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污染与治理前景

农业部：当前中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比较严重

2012年7月30日，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就农业面源污染相关情况答记者问时指出，当前中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农业面源污染发生在农业和农村区域，没有明确排污口，主要借助降雨或排水将地表存留的有机物、肥料、农药等带入水体，引起水体污染。2007年全国农业源的化学需氧量（COD）排放达到1320万吨，占全国排放总量的43.7%，农业源总氮、总磷分别为270万吨和28万吨，占全国排放总量的57.2%和67.4%。这些数据说明当前中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农业（种植业、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的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客观上带来了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外部投入品使用量的增长以及畜禽粪便、秸秆等农业废弃物的增加。

中国农业污染总量超过工业

2015年4月，中国农村环境正拉响警报。一方面，工业和城市污染正向农业农村转移排放；另一方面，来自农业本身的污染也相当惊人：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过量使用，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和农田残膜等农业废弃物不合理处置，曾经的“田园净土”正经历各类污染的侵害。目前，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我国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农业面源污染量大类多、分布广，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说。据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此前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烃。专家指出，“看不见”的重金属污染，正在扮演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隐形杀手”，不仅可能影响到农田和农村周边环境，也让普通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产生疑虑。“除了工业废弃物排放造成的土壤重金属污染，农业化学品的大量投入会导致土壤中养分、重金属以及有毒有机物富集引起的土地污染，直接威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国农业大    学教授张福锁说。在西北干早地区，覆膜可以控温保摘，具有显著的增产效果，是我国旱作农业的一项核心技术。然而，由于超薄地膜的长期使用并缺乏回收机制，大量地膜一揭就碎，残留在农田里，“白色革命”带来了“白色污染”。甘肃省通滑县李家店乡一位在田里捡拾地膜的村民告诉记者：“这些膜要是烂在地里，过几年庄稼就长不出来了！”西部干旱地区的白色污染只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一个方面。根据农业部的一份调查，全国一些省份存在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具体表现在：中东部省份主要是化肥、农药过量施用造成水体环境富营养化，南方省份主要是畜禽和水产养殖过程中的排泄物对土壤和水体环境造成的污染。“这些年来，中国化肥、农药用量相当大，生产和使用量都是世界第一。但是化肥、农药的利用率比世界发达国家却低15%到20%左右，降低使用量、提高利用率势在必行。”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建议。“关键是要转变农业生产理念和生产方式。”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所长任天志表示，过去粮食生产的压力很大，各地在具体操作中可能不惜任何代价以取得最高的产出。这种不惜环境代价来实现农业增长的理念必须转变，要杜绝欠新账，逐步还旧账，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化肥施用现状

2013年化肥生产量7037万吨，农用化肥施用量5912万吨。专家分析，我国耕地基础地力偏低，化肥施用对粮食增产的贡献较大，大体在40%以上。当前我国化肥施用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亩均施用量偏高。我国农作物亩均化肥用量21.9公斤，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每亩8公斤），是美国的2.6倍、欧盟的2.5倍。二是施肥不均衡现象突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和城市郊区施肥量偏高，蔬菜、果树等附加值较高的经济园艺作物过量施肥比较普遍。三是有机肥资源利用率低。目前，我国有机肥资源总养分7000多万吨，实际利用不足40%。其中，畜禽粪便养分还田率为50%左右，农作物秸秆养分还田率为35%左右。四是施肥结构不平衡。“重化肥、轻有机肥”“重大量元素肥料、轻中微量元素肥料”“重氮肥、轻磷钾肥”的“三重三轻”问题突出。传统人工施肥方式仍然占主导地位，化肥撒施、表施现象比较普遍，机械施肥仅占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的30%左右。

 施用农药现状

农药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对防病治虫、促进粮食和农业稳产高产至关重要。但由于农药使用量较大，加之施药方法不够科学，带来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残留超标、作物药害、环境污染等问题。多年来，因农作物播种面积逐年扩大、病虫害防治难度不断加大，农药使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据统计，2012-2014年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农药年均使用量为31.1万吨,比2009-2011年增长9.2%。2016年已在全国实现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谈农业环境问题

