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社会学大师都对社会现代化的内容进行过探寻，斯宾塞的功能“分化”（differentiation）概念；涂尔干的社会整合机制的分析；韦伯“理性化”作为社会现代化核心内容的观点等等。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宗教是一种独立于人、凌驾于人之上、对人的行为和社会伦理有很大影响的一种力量。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宗教伦理的变化有密切关系的。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需要物质上的前提，也需要精神上的条件。物质前提是指资本，精神条件则是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在西欧造成资本主义精神的力量就是宗教改革，即加尔文教派在宗教改革中提出的有着显著特点的新的教义：第一，原来的教义认为，个人是不能同上帝直接对话的，只有通过集体的宗教仪式才能与上帝沟通。而新教义则主张，人只要有信仰，无须任何中介人或代祷者，信仰使人得以与上帝面对面，无须任何受造之物居乎其间，就可以获得上帝的恩宠与救赎。如此教徒之间就不再是一种兄弟关系，进行经济上的竞争、放债取利成为一种无可非议的正当行为。个人主义得到肯定和鼓励。第二，救赎观念的改变。改革之前的教义认为，能否得救取决于个人后天的努力，即信仰是否虔诚，是否经常参加祈祷。而加尔文教派却提出“先定说”，即认为个人的命运、个人的事业成败、个人的灵魂得救与否都是由上帝的旨意所先定的——上帝自创世以来就把人分为“选民”与“弃民”，这是人无法更改的，但是人却可以通过在这个世界上的活动去验证自己是不是选民，验证的标志就是人在尘世间的事业是否成功。财富是得到神的恩宠的人获得成功的标志，加尔文：一个人所以发家致富决不在他的品德、智慧或勤劳，而完全是靠上帝的恩赐。被上帝挑选的人是上帝的工具，要勤勉于天职（calling），要节俭禁欲，把得到的钱作为资本去投资赢利，而不是像封建贵族和土地主那样把钱用于奢侈挥霍和浪费。恰恰是通过世俗生活的实践来证成宗教神圣的超验价值。

我们可以看到，16世纪的欧洲，这种新的宗教伦理造成了一种促进资本主义发达的气氛，努力工作、个人主义和竞争的价值观念构成资本主义精神，而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

其后韦伯又写了《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和《印度的宗教》两书，以说明在16、7世纪的西欧、中国、印度都具备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前提，但就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而言，只有西欧具备。正因为如此，东方仍停滞在原来的状态，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的进程，原因在于东方没有发生理性化的过程，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精神。

趋同论的主要观点即认为西方国家的现状就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未来或将要达到的结果。现代化理论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将会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地具有现代社会的共同特征。著名的现代化理论家艾森斯塔特说：“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虽然他们承认有些社会的现代化并未成功，而且向着现代迈进的国家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但他们的基本判断依然是，现代化不成功只是暂时的现象，而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差别将在现代化完成时消失。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工业市场经济、持续的经济增长、大规模的科层组织、较高的识字率、正规教育的普及、不平等的程度降低、社会流动增加、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城市化、宗教影响力的衰落、现代价值体系确立、适应变迁的结构特性等。

“社会趋同论”的主要根据是认为技术和工业化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决定社会政治、社会结构的重大力量，而工业化则是决定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又一重要力量，由于科学技术和工业化都具有普遍性，因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化的深入，受其制约的社会结构必然发生趋同。相反，文化和情感等偏于非理性的因素都不能从根本上影响社会结构。丹尼尔·贝尔在50年代出版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就认为，意识形态已经不再能够影响社会，这将导致经过现代化过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会进入同一的社会形态的结论。但近年来，不同社会的各不相同的现代化实际过程已经让社会趋同论受到许多批评，因为其理论基础实际上是一种技术决定论和单线进化论，忽视了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对现代化过程的影响。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各国的制度条件、历史文化传统各不相同，现代化的目标和道路也会有所不同，因而每个国家可能都会有现代化的特殊路径，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既然都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也必然会有共同的东西存在。如果一味以国情特殊为借口，处处与西方对着干，拒绝接受西方国家先进的同时体现为人类文明发展共同方向的东西，也同样极不可取。事实上，推崇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也正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这是令人深思的。

大约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受到来自依附理论的强有力挑战。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主要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学者和美国比较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研究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依附理论的核心内容并不在于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而是探讨有些国家为什么没有实现现代化。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一些曾是殖民地、现在仍处于不发达状态的第三世界国家。

在依附理论内部不同观点的分歧也很尖锐，特别是其激进派和保守派在理论上存在严重对立，但从方法论上看，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反对局部分析（partial analysis）和社会内部（intrasocietal analysis）分析，提倡世界分析（world analysis）。其基本假设是：第一，不应当单独地分析社会发展，而应从世界系统考察问题；第二，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外来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具体而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处于同一阶段，不过一方是处于中心或都市的地位，另一方则是处于卫星或边陲的地位。据此，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条件，而发达国家的发达正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功，但主要是依附于西方国家而得到发展，而在这种发展中，往往是西方国家受益，第三世界国家受害。在依附理论家看来，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国家形成一个世界系统，在其中，西方国家成为大都会，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卫星国。除非摆脱西方国家的统治，否则第三世界国家不可能发展起来。因此他们积极提倡“脱钩”战略。

他们突出研究了二战以后的依附形式：巴西社会学家桑托斯曾把依附的形式分为三种类型：殖民地型依附、金融依附、工业依附。而二战以后，依附的主要形式是技术—工业依附，利用跨国公司进行统治和剥削，造成资本、技术和政治上的依赖。

依附理论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状态应负的责任，以及第三世界国家要走现代化道路必须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但是它过于关注社会现代化的外部条件，忽视了社会内部条件的分析。依附理论在风靡了十几年后，在7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

代之而起的就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论（World System Theory）。比较一下不难发现，世界体系论与依附理论之间有着明显的承接关系。两者都强调整体性分析——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而不能把各个社会和国家看成是孤立的；两者都认为，不同类型和不同发展状态的国家，并不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是同处于资本主义时代，是整体的阶段；两者都认为，目前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是这个整体造成的，正是发达国家的发达导致了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在这个世界整体中，即使是各个国家内部的差异、矛盾、冲突也须放到世界体系中去认识。

但仔细分析，可以看到，这两种理论存在着重要的不同之处：

第一，依附理论所讲的依赖是单向的，专指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世界体系论则认为依赖是双向，他们认为：古代社会世界的各个部分不是互相依存的，也不存在一个世界体系。而当今这个世界体系中，实行世界性的区域分工，各个地区履行不同的经济职能。因而不仅各个部分相互依存，更重要的是，各个部分都要依赖于这个整体。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结构位置（如世界制造业中心）。

第二，世界体系论将世界体系划分为“中心、半边陲、边陲”三个等级。不同等级的国家的机能不同，存在着重要的差别。人们仍然批评这样的划分过于笼统。

第三，强调世界体系中的三级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边陲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陲甚至中心的位置，但前提是上面必须有“空位”存在。因而，在沃勒斯坦看来，发展的意义主要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实现自己的“升级”——向上流动。

简而言之，理论分析表明：现代化的进程是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从情感取向到理性取向，从特殊主义到普遍主义，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