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信仰之本——《共产党宣言》

【案例呈现】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对资本主义作了深刻而系统的分析，科学地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宣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础，论述了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基本纲领和策略原则，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这些流派的界限，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战斗口号。《共产党宣言》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典范。列宁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会上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大会经过辩论，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并委托他们为同盟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底用德文写成了《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底，《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德文单行本在伦敦出版，一经问世便被译成欧洲多种文字。1872年，《共产党宣言》出版了新的德文版。这一版以及后来出版的1883年和1890年德文版，书名改用《共产主义宣言》。

《共产党宣言》曾有多种中译本。第一个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1920年8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1930年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了华岗翻译的中译本；1938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成仿吾、徐冰翻译的中译本；1943年延安解放社又出版了博古校译的中译本；1949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纪念版的中译本；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成仿吾的中译本。

（资料来源：宣讲家网，2018年5月4日）

案例2：中共领袖与《共产党宣言》

【案例呈现】

《共产党宣言》是历史进步的伟大旗帜。19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秘密刊印并向全国传播，为创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论指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读了这本书后开始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革命道路的。

毛泽东：《共产党宣言》“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18年8月，毛泽东经人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回忆说，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5月，毛泽东第二次到上海找陈独秀，此时，陈独秀正为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忙碌着，并在校阅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译稿，随即将清样送给毛泽东详阅。毛泽东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刘少奇：“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干部学校，对外宣称外国语学社。1920年夏秋之际，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都是这里的学员。那时，每个学员都发一本《共产党宣言》，并由陈望道给他们讲授。从此，刘少奇开始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并联系思考中国革命问题。解放后，他在回忆这一时期说：“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我在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周恩来：“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

1936年，周恩来在与斯诺谈话中说：“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周恩来与《共产党宣言》有着深厚的感情。1922年8月旅欧期间，他在《少年》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的著名论文，指出：“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永远不许忘掉！”

解放后，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周恩来当着代表们的面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他生前一直关注着《共产党宣言》首译本的寻找，1975年他还关切地询问陈望道是否找到首译本。陈望道遗憾地摇了摇头。他说：“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就在这年秋天，山东广饶发现了中文第一版《共产党宣言》，这正是周总理要找的首译本。

邓小平：“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

1949年5月，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直捣国民党南京“总统府”，在“总统府图书室”，邓小平与陈毅曾纵论旅欧经历，都说是读了《共产党宣言》等启蒙书的缘故，才走上革命道路。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中又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

（资料来源：《新湘评论》，2011年2月，作者：日一夫）

【案例1、2点评】

这两个案例介绍和解读了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共产党宣言》，经过一个半多世纪风雨历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宣言》都有着自己的评价。《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就是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思想。第一，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的历史，这里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第二，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里讲的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第三，阶级斗争发展到现阶段，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里讲的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这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思想，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共产党人的崇高社会理想正是建立在对这些规律的正确认识基础之上的，因而不仅是革命的，而且是科学的。如《共产党宣言》1888年版序言所说，“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只要存在着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只要存在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就是永存的；不管历史走着怎样曲折的道路，《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两个必然”的历史发展总趋势是不可改变的。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所谓老祖宗不能丢，最根本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不能丢，马克思主义崇高的社会理想不能丢。读《共产党宣言》，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这样的信念。

案例3：发展观的演变

【案例呈现】

发展理念应该说早已有之，但是人类社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经济学产生的时候，才形成对发展的比较明确、系统的看法，也才有了所谓发展观。在此之前，基本上只有财富增长或经济增长的思想观念，而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经济发展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演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广义的发展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还包括社会公平和谐的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社会各个方面的改进，所以说在发展经济学形成之前，特别是没有明确认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和联系之前，还没有形成完整意义的发展观。发展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而不断变化演进，只是在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更为全面、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才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观大致上经过了四个阶段的演进：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GDP发展观”，即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出现的“新发展观”，即发展=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包括全面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等；进入新的21世纪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第一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GDP发展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经济学产生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发展经济学对发展的看法较为简单、片面，认为发展就是经济发展，并且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经济规模的扩大、数量的扩张、增长速度的提高”。在这种发展观指导下制定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都以工业化作为发展目标，片面追求GDP的增长。结果形成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人口爆炸、农业衰败、粮食不足、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诸多经济社会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经济学对发展的看法开始转变，从而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新发展观，主要包括全面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20年后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发展经济学者开始修正对发展的看法。最先对“增长即发展”的观点提出疑问的“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尖锐地指出，片面追求增长使人类陷入困境，主张实行“零增长”。首先形成的是“全面发展观”，即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和结构改善在内的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观点。“可持续发展观”是20世纪80年代由联合国提出和倡导的最有影响的新发展观。