2017年5月7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时提出，农业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突出问题，摆在我们面前。2015年，我们提出并打响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出“一控两减三基本”的目标。所谓“一控两减三基本” 就是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实现畜禽类便、废旧衣膜、秸杆等得到基本处理，主要是资源化利用。经过努力，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2016年，已经在全国实现了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这也是第一次，以后还要降。化肥使用量接近零增长，因为化肥一直是增加的，有些省化肥使用量已经实现了零增长。粪污的处理和利用率也从2012年的50%达到了去年的60%。下一步，要推动开展五大专项行动。第一个行动是畜禽粪污治理行动。去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了六件关系民生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养殖业的粪污处理。怎么改善民居环境?我们的目标是从今年开始，一年试点、两年铺开、三年大见成效、五年全面完成。就是说，要经过五年的努力，使全国的规模养殖场粪污都能无害化、资源化利用。今年我们采取几项措施：一是首先在100个畜牧养殖大县开展试点。二是正在研究出台制度性措施，就是规模养殖场必须承担治理污染的责任，把它作为一个市场准入，当然国家会支持建设这方面的设施和开展处理工作。三是在财政上采取先建后补，支持第三方治理等措施，进行粪污收集、储存、运输、处理，包括怎么样把它施用到农田里去的一些措施。第二个行动是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我们化肥用得多，主要是园艺作物用得多，水果、蔬菜、茶叶这些园艺作物化肥用量占比达到了总用量的40%，就是大概40%用于园艺作物，40%不到用于粮食和大田作物，还有接近20%用在绿化、工业方面。所以，推进这些方面的化肥减量是一个重点。另外，大家最关心的是菜篮子产品、水果、蔬菜，我们把它们作为农产品质量提升的抓手。今年，首先在果菜茶的核心产区、知名品牌的生产基地来推广，力争到2020年使果菜茶的化肥施用量比目前减少50%以上。第三个行动是东北地区秸秆处理行动。东北是玉米主产区，东北人讲，苞米秆子漫山遍野，怎么处理?我们进行专项研究，通过机械化还田，支持开展饲料化、基料化，比如搞食用菌，还有能源化，比如支持秸秆发电，支持企业探索产业化的利用机制。第四个行动是以长江为重点的水生生物保护行动。大家都知道，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我国新  的发展大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就是首先要保护环境、保护生态。这些年来，长江的水源生态、值类生态还存在很多问题，渔业的过度捕捞、运输方面的采矿、工业污染等都对水生生物有影响。从农业方面来说，要完善休渔禁渔制度，推进渔民转产转业。从今年开始，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行全面禁捕，然后在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进行全面禁捕；在通江湖泊和其他重要水域实行限额捕捞制度。第五个行动是农膜回收行动。在一些地区减少地膜使用，推广使用适当加厚、便于机械化回收的地膜，同时采取以旧换新的财政补助政策，鼓励农民回收地膜。总之，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关系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城乡居民的居住环境，也关系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会放在突出位置，采取切实、有效、可操作的措施，来努力加以解决。

2、背景分析

1987年，以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的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农村面源污染比较严重。根据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点位的总超标率达到16.1%，耕地点位超标率19.4%，土壤镉超标率7.0%，重污染企业及周边土壤超标点位36.3%，固体废物集中处理处置场地土壤超标点位21.3%。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重发展、轻保护，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点源、轻面源”的情况较为普遍，化肥、农药的过量和违规使用，污染土壤和水体；农膜、秸秆、农药包装废弃物多采用焚烧方式，严重污染环境。其次，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工业污染也在向农村转移，污水废气的排放，导致大气、水、土壤的污染严重，威胁着农民及农业的安全。资料显示，由于化肥、农药及农膜等生产资料的过量投入和不当处理方式，目前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我国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

