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一、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及其原因

从1840年至1919年的80年间，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这些斗争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历次的反侵略战争，都是以中国失败、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的。其原因，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一是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前者则是更根本的原因。因为正是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才使得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

社会制度的腐败1840年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中国的清王朝，从皇帝到权贵，大多昏庸愚昧，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御敌之策。许多官员贪污腐化，克扣军饷。不少将帅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他们大多害怕拥有坚船利炮的外国侵略者，甚至为了自身的私利，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们尤其害怕人民群众，担心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以后可能危及自身的统治，所以，常常压制与破坏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在这样腐败、无能的政府领导和指挥下的战争，怎么可能不失败？

鸦片战争中，禁烟抗英有功的大臣如林则徐、邓廷桢等被革职查办，甚至发配充军；而主张对敌妥协的琦善等人反而受到重用。钦差大臣奕山到广东，竟然把人民群众诬蔑为“汉奸”，主张“防民甚于防寇”。清政府特别害怕战争持续下去，会引发农民起义，因而急于向英国侵略者谋求妥协，为此不惜割地、赔款。

在中法战争后期，1885年3月，爱国将领冯子材指挥清军在中越边境前线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使法国侵略者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茄费理内阁还为此而垮台。可是清政府当权者却力主避战求和，接受法国条件，签订《中法新约》，并下令前线清军停战撤兵。中法战争最终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而告结束。

中日甲午战争时，清廷为筹办慈禧太后六十岁生日庆典，除要求各级官员报效外，还提用户部饷银和边防经费，甚至挪用海军军费。大小官员考虑的头等大事不是如何抵抗外敌，而是给皇太后送什么礼物。11月7日慈禧太后寿辰，恰好是日军攻陷大连之日。慈禧太后却照样在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还让皇帝与大臣们陪坐听戏三日，不问国事。指挥战争的李鸿章为了迎合慈禧并保存自己控制的北洋海军和淮军的实力，消极避战，积极求和。清政府还下令不许接济和支援台湾军民的浴血抗战。在这种情况下，中日甲午战争最后只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开始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守旧派虽然一度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与列强讨价还价及排斥异己，实际上却一直在背后牵制、破坏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官兵与八国联军的战斗。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及亲贵大臣们西逃。1900年9月7日，她在逃亡途中发布镇压义和团的上谕，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铲除不可”，并命令各地文武官员对义和团要“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同时，她又派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向八国联军乞降求和。此后，清军便公开与八国联军勾结起来，一同屠杀、镇压义和团团民。

很明显，正是腐败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阻碍了中国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和抵抗，这是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经济技术的落后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经过工业革命，经济和技术飞速发展，封建的中国已被远远抛在后面。

以鸦片战争为例，当时，清朝常备军包括绿营与八旗兵有80万人，而当时英国全国军队不过20万人，侵华远征军最多时仅2万人。但是，双方的武器装备、军队素质、综合实力却相差悬殊。

就武器装备来看，多数清兵尚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火器也不过是用火绳点放的鸟枪、抬枪，炮台所用大炮有些还是明末制造的。而英军则普遍使用步枪，大炮则可打霰弹、开花弹，杀伤力强。

鸦片战争的情况是这样，其他反侵略战争也有类似的情况。

指出经济技术的落后是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并不意味着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就不应当进行反侵略战争或在战争中一定打败仗。因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而当时的中国，不仅武器装备等很落后，而且反动统治阶级实行错误的方针、政策，并压制人民群众的动员。这样，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一再遭到失败，才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二、民族意识的觉醒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早期的维新思想受到鸦片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中国官吏和知识分子中少数爱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总结失败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被道光皇帝派到广东领导查禁鸦片和进行抗英斗争时，就组织人翻译西方书刊。在广州，他主持节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一书。该书叙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等情况。林则徐后来把自己收集的资料和《四洲志》书稿交给好友魏源。魏源在1843年1月编成《海国图志》，其内容除包括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以外，还有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翻译西人论述的《夷情备采》及西洋科技船炮图说等。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

19世纪70年代以后，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追求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以及具有一定程度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如郑观应在所著《盛世危言》中提出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等主张。这些主张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的意义。

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还只是少数人有朦胧的民族觉醒意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中国人才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对中国人的刺激极大。梁启超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接踵而来的瓜分狂潮，更使中华民族的各阶级、各阶层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

康有为1898年4月在保国会的演说中把这种民族意识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还在1895年，严复就写了《救亡决论》一文，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在甲午战争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1898年正式出版）。他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这种危机意识和民族意识提供了理论根据。他在该书按语中指出，世界上一切民族都在为生存而竞争，“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中华民族也不能例外。中国如果不能改革自强，就会“弱者先绝”，亡国灭种。《天演论》对中国人无异是振聋发聩的警世钟。1898年有人绘制的一幅《时局图》，更是形象地表现了当时中国面临的瓜分危局。

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发扬和升华。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孙中山1894年11月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就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由此，他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近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正是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变革意识，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去探索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的。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进一步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