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跨入21世纪之际，中国面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和前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面吸收和综合了人类社会发展研究的成果，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既纠正了GDP发展观的错误，又克服了各种新发展观的不足，无疑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正确的发展观。

（资料来源：《发展观的演进与新发展理念》，《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9期，有删改）

【案例点评】

本案例讲述的是发展观的演进历程。从中国来看，在对“什么是发展”“发展什么”“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认识上，我们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对发展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深化。首先是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制定和实施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工作重心由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强调一切经济工作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中国改革和发展遭受严重挫折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充分肯定了发展的重要性，极大地提高了对发展的认识，坚定了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决心。随后，在继承、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的发展观，更加全面、深刻和准确把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纠正了把“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的偏差，进一步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总结吸收了国内外“先发展后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的深刻教训，形成了科学发展观。

案例4：非典的发生与启示

【案例呈现】

2003年4月，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暴发，“非典”其实是非典型肺炎的一种。世界卫生组织（WHO）根据病症的特点而定名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一般说来，非典型性肺炎是指由支原体、衣原体腺病毒以及其他一些不明微生物引起的肺炎。而典型肺炎是指由肺炎链球菌等常见细菌引起的大叶性肺炎或支气管肺炎。但发生在2003年的以严重呼吸道症候群为表现的致命性传染性疾病，其实并不是医学上通常所说的“非典型肺炎”，而是“传染性冠状病毒肺炎”。对于这种传染病，人们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概念也渐趋正确。起初，人们认为致病原因是衣原体病毒，直到2003年3月份才弄清其病原体是“冠状病毒”。当时，人们害怕染上非典型肺炎，不敢去餐饮店用餐、乘公共交通工具上班和旅游，所以，“非典”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把“非典”对经济的影响与亚洲金融危机相提并论；在加拿大，舆论认为，“非典”事件的影响不亚于伊拉克战争；在全世界，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预言，肆虐东亚和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非典”，正在冲击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信心，将会把原本就比较低迷的世界经济进一步推向谷底。

疫情的发生和抗击疫情的艰苦努力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在推动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还要搞好公共卫生、教育等各方面工作，要把对人的关爱放在我们工作的重要位置上。这说明，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突出，即“五个统筹”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90年代已经开始认识到。2003年初“非典”的发生更加突出地暴露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社会事业发展落后，即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这在卫生事业落后这个最薄弱环节上突出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因为卫生事业落后突出反映在农村，“非典”控制的难度也主要在农村。对这两方面的问题，胡锦涛在总结抗击“非典”工作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他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并切实抓好的工作中，第一个就是“要进一步加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工作”；第二个就是“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非典”从好的方面可以说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使我们对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了，有了紧迫感。

（资料来源：人民网，2008年8月1日，有删改）

【案例点评】

2003年发生的非典疫情，再次向我们提出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虽然前后只有两个多月，但是，对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于旅游业、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对外贸易业等造成很大损失。因此，在抗击非典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不久，党中央就提出要贯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针。可见，抗击“非典”斗争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一个重要的、直接的因素。

案例5：加快自主创新，再铸新时代大国重器

【案例呈现】

大国重器，是挺起民族脊梁和国家声威的关键支撑。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科技推动、创新发展的历史。从新中国建设时期的“两弹一星”到三峡大坝，再到改革开放时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都一再雄辩地证明了，国之重器在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中的扛鼎作用和深远意义。

回溯过往，锥心之痛仍在。忘不了，近代史上西方那些“坚船利炮”，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屈辱；忘不了，当年刘华清将军那句“中国不发展航母，我死不瞑目！”的明志誓言；忘不了，30年前那台美国卖给我国的超级计算机身上的“玻璃房”，就是这个玻璃房，成了中国土地上的一块“技术飞地”。

