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毛泽东思想——聚神铸魂开先河

【案例呈现】

1921年7月，毛泽东作为13位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建党之时，毛泽东就提出了一些独到的思想。在组织上，注重建立一个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纯洁的政治组织，强调必须要寻觅“真同志”；在思想上，强调思想的统一性，明确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以“唯物史观为吾党的哲学依据”。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对象、动力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进行了理论思考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深刻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些基本思想为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再到转战赣南闽西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时候，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1930年5月，毛泽东第一次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当时，许多党的干部和红军战士不太理解。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后，大家才逐步认识了这一真理。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军攻下福建省的一个大城市漳州时，他就将位于这座城市的福建省立第三中学所收藏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搜集起来搬走了。根据回忆，这些书籍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不久，毛泽东被解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在遭受打击的同时也有了闲下来读书的机会。1957年，他曾经回忆当时读书的情形：“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长征途中，即使生病躺在担架上，毛泽东也仍然手不释卷，不停地读马列著作。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势和相对稳定的生活工作环境，这为毛泽东更好地集中精力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对中国革命斗争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提供了可能。在这一时期，他先后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辉的重要著作，深刻揭示了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基本战略和策略，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钱、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第一次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略任务，并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中国化作了精辟的论述。

之后，毛泽东相继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和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第一次深刻地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日渐成熟。

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共产党》杂志第16期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正式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对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进行了概括。1942年2月18日，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第一次对“毛泽东主义”作了阐释。“毛泽东主义”的概念一经登报，马上流播开来。7月1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由主编邓拓撰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文中多次使用“毛泽东主义”一词，并号召全体共产党员要“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到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中去”。毛泽东本人并不赞同“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他于1943年4月22日写信给中宣部代部长凯丰，声称自己的思想还未成熟，现在还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由于毛泽东本人的反对，“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并没有广为流传。

1943年7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文章第一次科学地、准确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一时间，“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得到了全党同志的接受和赞同。

随着全党对毛泽东的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认识渐渐形成共识，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理论的宣传不仅有增无减，而且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也进一步规范化和系统化。中国共产党党的会议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是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第八次会议。经过深入讨论和反复修改，集中全党的智慧，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

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七大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历史性会议，七大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第一次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庄严地写入党章。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和成熟。从此，毛泽东思想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一面旗帜，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资料来源：《中华儿女》，2017年11月1日）

【案例点评】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就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因而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做出了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他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各方面经验所做的系统的总结，或者补充、丰富、发展了毛泽东论著中的许多观点，或者与毛泽东的某些观点交相辉映；此外，党中央集体总结革命经验、提出重大理论原则、制定重要政策，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文件和文献，也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案例2：不要以轻薄的态度来评论毛主席

【案例呈现】

黄克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等被错定为“反党集团”，被撤销一切职务，长时期受审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残酷批斗，深受迫害。在1980年11月27日的中纪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黄克诚就如何正确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如何正确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前一段有些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有的人甚至肆意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使我很担忧。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讲讲自己的看法。”“毛主席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某些严重错误。现在党纠正这些错误，总结我们建立全国政权以来的经验教训，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就是“不要以轻薄的态度来评论毛主席。”

（资料来源：《军事历史》，2007年第2期）

案例3：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将永远保留下去

【案例呈现】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就如何评价毛泽东接受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回答说：“永远要保留下去。……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法拉奇问：“中国人民在说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邓小平答：“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法拉奇问：“你们对‘四人帮’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邓小平答：“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做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资料来源：《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案例2、3点评】

这两个案例虽然不同，但讲的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应当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些人坚持“两个凡是”，不能正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另一些人则贬低甚至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这两个案例中，黄克诚提出了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应有的态度，邓小平客观地分析了毛泽东的功过，真诚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特别是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的讲话，对于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走过的曲折道路，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理解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统一全党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案例4：“‘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

【案例呈现】

哥白尼，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生活的中世纪是人类文明历史上最黑暗的世纪之一，神的权威至高无上，人们笼罩在物质与愚昧之中，科学结论必须和圣经相一致，否则就会被宣布为异端邪说，科学家本人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于公元前2世纪创立了“地心说”。他认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其他的星体都围着地球这一宇宙中心旋转。这种学说被基督教教会所利用，成为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统治人类长达1500多年。在长期的天文观测中，哥白尼发现托勒密“地心说”充满破绽，尊重科学事实的他冒着不惜反叛神学的危险，展开了他对地心说的批判研究。在39岁那年，他写作了论文“浅说关于天体运动的假设”，提出地球是运动的，而且同时在做几种运动，太阳的附近才是宇宙的中心。这些观点与托勒密的“地心说”针锋相对，在中世纪足以惊世骇俗。

