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中国抗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在战略防御阶段，日本侵略者以国民党军队为主要作战对象。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国民党军队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会战等一系列大战役。1938年3月，李宗仁等部进行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歼灭日军1万余人。

国民党军队的爱国将士，表现了空前的民族义愤和抗战热情。在北平南苑的战斗中，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在淞沪会战中，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率孤军据守四行仓库（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四家银行共同出资建设的仓库），被上海市民誉为“八百壮士”。

在这个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其政策的重点还是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但是，正面战场除了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外，其他战役几乎都是以退却、失败而结束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客观原因，是由于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日军占很大的优势；主观原因，则是国民党战略指导方针上的失误。蒋介石集团在决心抗战的同时，却又害怕群众的广泛动员可能危及自身的统治，因而实行的是片面抗战的路线，即不敢放手发动和武装民众，将希望单纯寄托在政府和正规军的抵抗上；在战略战术上，没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而是进行单纯的阵地防御战。这就使得大多数作战未能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并在短时间内丧失了大片国土。

1937年11月，日军攻占上海，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中国西部大部分地区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实际管辖区，人们通常称之为国民党统治区（又称大后方）。

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实行过若干有利于抗战的政策。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聘请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同年6月，国民参政会成立。国民参政会虽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而是受国民党控制的最高咨询机关，但它的成立还是为各党派、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开发表政见的讲坛。国民政府对庞杂的经济行政机构也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整，只是机构膨胀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东部沿海地区一批重要工厂企业迁移到内地，为西部地区经济开发、支持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分别由北平、天津迁往昆明，合并组建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上海等地还有其他一些大学、中学、专科学校迁往西南的重庆、遵义等地以及西北的一些地方。爱国师生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坚持进行教学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二、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在重申坚持持久抗战的同时，其对内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还将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标志着国民党政府逐步转变为消极抗战。

日军在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为了巩固占领区，继续对国民党军队发动过若干次进攻性打击。国民党军队也进行过几次较大的战役。国民政府大体上保住了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1939年12月，在桂南会战中，以第五军为主力的国民党军队曾攻克昆仑关，消灭日军4000余人。1940年5月，在枣宜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激战中殉国。但是，这个时期国民党对抗战在全局上逐渐趋向消极，基本上实行保守的收缩战略，以便保存实力；同时又抽岀相当多的兵力用来限制、打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制造了多次的反共“摩擦”事件。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美、英对日宣战。不久，由美国方面提议设立中国战区。为了配合英、美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命令各战区发起攻击。1942年元旦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曾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日军死伤5万余人。同年2月，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陆军第二OO师师长戴安澜在缅北殉国。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敌后战场开始局部反攻的有利条件下，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却日益下降。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军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在这次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遭到大溃败。军队损失50多万兵力，丢失拥有146座大小城市、6000万人口的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在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方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方面又在实际上扩张官僚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一方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一方面又在实际上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豫湘桂大溃败则成为大后方人心变动的重要转折点，越来越多的人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失去了信任。国民党统治区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陷入深刻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