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通常生活在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群体之中;不同群体亦有着各不相同的利益,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社会群体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单元,也是构成社会的结构要素,在个体与社会中间起着重要的中介沟通作用。
社会群体是指一群有着特定社会关系的人通过持续的社会互动而形成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能够满足群体成员的工具性需求和情感性需要。群体成员有持续性的交往互动(临时性聚集如电影院、公交车、某公共场所的人群不在其内);群体成员有相对共同的群体意识与群体认同(群内群外的区分);群体成员遵循一定的共同规范和具有共同行动的能力。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共同体与社会》(1887),用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分法表达了欧洲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社会整合模式的变化。
Gemeinschaft, Community, 社区,共同体——主要指以乡村、小城镇为主的传统社会,其中的人际关系建立在自然意志之上,以血缘、情感、传统与共同纽带等作为整合的力量;是一个同质性强且具有强烈认同感的共同体。
Gesellschaft, Society, 社会—— 主要表现形式为城市社会,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其中的人际关系建立在理性意志之上,理性与契约成为社会连接机制;是一个充满个人主义和情感中立的异质性社会。
汉娜.阿伦特指出:行动表现了我们最高的潜能和可能性、独特性,通过行动我们方能被他人感知,并参与超越于我们自身的事务中。行动是至高无上的人性的形式,没有行动的生命“简直是死寂一片,它不再是一种人类生活,因为此时人不再生活于人与人之间”。(《人的条件》又名积极生活)
行动的政治意涵还在于其公共性。阿伦特认为,行动根植于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而通过“言”“行”的展示,我们得以进入人类世界这个“公共领域”(polis)。公共领域与行动彼此交织、相互依存。公共领域是行动和相互交谈的场所,言与行(word and deed)是创造公共领域的能力,这是一个自由的领域,一个“真正的人”的领域。正是由于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共生活,因而阿伦特赞美雅典城邦,认为其特殊意义在于,“由于雅典人在一起行动和说话,雅典成为一个人民的组织。”积极生活才是真正意义上人的存在;行动与言说的人才是自由的人;公共生活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
若没有相应的社会关系,缺少公共生活,人就会变成孤独、冷漠、脆弱的原子化个体。
自2010年1月23日富士康员工第一跳起至2010年11月5日,富士康发生14起跳楼事件,引起社会各界乃至全球的关注。事件发生后,厂方和许多人将工人自杀原因归结为个人经历和心理原因,进而解决办法也诉诸于个体——心理辅导,请五台山高僧做法事等。
缺失了正常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和社会支持,因无助绝望而走向绝路就不是不能理解的。
社会关系的原子化:在对1949年之后的新型的社会关系的特征进行描述的时候,有人提出了原子化(atomization)这一概念。克恩豪塞(William Kornhauser)在《大众社会的政治学》一书中,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在《极权主义社会的独特特征》一文中,均对原子化的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在他们看来,这种社会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个人之间的联系是很少的,而这些个人之间的联系也主要是通过与一个共同的权威的联系才得以建立,而不是直接发生联系,不是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的群体之中。他们认为,这并不仅仅是由于保护权力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消除进行社会动员的障碍。
可以将原子化的含义确定为两个方面,一是说个人间社会联系的薄弱,二是说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形式行动的。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社会联系的薄弱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原子论者所说的那样,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联系就不存在了,而是说,这种直接的联系在简单化,在明显变弱。
而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这种原子化的趋势则表现为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往往是以个人为单位而不是以群体为单位行动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中,政治行动者往往是个人而不是群体。
正是在这后一点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关系表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明显差异。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职业和阶层往往是形成群体性的重要基础,而在中国社会中,无论阶层还是职业群体,都是不发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