为了从事在别人看来大逆不道的科学研究，哥白尼表现出了科学家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接受过当时最高教育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哥白尼放弃了大学教授的职位，放弃了加官晋爵的机会，放弃了优越的社会地位，甚至放弃了爱情。为了避免教会势力的迫害，哥白尼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他花了9年的时间写作“天体运行论”手稿，又花了3个9年的时间去反复测算，反复校核，确信自己的思想不会因为某种失误而被扼杀，直到去世前夕，饱经风霜的哥白尼终于同意将他终身为之奋斗的著作送去发表，此时70岁的哥白尼已是病魔缠身，当天体运行论送到病榻的时候，已是他弥留的时刻了。

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是对宗教神学的公开挑战，推翻了当时天文学的主流理论，它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罗马教会。这一学说触犯了基督教的教义，因而遭到了教会的反对。罗马教皇将他的著作斥之为“异端邪说”，列为禁书，并对宣传哥白尼学说的学者进行迫害。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因补充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被罗马教廷关押在威尼斯和罗马的地牢中达8年之久，最后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因坚持哥白尼的学说也受到了教廷的迫害，先被判刑入狱，后又被软禁在佛罗伦萨7年。坚德国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因支持哥白尼的宇宙理论，晚年时也面临教会的威胁。直到200多年后，罗马教皇才不得不承认“日心说”是正确的，并先后为遭受教会迫害的布鲁诺、伽利略等科学家平反。

（资料来源：视频《科普知识——科技人物哥白尼》解说词，视频网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0Njg3ODUy.html）

【案例点评】

“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是科学的胜利，是真理的胜利，也是实事求是的胜利。但是，通过这一案例，我们也看到追求科学，追求真理，追求实事求是是一个充满艰难险阻，甚至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过程。由此自然而然引出——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也是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同党内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斗争中逐步形成、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殊为不易，弥足珍贵。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偏离，不断推进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案例5：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案例呈现】

1976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的10月，随着“四人帮”被粉碎，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党和人民需要认真总结经验，认识世情国情，纠正“左”的错误，使我们的国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然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教条主义却严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如果在实践中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得不到纠正，开辟新的道路便无从谈起。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和革命胆略，在千头万绪中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关键性环节，旗帜鲜明地批判“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强调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和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作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先声，引发了1978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7年10月，《光明日报》哲学专刊收到了南京大学讲师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部认为文章很有现实意义，在对文章进行修改后，准备在1978年4月初的哲学专刊上发表。《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参加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他在审阅这篇文章的清样后，非常重视。但他一方面感到主题重要，另一方面又感到分量不够。他主持了几次修改，当得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正在写同样主题的文章，就把文章送给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经修改定稿，在1978年5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当天由新华社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河南日报》等地方报纸全文转载。13日，又有15家省级报纸转载此文，由此引发了波及全国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文章共分四个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文章指出，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

这场讨论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纠正“左”的错误、拨乱反正、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强烈愿望。是坚持和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还是坚持“两个凡是”的“左”的教条主义？在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场讨论，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大解放。邓小平坚定地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真理标准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在邓小平的推动和支持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广泛开展，成为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获得了大解放，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了恢复和重新确立，从而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30日）

【案例点评】

这个案例使我们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确立的背景和过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概括起来，这一个过程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两个凡是”的批评，邓小平认为，“两个凡是”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第二个阶段是邓小平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领导和支持，邓小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阶段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问题实质上是要不要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是一个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和确立，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为随后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案例6：“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案例呈现】

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全国开始了全民炼钢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到10月底，有74万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有12000多万个，占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1958年底，毛泽东已开始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并逐步开始纠“左”。但由于对错误的严重性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直到1960年底、1961年初，“大跃进”才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它忽视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等错误大肆泛滥，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

（资料来源：人民网·党史频道）

【案例点评】

“大跃进”运动带给我们最沉痛的教训就是：搞经济建设，不搞调查研究，不从实际出发，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必然会给国家带来灾难，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巨大的挫折。这一案例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只有始终坚持，而不偏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我们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少走弯路，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昌盛不衰。

教学案例7：呆秀才下乡

【案例呈现】

有一个中国古代笑话说，有一位秀才下乡，一条水沟挡住了去路。他取出书来，仔细翻看，却怎么也找不到如何过沟的答案。一位农夫告诉他，不用翻书，跳过去就行了。秀才听了他的话，双脚一蹬，往上一跳，竟落到水中。农夫说，不是那么跳法。说罢，单脚起跳，一跃而过。秀才看了埋怨道：“单脚起步为跃，双脚起步为跳，你该说跃，不该说跳。”

