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由中共中央主导，以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为重点区域，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略大后方经济建设——三线建设。这场横跨13个省区、耗资2000多亿元，以战备为中心的工业迁移与布局调整，是中华民族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一次战略抉择，不仅重塑了我国工业版图，更在国防安全、区域经济平衡和科技进步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成就不仅是共和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写照。

工人们在修整工厂厂区

“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刚刚经受了“大跃进”运动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严峻考验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恢复阶段，但经济发展仍处于工业化初级水平，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吃的、穿的、用的全面紧张。基于这个现实，先生活后发展，首先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成为最初制定“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

然而，当时我国周边和国际形势日趋严峻。中苏关系持续恶化，中印边境冲突不断，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不断升级，台湾海峡局势紧张，国家安全面临着种种威胁。1964年4月25日，总参谋部作战部提交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从工业过于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大城市人口多、主要交通枢纽多在大中城市附近、水库紧急泄水能力太小4个方面，揭示了当时国内工业基础薄弱且布局极不均衡，一旦爆发战争，极易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严峻态势。

外有强敌内有隐患，党中央不得不转变工作思路，将备战问题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1964年5月10日至11日，毛泽东在听取“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强调，“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他还指出，“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表达了对基础工业和国防建设的高度重视。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5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并从存在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研究讨论“三五”计划问题。与会者一致拥护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应该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

越南战争升级后，党中央、国务院加快了三线建设部署。8月12日，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的报告作了批示，要求有关方面精心研究，逐步实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把国务院的研究意见报告中央，初步提出三线建设的若干部署和实施意见。与此同时，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讨论三线建设问题的会议，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项目都要摆在三线；一线能搬的项目要搬迁，短期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一线。10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一九六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总目标，即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1965年，三线建设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国家计委全面统筹三线地区工厂的新建或扩建，国家建委负责组织一、二线部分工厂的具体搬迁工作，国家经委安排组织三线地区建设的各项设备和材料。西南、西北、中南各中央局相继成立三线建设委员会，以更好地领导、协调三线建设这一浩大工程。

“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

在三线建设陆续展开的同时，以战备为中心编制和调整“三五”计划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编制“三五”计划的汇报后指示说：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各省发展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中，从关注人民生活和调动地方积极性的角度，阐述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他说:“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此后，“备战备荒为人民”实际上成为较长时期内，指导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

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指引和“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口号动员下，大批工矿企业、科研院所从一线迁往三线，数百万建设者响应国家号召，背井离乡，从繁华都市奔赴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投身于艰苦创业的新战场。三线地区社会经济欠发达，建设者面临着一无住房、二无后勤、三无基建的困难局面，他们以血肉之躯对抗自然险阻，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在崇山峻岭间开山辟路，兴建起一个个工厂、一条条铁路、一座座矿山，为国家工业化作出极大贡献。

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者们在金沙江畔，克服高温、缺水等困难，用骡马驮着设备翻越海拔3000米的群山，在“七户人家一棵树”的荒原上建起百里钢城。三线建设以铁路为骨架，建成川黔、成昆、湘黔等10余条干线，形成覆盖西南、西北的交通网。成昆铁路每1.7公里就有一座桥梁或隧道，30万铁道兵在横断山脉的悬崖绝壁上打眼放炮，凿出成昆铁路，这条全长1096公里的铁路平均每公里都有建设者牺牲。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核心技术突破，与三线建设密不可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在三线建设史上写下了最浓重的一笔。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背后都是三线科研人员在山沟实验室中的日夜奋战。三线建设还带动了中西部城镇化进程，数百万人从沿海迁往内地，催生了四川德阳、陕西汉中、贵州六盘水等新兴工业城市，贵州六盘水从“夜郎故地”变身“江南煤都”，陕西汉中飞机制造业集群初现雏形。1964年至1980年，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经过大规模建设，我国在内地建成了近2000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形成了40多个重大产品科研生产基地和30多座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

1977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

毛泽东于1966年3月12日关于农业机械

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

“调整、改造、发挥作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和平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世界正逐步从对抗走向对话。为备战而建立起来的一些以军品生产为主的三线企业，面临军品任务锐减、生产线闲置、企业亏损严重等诸多困难。与此同时，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三线建设在国家急于备战的情况下仓促上马，铺开的摊子太大，留下了比较严重的后遗症。党中央从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于1983年10月作出全面展开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工作的决定。

1983年11月20日，国务院召开会议，提出三线建设的方针和规划，即“调整、改造、发挥作用”，强调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完全肯定，要搞大配套、大投资；二是否定三线，要离开三线，掉尾巴再回到沿海。12月，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成立，三线地区各主要省份也先后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经过调查研究，将三线企业分为三类情况：第一类即布局符合战略要求，产品方向正确，有发展前途，经济效益好，对国家贡献大，建设是成功的，占48%；第二类即建设基本是成功的，但由于受交通、能源、设备、管理水平等条件限制，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经济效益不够好的，占45%；第三类即选址有严重问题，生产科研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产品方向不明，没有发展前途的，占7%。

之后，具体的调改过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关、停、并、转、迁”等方式，重点解决选址不当、自然灾害严重，产品无明确方向、生产难以维持，远离城镇、没有社会依托和发展前途企业的问题。针对三线军工企业，包括为军工配套服务的企业，贯彻军民结合方针，围绕国家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开发形成一批各具特色、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拳头产品。由于三线企业大多具有军工背景，技术设备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其生产的民用品也具有较强竞争力，先后涌现出长虹电器、振华电子、东风汽车等一批国内知名企业。

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七五”时期的综合治理阶段，“八五”“九五”时期以脱险搬迁为主的布局调整阶段，“十五”时期的收尾阶段。2006年1月，全国国防科技工业工作会议宣布三线调迁工作全面完成。三线调整改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过去遗留问题的矫正，是三线地区经济、国防建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完善和发展。三线企业生存发展迎来新的机遇，经济效益明显回升，尤其对稳定国防科技工业队伍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线建设是冷战格局下的主动破局之举，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确保了国家战略安全，促进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培养了大批工业人才，为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蕴藏着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政治智慧，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回顾三线建设的决策具有特殊意义。三线人对家国使命的忠诚、对艰难困苦的超越和对理想信仰的坚守，也成为祖国建设史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