关,美国社会学学会后来把经该会评审认定的优秀社会学专门著作,都颁发“米尔斯奖”(C.Wright Mills Award),用以鼓励来者,兼及纪念往者。这可以算是美国社会学界对米尔斯学术生涯的最好评价。
三、米尔斯的著作和《社会学的想像》
在米尔斯的著作脉络中,《社会学的想像》是一本相当晚期的作品。因为米尔斯生前的作品,除了博士论文和一篇未刊稿之外,几乎都在生前依照他的写作顺序出版,所以相对其他死后才搏得盛名的作者而言,要从他的著作目录来了解他的思想发展是相当容易的。而且,从他著作出版的情形来看,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几个阶段和专长领域的发展。
米尔斯写作的第一个专长领域是在知识社会学方面。这个时期约略可以算是1939年自他二十三岁时起,一直到1946年他三十岁为止。在这个阶段内,他写的硕、博士论文都是和知识社会学相关的主题:《反省、行为和文化:一篇知识社会学的论文》和《社会学和实用主义:美国的高等教育》。此外,还有一篇针对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的《中国思想》一书所写的书评,<古代中国的语言和思想:葛兰言对知识社会学的贡献>(The Language and Ideas of Anvient China:Marcel Granet's Contribution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也在副标题上清楚地说明了文章的范畴。除了上面三篇生前未发表的文献之外,米尔斯分别在1939年和1940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发表的和知识社会学有关的学术论文,也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文献;<语文、逻辑和文化>(Language,Logic,and Culture)以及<情境行动和动机语汇>(Situated Action and Vocabularies of Motives)。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他的文集《权力、政治和人民》(Power,Politics and People)。米尔斯这方面的专长,和莫顿在同一领域的贡献,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美国知识社会学的“双壁”(Eldridge,1983:112)。
米尔斯的第二个专长领域是美国社会阶层的研究。从1948年他三十二岁起,一直到1956年他四十岁为止的八年期间,他先后所出版的《权力新贵:美国劳动领袖》(The New Men of Power:America's Labor Leader,1948)、《白领:美国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