案例8：驴子过河

【案例呈现】

著名的《伊索寓言》里有个驴子过河的故事。一头驴子驮着两大包盐过河。重重的盐把它压得头昏眼花。恰好又来到一条河边，过河的时候，它一不小心倒在了水里，使劲挣扎了半天，也没有能够站起来。它绝望了，索性躺在水里休息起来。过了一段时间，驴子感到背上那重重的盐越来越轻，最后，竟毫不费力地站了起来。驴子高兴极了，为自己获得了一个宝贵的经验而庆幸。后来，又有一次，它驮着两大包棉花走在路上。走到河边，突然想起了上次过河时的情景，我何不使自己背上的棉花也变得轻一些呢？它想。于是，它特意倒下身去，像上次那样躺在水里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它想背上的棉花一定变轻了，便要站起来，但再也站不起来了。

【案例7、8点评】

以上两个案例，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秀才犯的是教条主义错误。教条主义的出发点是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和结论、领导人的讲话、上级的指示等，不考虑实际情况。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赵括纸上谈兵、马谡失街亭，都是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典型例子。驴子的错误就是经验主义，这头驴子的悲剧就在于把过去的狭隘的局部的经验用于当前问题的解决。这两种错误倾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二者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都是以理论和实际相脱节为基本特征的主观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在实践中是极其有害的，都必然会给学习、工作和生活带来损失甚至失败。

案例9：吴仁宝谈“实事求是”

【案例呈现】

吴仁宝说：“华西要说成功的经验，主要是按中央精神，根据华西的实际去办，走自己的路。”他说他曾经犯过三个“错误”，一是教条主义“错误”，二是形式主义的“错误”，三是官僚主义的“错误”。按照吴仁宝的解释，所谓教条主义“错误”，就是上面说的就做，上面没说的就不做；所谓形式主义“错误”，就是上面说的没有条件也去做，做给上面看；所谓官僚主义“错误”，就是上面说的，脱离本村实际，老百姓不愿做硬去做。吴仁宝在实践中纠正了自己所犯的这“三个主义”，这才使华西村得到了快速发展。吴仁宝说：“（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往往习惯了搞‘一刀切’。我的看法，搞‘一刀切’是（什么也）搞不成的，只有从实际出发。”谈到华西村的发展，吴仁宝说，改革开放初期，华西村没有分田到户，是听中央的。中央当时讲“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华西村当时宜统就统了，别的地方宜分就分了，分也对，统也对，只要有利于发展。说起乡镇企业转制，吴仁宝说，华西村没搞“一刀切”，他认为，如果华西村都转了制，很可能会出现亿万富翁、千万富翁，但也可能出现弱势农民和“两手空空”。华西村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也是中央精神。华西村农民现在家家都有钱，最少的超过百万资产，最多的也有一千万。吴仁宝说：“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但）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大难变小难，小难变不难。”受“一国两制”的启发，华西村搞了“一村两制”，既搞集体经济，也搞个体经济。但他们不允许搞“一家两制”。吴仁宝风趣地说，如果丈夫在集体企业当厂长，老婆在个体饭店当老板，丈夫的客人统统到老婆的饭店里吃饭，吃了一百付一千，甚至不吃也付钱，那么，集体的“肥水”不就流进了个体的“田”。中央讲要“抓大放小”，华西村不仅有“抓大放小”，而且有“抓大扶小”“抓小扶大”，还有“放大抓小”，关键是要提高经济效益。

（资料来源：《陕西日报》，2007年8月16日）

【案例点评】

吴仁宝作为当代中国农民的先进代表，他的话语虽然朴实无华，却充满着深刻的哲理。他那朴实无华的话语告诉了我们，怎样做才算是真正坚持了实事求是。吴仁宝谈“实事求是”给我们的启示有三：一是要力戒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错误。这“三个主义”与实事求是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在现实生活中，这“三个主义”在我们不少干部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比如，我们一些领导干部谋发展，就喜欢抠条条框框，搞建设喜欢搞“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想事情和办事情，喜欢从个人爱好出发，不管群众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等等。二是想问题、办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绝不能简单化、“一刀切”。其实，我们在工作中最易犯的错误就是不从实际出发，搞“一刀切”、“一个模式”，因为这样既简单，又轻松。三是要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缺乏的就是这种创新精神，干什么事情都喜欢上级领导给画个框框，定个调调，不善于举一反三；干工作或思前想后、患得患失、畏首畏尾；或跟在别人后边亦步亦趋，这也不敢想，那也不敢干，这也是不符合实事求是精神要求的。

案例10：习近平：新形势下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案例呈现】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势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

习近平强调，在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习近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案例点评】

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于与时俱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国际风云变化多端，如何应对这一世情、国情的变幻莫测，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不少人开始认为毛泽东思想已是过去时。事实上，毛泽东思想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正发挥着弥久逾香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恰恰可以精炼概括为“与时俱进”。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中，“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的工作中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运用，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党际、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可以说，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展开，因此也必须体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过去搞革命要坚持这三条，今天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搞改革开放，仍然要坚持这三条，而且必须是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所以，把它们称之为“灵魂”，其意在于说明它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始终。正因为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始终牢牢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才在实践中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