农业是高度依赖土、水，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产业，其产品生产周期长，自然风险高，市场风险大，农业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化肥、农药过量施用，畜禽粪污排放，农膜等废弃物残留，造成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资源开放强度过大，弦绷得越来越紧，生态环境严重受损，承载能力越来越接近极限。中国耕地的士壤质量呈下降趋势。全国耕地有机质含量平均已降到1%，明显低于欧美国家2.5%~4%的水平，土壤有机质含量由刚开垦时的8%~10%已降为目前的1%-5%。中国耕地的土壤结构呈现为多氮缺磷少钾，缺钾耕地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56%，50%以上的耕地微量元素缺乏，70%-80%的耕地养分不足，20%~30%的耕地氮养分过量。2005年氨肥、磷肥、仰肥、复合肥施用量分别相当于1980年的2.4倍、2.7倍、14倍和48.3倍。化肥的国际标准，安全上限是每公顷225公斤，现在我们国家用的是大于400公斤，是国际安全上限标准的1.93倍，小麦、水稻用肥量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化肥的使用量占全世界的1/3，而利用率仅为3%。通过测土配方施肥可以减少不合理的施肥，2007年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区共减少不合理施肥110万吨（折纯），降低了农业的污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化肥供应的压力。

  畜禽粪污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一个最大的来源，在COD里面大概占到90%以上。我们现在饲养生猪12亿头，每年出栏7亿头左右，而且现在规模化养殖的速度比较快，规模化养殖500头以上的，可以达到40%左右。规模化养殖之后，做得好可以集中处置，提高利用效率，提高产业化水平，但是如果处置不当，或者配套设施跟不上，那么可能甚至会产生环境事件。高密度的畜牧业生产和工业化，增加了畜牧患病、新抗生素耐药疾病以及动物粪便污染的可能性。畜禽养殖由过去的分散经营、饲养头数少、主要分布在农区转变为现在的集中养殖、饲养数量多、分布在城市郊区和新城区。规模化畜禽养殖造成的有机污染相当于全国工业污染的总量，成为最严重的污染问题之一。

 农业资源环境是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也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源头保障。目前，我国农业资源环境遭受外源性污染和内源性污染的双重压力，已日益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约束。一方面，由于工矿业和城乡生活污染向农业转移排放，导致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下降和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在农业生产内部，由于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长期不合理过量使用，以及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和农田残膜等农业废弃物不合理处置等，形成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秸秆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秸秆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处置，秸秆焚烧导致的环境问题比较严重。这些都加剧了土壤和水体污染，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我们农膜使用量是250万吨，其中地膜是140万吨。但是地膜残留在土壤里，一方面影响土壤的结构，包括土壤的养分、水分，还有土壤的通透性，另外还有一些动物的误食中毒这种现象。本来“白色革命”是为了大力促进生产发展，但却导致了白色污染问题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农药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对于保障农产品免受病虫害侵害，保障农产品稳定增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农药有两面性，是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环境生态安全的重要因素，使用不当或未严格农药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可能造成农药残留超标或增加社会和环境的风险。特别是近年来，农药尤其是高毒农药，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药主要包括杀虫剂、除草剂、杀菌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近代农药在世界上有150年历史，起源于第二次产业革命。我国的农药真正发展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0年农药产量500吨，1960年农药产量1.6万吨，1985年农药产量21.1万吨，1995年农药产量41.7万吨，2005年农药产量114.7万吨，1999年以前，杀虫剂占农药产量的70%以上，2005年杀虫剂所占比例不足40%；除草剂在农药产量中的比例，1985年为8.5%，1995年为12.7%，2005年为26.3%，2010-2014年全国农作物农药年使用量为31万吨（折纯），单位面积用药量偏高，利用率偏低。我国农药利用率跟发达国家比较，我们还有较大差距。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要通过新型的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包括生物农药的研制，和农药统防统治技术相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规定，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引导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采取生物措施或者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兽药，防治动植物病、虫、杂草、鼠害。

