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中的行动层面通常只有个体行动，少有集体行为，更少社会运动；革命的可能性有待研究。我们社会中大量出现的被称为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值得观察和研究：性质、起因、过程、逻辑，特别是事件结束后留下了什么？（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近年主编的《社会蓝皮书》，从1993年到2003年，全国每年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从1万起增加到了7.4万起，参与人数也从73万人增加到376万人，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近年全国群体性事件每年超过十几万多。其中起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一半左右，环境污染和劳动争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30%左右，其他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20%左右。）

如果以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来观照中国社会，人们会发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很难出现。原因在于，中国长期以来“总体性社会”的特点——国家垄断着绝大部分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信息，是一个权力导向的社会，因而造成对社会运动两个致命的约束：资源匮乏和意识形态陷阱。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社会运动存在着意识形态陷阱，例如集体上访运动，上访者绝非谋求对体制的反叛和对抗，而是因基层官员对体制的破坏而来寻求高层的保护，因而上访者所使用的理由和话语恰恰是维护体制的话语即官方主流话语（“群众利益无小事，三个代表在基层”；“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许多基层维权活动和反抗活动也具有这一特点。

在北京绝大多数人都不太了解前些年就在他们身边有一个叫“上访村”的地方，更少有人会有兴趣了解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北京南站附近叫做东庄的不起眼的城中村。这个乡村因为它优越的地理位置――靠近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室、中办国办信访局、全国人大信访办，而成为怀着同一个目的来自五湖四海上访公民们在首都的聚集地。但是常年在外上访的公民是无力负担首都昂贵的生活费用的，因此上访村里家庭小旅馆往往成为他们的奔波中的落脚点。当然把他们付费居住的地方成为旅馆实在很勉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必要的生活设施和旅馆主人提供的服务，将近20个人居住在一间类似于学生宿舍的小屋之中，狭窄的床板翻身都很困难，每天一个人的床位费在几元之间，即使这样的条件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也显得过于奢侈，所以很多人都在陶然桥附近的地下通道和桥洞里露宿，拣一个装家电的硬纸盒加上一张塑料布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很少有人上餐馆吃饭，他们很多人的标准饮食是在菜场下市的时候拣一些菜叶子，放些盐巴，用拾来的柴禾煮着当菜吃，有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生起一小堆火在铁路边“吃烧烤”，走近你会看见主要是一些菜叶子，甚至有人烤桔子皮吃，最高档的不过是一些切的很小的火腿肠块。为了节省车费，每天一早他们便起来，步行赶往各个信访接待处排队，或者守候在某些政府机关的门口告地状，直到下午在陆续回到落脚的地方。他们在北京没有正式工作，有时候去到站停靠的列车帮乘务员打扫车厢，清扫一节车厢的收入是人民币2元，垃圾场拣一些废品，一个空易拉罐，可卖一毛多钱，这些收入将用来维持他们在北京的“生活”。每年冬季来临是他们最难过的时节，经常有人病、冻而死。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断了回家的念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他们的申诉，不知何年何月是尽头。

冤屈、讨个公道：当一个缺乏权力资源支持的受害者试图讨回公道时，往往遇到的是一张由利益和关系编织起来网，自己像撞进蛛网里的甲虫一样处处碰壁而越挣扎便陷得越深，最后摆在他们面前的将只有两条道路，最普遍的选择往往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咽，中国老百姓在遭遇伤害和欺凌时表现出的忍耐和坚忍是著名的；而当忍无可忍时，试图向上级行政机关讨回公道便几乎成了唯一的出路。

上访、“缠访”与“截访”：

 制度的困境与悖论：国家级的信访接待单位其实没有可以代替地方司法部门的人力和职权，不可能专门去调查每一个上访者所反映的冤情是否属实，在工作流程上还是会把问题转回当地政府部门处理，所以也有人把信访办戏称为“信转办”，于是一个问题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最多是对地方产生督促作用，而表现在统计中的结论便是“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根据一些信访部门自己的统计，上访问题“90％以上得到解决”，可按照上访公民自己的反映则大不一样。学者于建嵘的统计结果是上访问题得到解决的千分之二都不到。如此有人只有用自己的生命作最后一次悲壮的抗议，但即使这样最后的抗争最后也往往会被冠以“非法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2004年4月3日的《京华时报》的大幅标题称“北京维护群众上访秩序，上访时自焚将被追究责任”。 

上访是采取法治之外的路径解决权利受损的问题，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这是一个永远走不出去的怪圈，是一条不归路。

（参战老兵、复转军人的集体上访，非常有组织有秩序的集体行动，但仍然未能实现其利益诉求。）

中国社会并非完全不存在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处于社会急剧变迁和大规模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每天都在上演着大量的个体或群体性的抗争。当今至少有这样几类带有社会运动性质的集体行动：民间环保运动、民间对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运动、集体上访运动、女权运动、劳工运动、以维权为特点的都市运动等等。它们虽然不是西方典型意义上的社会运动，但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下有其独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