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是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在当今的社会现实中也呈现为极为繁盛的局面;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在社会学中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每天都上演着大量个体性或集体性的抗争,不同社会结构层面的“断裂”正在发生。研究较少:学科传统——受美国社会学影响,组织与分层研究成为社会学主流,对社会变迁的研究相对较弱;政治背景(维稳体制)——社会运动对政权的颠覆性。其实对社会运动的研究有助于增进对社会运动一般规律的了解,对化解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和提高政府执政能力都有积极作用。
定义:
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和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都是人们异于常规的(novel, acting in unusual ways, outside of conventional channels)、关乎社会变迁的行动(actions related to social change)。
集体行为: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体制外政治行为。(群体性事件)
社会运动: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某些特定社会变迁的体制外政治行为。
革命: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体制外政治行为。
人们有组织地按照一定计划、有目标的行动即为社会运动;而缺少组织和目标、计划的关乎社会变迁的群体行动即为集体行动;这些行动可以引发、阻碍社会变迁或是对社会变迁的反应。集体行动有时可以发展成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带来社会制度的改变,例如现在的新潮时尚就可能成为明天的习俗和传统。对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都是在社会变迁的视野下进行研究的,它们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来源。(与选举、政府会议和官方集会等体制内常规政治行为相区别。在西方社会中,以前处于体制外的政治组织,以及罢工、示威、静坐等政治活动几乎都已经合法化,被全面或部分地纳入体制轨道;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娴熟地运用抗议性手段为自己牟取利益。由此有学者称西方社会为“社会运动社会”。)
当大多数社会运动被体制化以后,西方社会的社会运动总量大大地加,而这些运动对社会的破坏力却变得越来越小,对政体的冲击力也越来越弱。这就是说,随着社会运动的体制化,发生大规模骚乱,尤其是革命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如赵鼎新所言:一个国家内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以及发生颠覆性革命的可能性,从根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将一般社会运动体制化的能力,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性质及与之相关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社会运动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问题上:1、社会运动为什么会发生;2、社会运动的发展有什么规律;3、社会运动的后果。
1940-1950年代:社会运动理论主要表现为心理学范式、精神分析范式、大众社会范式。主要以个体为分析单位,对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给予非理性的评价(勒庞的群众心理学、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模式(value-added model)、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的循环反应理论)。
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value-added approach, 1962):只有当这六个特定条件在特定情况下结合起来或相互作用时才能导致集体行为的产生。六个因素都是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随着这些因素自上而下形成,发生集体行为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一旦具备了六个因素,集体行为就必然发生。
1960-1970年代:
结构张力理论(structural strain theories)。主要关注结构约束下的理性行动策略,主要流派有结构张力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和结构马克思主义。强调组织动员的作用和手段理性。
资源动员理论: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1978)认为,一个成功的集体行为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参与者的利益驱动(interest),参与者的组织能力(organization),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mobilization),个体加入社会运动的阻碍或推动因素(repression / facilitation),政治机会或威胁(opportunity / threat),运动群体所具有的权力(power),这些因素是通过特定的组合对集体行为的形成和进程产生影响的。由于该模型的核心是社会运动的动员,因此被称为动员模型。
政治过程理论:查尔斯.梯利、麦克亚当(McAdam, 1982),汲取了资源动员理论的政治过程理论强调社会运动和革命是一个政治过程,运动参与者的利益和理性选择、组织和资源以及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的发起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关注点从宏观结构转向更多地关注微观机制。认为政治机会决定着行动者如何界定他们的目标和在达成目标过程中如何进行组织,构成动员潜力转化为行动的关键因素。较晚近的研究则把机会结构看作一个动态过程,而且运动有生产新的机会结构的可能。
1980年代:
欧洲新社会运动论将社会运动理论带入新的发展阶段。不仅强调社会运动组织的重要性,而且强调话语、心态和集体认同(意识)的重要性,提出文化框构(cultural framings)和共同感(common sense)等重要分析性概念,指出政治文化在塑造运动话语和符号行为中的作用。
新社会运动论:以阿兰·图汉(Touraine, 1981)、梅卢西(Melucci, 1989)等为代表。欧洲与美国的社会运动一直是平行发展的。欧洲社会运动理论强调的是社会变迁、社会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文化、认同感、话语和合法性在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作用。它融汇了欧洲19世纪以来的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三大社会学传统。强调导致社会运动的结构性原因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即符号的生产和意义的建构,文化认同和社会建构,因而新社会运动也是一种政治认同。
总体而言,当前的社会运动理论呈现出一种综合的趋势,社会心理学和组织研究、结构理论和话语分析等都可在此综合趋势中找到位置。从强调结构与客观条件转向更多地强调过程和机制。赵鼎新:虽然没有一个解释社会运动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模型,但可以概括出几个研究的指示性角度,即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之产生和发展的宏观因素:变迁、结构、话语。而这三大视角的核心和有机连接点就是国家-社会关系。社会运动应放在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下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