审视当下，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正如相关人士指出的，尽管“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然有三个格局没有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整体上仍处于中低端的格局仍没改变，前堵后追、两面夹击的外部竞争环境格局没有根本改变。

面临这些现实问题，铸就国之重器，如何瞄准核心技术突破，加快改变落后局面，成为关乎建设制造强国，关乎国力提升，关乎民族复兴的一个重大时代命题。我国与科技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高技术含量与高附加值上，也是在管理水平、制度体系和效率上的差距。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铸就更多的大国重器，固然关键是需要突破核心技术，但也需有技术背后的创新机制和创新环境的突破和改良，这是实现核心技术突破的重要条件前提。因此，必须紧紧围绕核心技术突破，对标全球顶尖创新体系，进一步大力完善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快提高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全力赶超世界一流技术与装备水平，完成再铸就大国重器的时代使命。

（资料来源：连网，2018年4月26日）

案例6：复兴号，引领中国速度

【案例呈现】

2016年7月15日11时20分，郑徐高铁上，不到2秒，又一个新的世界纪录诞生了！

两列中国标准动车组，以超过420公里的时速在郑徐高铁高架桥上交会，创造了高铁列车交会、重联运行速度的世界最高纪录。

在“邂逅”的瞬间，中国标动两车仅相距1.6米，相对交会时速超过840公里，相当于大飞机的巡航时速；交会时产生的压力波相当于1平方米瞬时受重近200公斤，如此高的压强，车内人员却没有任何不适感。中国又为世界高铁“教科书”书写崭新的一章。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极具意义的高铁试验。中国高铁探索了时速400公里及以上高速铁路系统关键技术参数变化规律，填补了世界空白，为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发展高等级高铁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华武说。

2017年6月25日，中国标准动车组正式被命名为“复兴号”。从拿着国外的图纸打造“舶来品”，到基于原有技术平台再创新出“混血儿”，再到完全自主设计制造的“纯中国血统”，“复兴号”跑出了创新中国的时代节奏。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9月26日,有删改）

案例7：“复兴号”与“和谐号”有何不同？

【案例呈现】

互联互通。中国高铁是在“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的道路上诞生的，就是我们熟识的“和谐号”。但由于当初是从欧洲、日本引进了四种不同的技术平台，“和谐号”4种不同车型之间不能“互联互通”。这些技术平台的标准系统不统一，没有做到标准化统型，不仅司机的操作台不一样，连车厢里的定员座位都不一样，无法相互替代。一旦某节车出现故障，需要组织乘客换乘，临时调来的车很可能出现要么“挂不上”，要么“缺座位”。此外，每种车都需要有备用车停在车站应急，动车检修的车间也要把4种车的零部件全配备。

而“复兴号”实现了中国高速铁路动车组自主化、标准化和系列化。中国标准动车组整体设计以及车体、转向架、牵引、制动、网络等关键技术都是我国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特别是软件全部是自主开发。在高速动车组254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84%。中国标准动车组的“标准”，意味着今后所有高铁列车都能连挂运营，互联互通。只要是相同速度等级的车，不管哪个工厂出品，不管是哪个平台出品，都能连挂运营，不同速度等级的车也能相互救援。

性能提升。相比“和谐号”，“复兴号”性能在多方面得到了提升：有些是旅客坐一次车就能感受到的，比如车身“身材”更好更漂亮、容量更大、舒适度更好；有些则是旅客“看不到”，但切实保证了旅行的安全和舒适。

比如，“复兴号”“寿命”更长。为适应中国地域广阔、温度横跨正负40℃、长距离、高强度等运行需求，“复兴号”进行了60万公里运用考核，比欧洲标准还多了20万公里。最终，整车性能指标实现较大提升，“复兴号”的设计寿命达到了30年，而“和谐号”是20年。

再比如，“警惕性”更高。“复兴号”全车部署了2500余项监测点，比以往监测点最多的车型还多出约500个，能够对走行部状态、轴承温度、冷却系统温度、制动系统状态、客室环境进行全方位实时监测，采集各种车辆状态信息1500余项，为全方位、多维度故障诊断、维修提供支持。列车出现异常时，可自动报警或预警，并能根据安全策略自动采取限速或停车措施。在车头部和车厢连接处，还增设碰撞吸能装置，在低速运行中出现意外碰撞时，可通过装置变形，提高动车组被动防护能力。

