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

1956年1月，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提出“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会后，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编制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成为当时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进军的行动纲领。

 从1956年初开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为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从1956年2月到4月，毛泽东等先后听取了国务院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计划等35个部委的工作汇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开展的一次广泛而深入的对经济工作的调查研究。

 在听取汇报的基础上，毛泽东逐渐形成《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路，并先后在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借鉴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概括提出了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成为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

论十大关系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

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在强调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时，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即权力下放给地方），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

 “双百”方针

同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报告后作总结讲话，进一步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岀和确立，适应了国家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成为党和国家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和科学进步的指导方针，后来也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