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一、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1927年七一五政变以后，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仍然互相对峙。经过几番周折，实现了宁、汉合流。在此基础上，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武汉国民政府不复存在。其后，国民党政府的军队继续北伐，于6月进驻北京、天津一带。奉系首领张作霖在退回关外途中，被日本人预埋的炸药炸死。其子张学良于同年12月29日从东北发出通告，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北洋军阀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继续存在。这样，国民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是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不过，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然被这个反动集团所控制、所领导，但有一部分领导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受到这个集团的打击、排挤和歧视；它的不少党员、干部并不满意甚至反对这个集团的领导；在国民党及其统治的军政机关里，都有不少民主分子。就是这个反动集团本身，也不是严密的统一体，而是派系林立，不断进行着明争暗斗，直到兵戎相见。它的“统一”是表面的和不稳定的。即使在蒋介石集团确立了在国民党内的主导地位之后，这个集团内部以及这个集团与其他集团尤其是与地方实力派之间，也仍然矛盾重重，冲突不断。
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依然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同北洋军阀的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由于国民党曾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旗帜和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一度对它作出过一两项表面上的让步（如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允诺取消领事裁判权），一时使人认为它仍在维护民族权利；由于它在形式上暂时地统一了中国，因此，这个政权曾经在一个时期之内，使一些人尤其是民族工商业者产生过幻想，以为中国可能由此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1928年至1929年间，中国民族工业有过短暂的繁荣。1928年注册厂家就有250户，资本额达1.1784亿元。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以至文化教育事业等也在这段时间内有所发展。不过，在1927年反革命政变时附和过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民族工商业也并没有得到自由的发展。所以，不久以后，这个阶级中的一部分因为自己的利益，开始逐步形成蒋介石政权下的在野反对派。他们对这个政权表示不满，但又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他们发起了一个改良主义运动，想另找一条有利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国民党所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其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以“政治会议行之”。这样，北洋政府时期还在形式上存在的议会制度也被彻底废除了。
国民党政府是怎样实行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统治的呢？
首先，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据1929年3月的官方材料，“全国军额达二百万”。实际兵员数远不止此。国民党还大力加强地方反动武装。各县民团统称保安队。广大人民被置于国民党武装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之下。
其次，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如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其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运动，绑架或暗杀革命者和异己分子。1935年11月，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在南京“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
再次，为了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动，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分设甲长、保长。保甲内各户要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并从事“碉楼堡塞或其他工事之筹设”和交通干线之“保护”等；国民党政府的征税、摊派等，许多也通过保甲来进行。自1934年12月起，保甲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广大人民被禁锢在保甲制度之内。
最后，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国民党还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大批进步书刊被查禁，许多进步作家被监视、拘捕乃至枪杀。
国民党政府主要就是通过这些方法，来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巩固自身统治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要争得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就必须同这个反动统治作坚决的斗争。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在当时说过：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改变。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城乡。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国民党统治集团将捕杀的罗网张遍了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遭到严厉镇压。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共产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被捕、被杀。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000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重要活动家先后牺牲。在白色恐怖统治下，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了，他们纷纷声明脱离共产党、共青团；有的甚至公开“忏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据1927年11月统计，全党党员人数由1927年5月中共五大时的579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人。革命的工会、农民协会等也到处被查禁或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落。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敢不敢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楷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投入战斗了。一些追求进步、向往真理的人士，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年逾半百的教育家徐特立，文学家郭沫若，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过领导职务的贺龙、彭德怀等，都在这时落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尽压迫的工农群众，重新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逐步聚集起来。在黑暗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独立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
但是，怎样坚持革命，即坚持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长时间的艰苦的探索。
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在革命的危急关头，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强调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还提出了“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八七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长沙的计划受挫后，起义部队决定南下，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农村区域转移，并于10月7日抵达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发动了又一次英勇的反击。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
总之，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十年内战时期。蒋介石是靠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上台的。但是，他上了台，反而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正是他的屠杀政策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促使他们拿起武器去进行战斗。毛泽东就讲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反帝反封建的事业而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是必要的、正义的、进步的。
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为了坚持中国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究竟是应当指向城市，还是指向农村呢？这个问题，只有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予以回答。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这是一个时期内全党的共同认识。中共中央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但是，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除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及时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外，南昌起义余部一部分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会合，主要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移到湘南农村，在那里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途径，后来也上了井冈山。广州起义余部一部分也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农民会合；一部分后来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另一部分则从广州西北郊转入农村，后来参加了广西左右江起义。客观环境迫使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革命者深入到农村区域去坚持革命斗争。
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依据“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也初步提出了相机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岀：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同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更指岀：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930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信件，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得着胜利。
这些事实说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早在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就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同时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1929年4月，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随着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还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表现了毛泽东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岀，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这次会议史称古田会议。会议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担负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决议案强调，必须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党组织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环境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和坚持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到1930年初，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1930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在刊登介绍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在瑞金独立政权中，可以见到许多宝贵的经验。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见或未之前闻的。大家应向这些经验学习。
反“围剿”战争与土地革命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慌。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1932年底，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也取得重大胜利。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开展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
1931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布公告，明确规定农民已经分得的田归农民个人私有，可以自主租借买卖，别人不得侵犯；生产的产品，除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均归农民个人私有，任凭自由买卖。毛泽东还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的指引下，根据地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条件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了农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革命。
在根据地军民进行军事上反“围剿”作战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界人士还在文化战线上开展了反“围剿”斗争，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化运动。左翼文化工作者的一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音乐等）和社会科学论著及译作，对于传播进步思想、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鲁迅的杂文，瞿秋白的评论，茅盾的小说《子夜》，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等，都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鲁迅，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斗争中成了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