（资料来源：《新民晚报》，2017年6月26日）

【案例5、6、7点评】

这三个案例讲述的是我国近年来自主创新取得的辉煌成就，通过不断的自主创新，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成长模式看，第一次产业革命主要是资本驱动经济发展，而第二次产业革命却是科学技术的创新驱动了经济的增长。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都把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并靠它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日本用科技引进与创新支撑的“速度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韩国以“科技+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仅用40年就成为世界第五大创新强国。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给我们一个启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自主创新就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

案例8：“幼有所育”“弱有所扶”是篇民生大文章

【案例呈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宣示：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连着党心。民生是历届党代会的重要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幼有所育”“弱有所扶”加入其中。这一具体而突出的变化，针对的就是民生保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精准更全面地补齐民生短板。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从“幼有所育”到“弱有所扶”，这样的安排基本覆盖了每个人生命全周期的重要方面。

毫无疑问，我国超过1个亿的0到6岁儿童、8500万残疾人等群体，都将从这新增的八个字中获益，而农村留守儿童、贫困残疾人等“锅底人群”，将率先体会到政策的温暖。

民生工程就是暖心工程。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我们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从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利益问题做起，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会让老百姓获得感多多、安全感实打实。

（资料来源：新华社，2017年10月21日）

【案例点评】

“幼有所育”“弱有所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两个新观点。“幼有所育”饱含了对少年儿童的倾情关爱，“弱有所扶”则体现了对困难群众的深情关怀。从“幼有所育”到“弱有所扶”，基本覆盖了每个人生命全周期的重要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是党和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问题则是工作的发力点与突破点。针对当前民生保障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就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过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基础上，分别向“幼有所育”“弱有所扶”延伸改善民生，就是告诫全党，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案例9：五大发展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创新发展

【案例呈现】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思想理论，是党关于发展规律的思想凝练与核心内容，是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概括和总结，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的集中体现，与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了科学发展观。

创新发展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解决的是发展动力问题。新发展理念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由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变化、经济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这一新形势所决定的。在新常态下，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破解这一难题，根本出路在于坚持创新发展，增强发展动力、把握发展主动权，更好地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解决的是发展不平衡问题。注重协调发展的整体性，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在科学发展观的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以及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等内容的基础上，新提出了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等内容，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发展不仅与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协调”相对应，而且丰富发展了“全面协调”的内容，使协调的范围更大更广，是全面的协调、整体的协调，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绿色发展着眼于长期的有利于代际公平的发展，与科学发展观中的“可持续”对应，又丰富和发展了“可持续”的内容。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能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等内容，更加注重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开放发展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解决的是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科学发展观虽然没有把开放单独作为一个发展理念，但在新形势下，为了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需要勇于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发展理念是在新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对开放的新思考，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创新发展。

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解决的是发展的机会和成果如何实现全民共享的问题。强调共享发展，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的期盼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体现了人民性和以人为本的要求，即“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也是我们党“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生动体现。应该说，这是我们党再次重申了发展的常识，即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一步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本质，是科学发展观的新发展。

（资料来源：《求是》，2017年3月15日）

【案例点评】

本案例讲述的是五大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的一脉相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的同时，对发展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提高，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为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党中央领导集体又进一步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新理念，再次充实完善了科学发展观，发展了发展经济学。

案例10：“五位一体”是科学发展观的新部署

【案例呈现】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部署，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对于“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具体内涵，党的十八大报告作出了清晰诠释：经济建设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政治建设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文化建设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前进；社会建设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生态文明建设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五位一体”总布局，是一种辩证的思想体系，五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只有坚持“五位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协调发展，才能形成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的发展格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11月26日）

【案例点评】

本案例讲述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五位一体”的新表述，颇为亮眼，富含深意，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所做出的最新权威定义，为今后各级党委统筹事业发展指出了明确方向。从党的十六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写入十七大党章，再到前所未有地将“五位一体”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成为最新权威表述，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相继成为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同样重要的战略布局方面，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支撑，这不仅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最新探索与认识成果，也是党积极顺应时代潮流、主动把握民众期待、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种体现，这不仅显示了党善于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更彰显出党在推进各方面事业发展上坚持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科学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而总布局“提法”的更新演变，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科学发展观理念在我党执政实践中的不断深化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