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傻子瓜子

【案例呈现】

年广九，1937年生，安徽芜湖人。70年代他开始制作和销售瓜子，人称“傻子瓜子”。年广九的生意越做越大，到1983年，雇工达100多人，日产瓜子5000公斤，月营业额60万元，家里钱都是用麻袋装着的。年广九赚了100万的消息不胫而走，结果引起轩然大波。一些人写信上告，指控年广久雇工是资本主义剥削，甚至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主张动他。邓小平听取相关汇报后，1984年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的讲话不仅保护了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年广久，也有力推动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1985年，年广九与芜湖市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等两家公司联营，个体性质的傻子瓜子“升格”为集体性质。联营过程中，区里派来的几位副经理看不惯年广九的独断专行，便向检察院举报他有经济问题。1989年9月，年广九被关进看守所受审，罪名是贪污和挪用公款。后经调查，他在经济上并无问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提及傻子瓜子，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又一次拯救了年广九。1992年3月，年广九被宣告无罪释放。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开辟了新路，也进一步推动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资料来源：《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第371页）

【案例点评】

改革开放之初，关于“傻子瓜子”的争论，其实质是姓“资”姓“社”的争论，出现这种争论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不清楚，简单地把是否存在雇工、是否存在剥削现象作为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正确认识改革进程中的新现象、正确看待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撇开现象揭示社会主义的深层次本质。邓小平的讲话一方面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另一方面指出了雇工和剥削现象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同时，他还指明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向，那就是通过实践进行检验。这一案例既反映出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反映了邓小平在对待“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实事求是态度和解放思想的精神。这为科学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案例2：“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底有多长？”

【案例呈现】

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点是1956年，这在理论界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而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下限，即终点、结束，究竟应到何时为止，以什么作为标准、目标，在理论界则是一个热点问题。有的人认为，新体制建立，达到小康生活水平，初级阶段即可结束，从而转入中级阶段；有的人认为，要在生产力方面赶上或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的人主张，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即可完成初级阶段，转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

根据党的十三大报告的精神，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就标志中国走出了初级阶段。因此，就我国而言，从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算起，到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100年时间。邓小平曾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所谓“不够格”，也就是不够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资格”。这种“不够格”，主要是在物质技术基础方面不够格，也表现在社会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方面的不成熟不完善。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这一历史阶段的长期性。邓小平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是一个上百年的历史过程。

【案例点评】

建国初期我国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农业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处于很不发达的阶段，物质基础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长期性的物质前提。我国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生产力发展水平仍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决定了我国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我们搞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因此从一个一穷二白贫弱的物质基础上起步，要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期间还需要我们几代人的艰苦努力的奋斗。

案例3：经济发展与苏联剧变

【案例呈现】

沙俄时代经济极端落后，1913年工业总产值只相当于美国的6.9%，到198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相当于美国的80%，综合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苏联70多年建设取得过巨大成就，但也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战后，苏联一直强调帝国主义进攻的危险，工业畸形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农业则一直是薄弱环节。在其极盛时期，75%的工业与军事有关，军事工业的规模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0%~25%，机器制造业的产品有60%用于军事，全国科研拨款的75%用于军事。进入80年代，苏联经济陷入困境，年增长率不到3%，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37%，人均消费水平世界排名第77位，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国，职工的工资、福利同西方国家比，差距越来越大。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的“加速战略”，延误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农业生产形势进一步恶化，食品短缺约为1/3。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打乱了原来基本稳定的苏联政局，导致经济建设无法正常运行。1990年经济下滑了2%，1991年经济下滑了12%。在农贸市场里，只有西红柿、黄瓜、土豆几样品种，水果就更是少得可怜。通货膨胀率居然达到了2000%以上，商品价格每天都要涨90%。在经济衰退的过程中，苏联走向了解体。

【案例点评】

苏联剧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没有搞好，人民生活上不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必须以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基础。苏联的经济建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由于僵化的体制、对于改革的消极态度，其问题越积越多，积重难返，经济和人民生活停滞不前。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优势，就没有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亡党亡国成为必然。邓小平曾经说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案例4：关于市场经济的争论

