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中共中央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的时候，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爆发，并最终得以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

西安事变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张学良在12月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12月12日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这就是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通电提出八项抗日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字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坚定和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巩固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193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作出和平统一、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撤换亲日分子等内外政策的适度调整产生重大影响。

电文发表以后，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赞成共产党的建议，在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案，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