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由于对中国情况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中国共产党党内开始滋长一种“左”的急躁情绪。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

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

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其主要错误是：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这几次“左”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

“左”倾错误的原因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以外，主要的原因在于：

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

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王明等人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是不懂得中国的实际。他们颠倒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以为只要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就可以指挥中国革命。王明甚至提出过“对共产国际百分之百的忠诚，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保证”这样的口号。按照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办事，就不能不在实践中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