【案例呈现】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苏东剧变，国内关于改革“姓社姓资”之争格外激烈。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等少数经济学家坚持市场化改革，但更多的人给“市场经济”贴上了资本主义的标签。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文。认为“取消计划经济，搞市场化”是资本主义化的主张。这一年报刊上的经济理论文章，基本上都是一边倒地赞扬计划经济，批判改革中的市场化取向，把“市场化”斥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重要内容。甚至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对此，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于一个月以后，邓小平率全家到上海过年。邓小平在同朱镕基等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2月15日羊年正月初一，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的评论，文章说，要“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3月2日又发表了《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一文，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与此针锋相对，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一文，批评“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认为中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随后，《当代思潮》《求是》等刊物发表一系列文章，严厉批评市场化改革，认为那是资本主义路线。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从1989年到1991年改革迈不开步子，GDP增长一直徘徊在5%左右。

面对改革遇到的一系列思想障碍，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一路南下，到武昌、到深圳、到珠海，就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沿途发表谈话，深刻揭示出社会主义本质，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④邓小平的讲话又一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随后，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90年12月17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第373页）

【案例点评】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争论，其实质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混淆了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发展手段之间的区别，在实践上必然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拦路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形成，从根本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把社会主义本质同社会主义的外在特征、发展手段区别开来，为社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这一案例，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的基础，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在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案例5：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谈话

【案例呈现】

新华社编者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同志在23年前发表的一篇重要谈话。重温这篇谈话，尤其是关于“一国两制”的论述，关于“港人治港”的内涵及爱国者标准的论述，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一国”是“两制”前提。认同“一国两制”首先必须认同“一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国家的主体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港人治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这个标准清楚地表明，爱国和爱港是统一的整体，是不可分割的。任何已经站在治港者行列的人或者有志于加入这个行列的人都必须符合这个标准。

重新发表邓小平同志的这篇重要谈话，再次向世人宣示了中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强决心，更是为了让大家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两制”方针，把“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不断推向前进。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邓小平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的谈话要点。）

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五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进一步说，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当然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变了中国的形象。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香港人也是有这种民族自豪感的。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中国人不是低能的，不要总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干得好。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能干得好的。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目前中英谈判的内容还没有公布，很多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了解，他们一旦真正了解了，是会完全有信心的。我们对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是国务院总理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的，是经大会通过的，是很严肃的事。如果现在还有人谈信心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政府没有信任感，那末，其他一切都谈不上了。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到一九九七年还有十三年，从现在起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问题。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香港各界人士要为此作出努力。

（资料来源：新华网，2007年6月26日）

【案例点评】

“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决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构想。这篇谈话中关于“一国两制”的论述、关于“港人治港”的内涵及爱国者标准的论述，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案例6：邓小平理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强有力推进器

【案例呈现】

邓小平以全新角度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邓小平宣告：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这就以全新角度开启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是邓小平以全新角度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起点。1980年8月，他在这篇讲话中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是，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存在不少弊端，比如，权力过分集中、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最为关键的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他提出，为了改革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已蕴含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初始因子。

1986年至1987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总体设想，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载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雏形。1986年9月至11月，邓小平四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他指出，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党的十三大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要求。十三大后，政治体制改革广泛展开，努力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还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等三项基本政治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开始实施。

1992年南方谈话，将实际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升华到一个新境界。南方谈话对改革并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四个思想：一是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变，再过30年，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二是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三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是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入领导班子。国家能否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如果说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那么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入领导班子，实际上包含有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他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升华的一个重要标志。

邓小平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问题的把握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最关键的是提高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和科学文化素质。这里强调这样四点：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结果。今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仍然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第二，勇于开拓，敢于担当。邓小平说：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对的赶快改。坚持这种态度就不会犯大错误。他本人正是坚持这种精神，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强调改革的责任担当意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一定要有这种勇于开拓、敢于担当的时代精神。

第三，博学多识，笃行实干。邓小平非常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掌握现代化本领，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了解世界发展信息。同时，他又强调，“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真抓实干。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他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还说，“要笃实，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这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学习他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学习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学习他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学习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学习他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这既是对党员干部自身品格的要求，也是当今时代对执政党的要求。今天，我们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学习邓小平理论不仅是很好的营养剂，更是强有力的推进器。

（资料来源：《文汇报》，2014年8月22日，有删改）

【案例点评】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深刻理解我们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他鲜明指出：“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因而正确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长远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