 农产品采收后的精杆及其他剩余物质应当综合利用，妥善处理，防止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全国秸秆的总量在7亿~5亿吨，现在只有40%左右能够处理，还有一多半没有得到处理。有几个难点，一是量广面大，非常分散；二是处理方法上缺乏特别有效的技术和政策，以便处理得既经济又合理。这些年相关部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一个重要方向是就地转化，秸秆还田，在收割的过程中通过在机械后面加上秸秆还田的装置。

 2015年4月，农业部制定出台了《农业部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落实、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政策措施、加强监测预警、强化科技支撑、加强舆论引导、推进公众参与，确保到2020年实现“一控两减三基本”（“一控”是指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和农业水环境污染，确保农业灌溉用水总量保持在3720亿立方米，农田灌溉用水水质达标。“两减”是指化肥、农药减量使用。“三基本”是指畜禽粪污、农膜、农作物秸秆基本得到资源化、综合循环再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目标，有效保障我国粮食供给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环境特别是产地环境的安全，促进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协同发展。

 农业面源污染是个长期累积的问题，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得到完全解决，需要长时期的不懈努力。201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提出实施化肥和农药零增长行动。坚持化肥减量提效、农药减量控害，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力争到2020年，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利用率提高到40%以上。

  3.理论依据与分析

我国在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同时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与点源污染不同，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隐蔽性、难以监测、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

 控制和解决农业面源污染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社会经济问题，更是发展问题，需要多学科综合解决。“追求增长”的发展观、“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农业面源污染的负外部性、治理成本高及多元化的农户生产行为是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饶静等，2011）。农业污染加重，表现为农用化学品的过量和不合理使用，利用率低，残留严重。工矿污染凸显，表现为乡镇“工业三废”剧增，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超标排放。生活污染加剧，表现为产出量增加、成分复杂化、处理率低。畜禽养殖污染增加，表现为粪尿、污水产出量大，随意堆放，恶臭四溢、蚊蝇滋生。畜禽养殖是一个污染物排放量巨大的行业。水污染日趋严重，表现为河水水质恶化，部分农村饮用水不卫生。农村生态失衡，表现为水土流失日趋严重，土地荒漠化加速扩展，植被受损。

  当前农村环境问题加重的原因，包括环境意识淡薄，是造成农村环境问题加剧的思想根源；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造成农村环境污染加重的根本原因；政府投资严重不足、环保设施匮乏是造成农村环境问题加重的基础原因；农村环保机构不健全是造成农村环境问题加重的体制原因；农村环保法律法规缺少是造成农村环境问题加重的制度原因（刘兆征，2009），提高环境保护意识是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关键；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是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本；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农村环保投入、改善农村环保设施是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基础；重视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建设、培育农村民间环境保护组织是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组织保障；建立独立的农村环保法制体系是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制度保证。

  当前，中国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通过对苏北、苏中和苏南三个地区的农民环境意识的调查发现，江苏省不同地区农民环境意识的差异性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关联；农民环境意识的薄弱和环境知识的贫乏，与农民受到的环境教育程度较低相关；农民环境意识与其环境行为之间存在不一致性（周锦等，2009）。从苏州市的问卷调查情况看，村民的环境知识掌握程度、环境态度的积极程度、环境行为的自觉程度三者之间不总是一致的。环境知识掌握程度较差的是40岁以上的群体、女性群体和高中以下文化水平的群体。环境态度积极程度以及环境行为自觉程度较差的是40岁以下的群体、男性群体、高中以下文化水平的群体；各个群体获取环境知识的渠道以及关心环境的目的不同，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宋言奇，2010）。要在普遍提高农民环保意识的基础上，加大对不同群体更有针对性的环保知识教育。

 农业已经成为水体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来源。从表面上看，农户过量使用化学投入、不合理处置畜禽粪便等行为是农业面源污染的直接原因，但是从农业行为到面源污染中间有较为复杂的转化过程。传统农耕文化的迅速瓦解、制度环境、农业经营方式、市场的逆向激励等因素都是面源污染产生的制度原因（金书秦等，2013）。客观认识农业面源污染产生机理、制度背景以及存在的长期性与治理的艰巨性，有助于制定科学合理的应对之策，完善的制度设计与环境友好型技术进步是未来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有效路径。

