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 ，都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在狱中，他们亲历了黎明前血与火的考验，目睹了许多革命志士为革命而牺牲的壮烈场面，因此，这部长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原型。

下面是主要人物的原型：

　 下面我们讲讲三个人物的故事：

首先，让我们借助思维导图回顾一下《红岩》小说中华子良的故事

华子良于小说里所占篇幅不多，自23章出现，到26章失踪（从敌人军车上逃跑），总共不过两三千字的描写，而且多为别人对他的议论、转述。真正从正面描写他行动的只有三处：

地窖接头、瓷器口传递情报、在牢房与齐晓轩半夜交谈 。篇幅虽然不多，但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一是他是疯子，疯疯傻傻一天到晚在院子里跑步，风雨不误；

二是他是双枪老太婆的丈夫，这重身份带有传奇色彩。

此外，华子良出现的时候，山城即将解放，敌人大屠杀开始。这时党的地下交通站连续遭到破坏，监狱内外联系中断。就是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时候，疯子露面了、说话了，所以他一出场就成为全剧情节发展的主轴。这个疯子怎样由疯变醒，与敌人斗智斗勇，在千难万险的情况下完成与狱外地下党接头的任务，是全书的一大看点。其次，疯子的外形也颇有特点，极富动作性。他疯疯傻傻，整天跑步，但疯是假疯，跑是真跑，用装疯掩饰真跑，是为了一旦需要能有足够的体力成功越狱并与主力部队联系。他深谋远虑，忍辱负重，忍受着敌人的羞辱、戏弄，战友的斥责、唾骂，亲人的鄙弃、嘲讽。十五年如一日地疯下去，装下去，还要装得像，装得真，连夜里睡觉也要提着三分气，不能露出半点马脚，这需要怎样一种毅力、怎样一种精神？

《红岩》作者杨益言说：

‍“我们在《红岩》中之所以塑造华子良这个人物形象，应该说也是为了塑造小说人物江姐而设置的。写了江姐下乡，又写了双枪老太婆。很自然地，就想起老太婆的丈夫、同志，即华蓥山游击队党委书记，他应与狱中斗争有紧密联系，于是便设想他早已被捕入狱。

当我们这样构思的时候，传闻中一个狱中同志——韩子栋，成功地逃出魔窟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想象的天地。

这位同志是狱中一个多来年痴痴呆呆的老头，特务叫他上街挑菜，他却趁机远走高飞了。据说，这位同志是1947年逃离集中营的，而我和罗广斌1948年才被囚进集中营，我们当然不可能见到他，对他的其他情况自然也一无所知。

    直到《红岩》出版后，我们才于1962年夏季同这位同志会面。

    原来，韩子栋同志1939年即被敌特逮捕，曾先后在北平、南京、湖南、贵州等十多处被囚。”

韩子栋的经历，显然和小说人物华子良根本不同。

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吧：

                            “疯老头”原型韩子栋1975年在贵阳花溪留影 

韩子栋 于1909年出生在阳谷县石佛镇韩庄村，曾用名韩之栋、韩国桢。他早年读书，1928年到淄博鲁大公司（现淄博煤矿的前身）做工。在淄博矿区，他目睹了工人所受到的压迫，于是与周曰坡一起领导工人进行了反压迫、提高待遇、反对克扣工资、提高工人地位的工人运动，受到反动当局的追捕，逃往北平。

九一八事变后，韩子栋来到北平西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当店员 ，那里是他最初投身革命并坚定了革命信仰的地方。事实上，这家书店是中共北京特科的一个秘密工作地点。北京特科是1931年4月由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奉周恩来之命建立的，直属中央特科，由周恩来领导，其核心成员有吴成方、肖明、周怡等。春秋书店是一座二层小楼，楼下除卖公开发行的书籍外，也秘密出售被国民党禁止的进步书刊，而楼上则是特科情报人员的秘密工作点，韩子栋在春秋书店工作约3年时间。

‍韩子栋记述：“九一八事变后，我在中国大学读书，兼管春秋书店。我在春秋书店经常翻印‘左倾’读物，如《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世界史纲》等。”‍

确如其所述，在这期间，韩子栋用微薄的薪水交学费，就读于李达等同志任教的中国大学经济系。

1933年1月，韩子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秋天受中共的委派，在山东同乡孔福民等人的介绍下，打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蓝衣社”（复兴社）内部。在极其艰难和复杂的环境中，他在“蓝衣社”组织建立情报网，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交给的任务。潜伏于特务组织中，可谓危机四伏，随时有暴露身份的可能。1934年11月，韩子栋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那一年，韩子栋才26岁。

从此，长达14年的噩梦，开始了。

韩子栋被捕后，受尽严刑拷打和非人的折磨。在受刑时，韩子栋连牙齿也被打掉了，但他毫不动摇，而特务机关又没有掌握到他的任何现行罪证，所以一直把他作为“严重违纪人员”对待，还被派去做杂役。

平时，除了理发外，韩子栋不能走出监房半步，每天过的都是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阴暗潮湿的环境再加上营养不足，让他患上了皮肤病、风湿病、慢性盲肠炎等多种疾病。比生理折磨更让犯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煎熬。在贵州息烽集中营，犯人们没有放风的权利，不准和外界通消息，不准家属探监，韩子栋觉得这里“是个货真价实的活人墓”。

在湖南省益阳县王家堡秘密集中营时，韩子栋严词拒绝了一次又一次的引诱自首后，一个高级特务对他说：“你要死，没有这么好的事！死只是五分钟的痛苦，叫你死也死不成，活也活不了，叫你活受罪。这是对付你们的办法，对付你这种顽固分子也只有这个办法。”

在贵州息烽集中营、重庆白公馆、重庆渣滓洞，韩子栋和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宋绮云等同志关在一起。罗世文组织成立了狱中地下党支部，积极开展狱中斗争，并酝酿集体越狱。

要想越狱，前提是保持足够的体力。在牢房里走几步，活动一下四肢和身体，成为韩子栋等人唯一能做到的健身的方法。但是牢房里人挨人、人挤人，转动都困难，哪里还有走动的地方？强烈的求生愿望，使韩子栋等人在实践中摸索出沿着“8”的路线列队行走的办法。这办法使小小的牢房变成了走不完的狭窄曲径，他们给它起了个催人奋发的名字——“室内旅行”，并把锻炼身体当做为党工作而争取活下去的政治任务。

在白公馆，狱中地下党支部仔细分析当时情况后认为，集体越狱越来越难，于是作出了“逃出一个是一个”的决定。为了麻痹看守的特务，韩子栋从同室关押的一个疯子那里，学到了一手装疯卖傻的“绝技”，他可以一动不动地坐上几个小时，不说一句话。特务真以为韩子栋坐牢太久，疯了傻了，就放松了对他的监禁和看管，并让他当伙夫，经常安排他跟特务出去买菜。狱中地下党支部认为逃跑的有利时机到了，要求韩子栋抓住机会逃。

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又随看守卢照春去磁器口买菜。早就精心策划好逃跑的韩子栋趁着看守卢照春打麻将的机会，假装上厕所，大大方方走出门去。一到特务视野之外，立即飞奔，穿街过巷，赶到嘉陵江边。找到一只小木船，迅速地过了嘉陵江。他靠着天天在白公馆跑步的锻炼，日夜兼程，经过45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解放区。他由此成为唯一越狱成功的革命志士。他就是《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

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向党中央组织部递交了入狱及脱险的报告，组织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解放后，韩子栋历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等职。1992年5月19日在贵阳病逝，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