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1910年（宣统二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1911年5月9日，清政府为了向四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革命，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四川修筑铁路的股东，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 “铁路国有”政策以后，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清政府为了镇压革命，大肆派兵屠杀保路人士，通过此举，全国人民充分看清了清政府卖国求荣的本质。血案发生后，四川都督赵尔丰发布戒严令，紧闭城门，各街加兵防守，继续逮捕同志会骨干和青年学生，砸抄铁路公司和铁道学堂，查封所有宣传保路斗争的报刊。

在血案发生的第二天，各地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猛扑成都。保路风潮遂由同志会的文明争路演变成全川同志军的武装大起义。仅在十余天内，成都附近州县的同志军“皆呼号而起”，“每县数起，每起数千或至数万”，从四面八方把成都围住。这些起义队伍总数不下20多万，统称为保路同志军或国民军。

因此，清政府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是，湖北新军被调入川，却造成了武昌空虚，给武昌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位于今成都人民公园的四川保路运动纪念碑

武昌首义 各地响应

由于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在武昌举行武装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驻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军一夜之间就占领武昌，取得首义的胜利。革命军在三天之内就光复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打开了清王朝统治的缺口。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在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以及上海和许多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

在武昌起义和各省政权更迭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既表现出了革命性和勇敢精神，又暴露岀了软弱性和妥协态度。在一些地方，开始是由革命派发动新军或会党举行武装起义、宣布“独立”的。可是当反动势力反扑时，他们却不敢发动群众保卫已经夺得的政权，致使政权落到了立宪派或旧官僚、旧军官的手里。例如，湖北革命党人起义后，认为非找一个有地位的人物出来主持政务不可，于是把原清军协统（旅长）黎元洪硬拉出来当了都督。结果，黎元洪与立宪派结合起来把持了湖北军政府的大权。又如，湖南革命党人起义夺取政权后，最初由革命派焦达峰、陈作新任正、副都督。部分立宪派与旧军官发动政变，将焦、陈杀害，推立宪派首领谭延闾为都督。在一些省份，旧官僚和立宪派实际上改头换面地维持着旧政权。有的地方虽是革命党人掌权，但这些人很快蜕变为新军阀、新官僚。这就意味着，革命是很快地发展了，但它的基础并不牢固，在它的内部和外部都潜伏着深刻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