我国耕地和农产品重金属污染形势严峻，工业排污是重要来源之一。通过对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和近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地区重金属污染企业数量多、增长快、技术水平低、布局分散（李玉红，2015)。土壤重金属污染具有不可逆性，各级政府必须彻底转变“先污染、后治理”的常规思路。重金属污染企业须集中布局，从源头上扭转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扩散态势；加强对企业重金属污染排放的监测，激励企业通过治污革新技术工艺；治理农村污染须多部委协作和地方政府切实转变发展观念。

农业经济规模扩大、农业结构中养殖业比重上升和种植业比重下降、种植业结构中经济作物比重上升和粮食作物比重下降以及农村人口规模扩大均会增加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量。但是，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实施却能够有效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量，这说明，农业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相互协调是可以实现的（葛继红等，2011)。农村环境问题主要来自农村内部，主要原因是：缺少污染治理设施和农村环保监管机构或人员，基层干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参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意愿非常迫切；是否接受过环保培训、当地群众对环境问题反映是否强烈、是否设立了乡镇环保机构、是否设有专（兼）职环保工作人员、地方财政是否给予农村环保支持和县级环保部门农村环保工作力度这6个因素对乡镇领导干部是否愿意本乡镇参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有着显著影响（李君等，2011）。

 为此，应当从加大投入、加强能力建设、开展宣传教育等方面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长三角地区农用土壤污染形势呈现出三个重要特征：一是污染范围大，出现了复合型高风险污染土壤区；二是污染种类多，形成了重金属污染与有机污染物并存局面；三是污染途径多，呈现出种养业、工矿企业和生活污染叠加态势（虞锡君等，2011）。加强长三角地区农用土壤污染防治，应在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着力构建土壤质量监测与普查制度、土壤生态直接补偿制度、土壤生态标记制度、土壤绿色保险制度、土壤保护押金返还制度、土壤特种基金制度、土壤污染防治共同参与制度等七项基本制度。

一般而言，一个地区的畜禽饲养模式若全部为规模化养殖，那么，由此产生的类似于工业企业的点源污染，往往易于治理；相反，一个地区的畜禽饲养模式若全部为散养，那么，由此产生的分散的面源污染，也往往有足够的农地资源吸纳畜禽粪便中的有机质及氮磷钾成分。但是，若一个地区的畜禽养殖既有点源污染，又有面源污染，规模化养殖场将很可能会对该地区处理散户面源污染的能力产生挤出效应。以畜禽标准化养殖扶持项目为例，为加快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中央财政从2010年开始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支持畜禽标准化生产改造，补贴方案对畜禽养殖场（区）的养殖规模、占地面积、配套设施、区位布局、粪便处理技术等方面都有较高要求，补贴对象皆为规模化、规范化、组织化、示范化程度较高的畜禽养殖场（区），畜禽标准化养殖扶持项目驱使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及土地资源向规模化养殖场（区）集中，致使散户越来越缺乏相应的土地、设备、技术、资金以及专业技术人员以处理畜禽养殖污染，在政府部门对散户面源污染缺乏监管的条件下，将会产生一种污染水平更高的“点面结合”型畜禽养殖污染，可以称之为“半点源污染”。目前，畜禽养殖半点源污染主要存在于肉牛、奶牛、蛋鸡行业；导致畜禽养殖半点源污染的产业集聚，并非是因为区域间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水平，而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主导作用；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畜禽消费总量、居民生活质量、交通便利程度、劳动力价格水平逐步提升，畜禽规模化养殖已是大势所趋；生猪和肉鸡养殖污染将逐步减少，奶牛和蛋鸡养殖污染将经历小幅上升后逐步下降，而肉牛养殖半点源污染仍将在长期内持续增加（周力，2011）。生态环境的容纳能力有限给我国乳业持续发展带来压力。目前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高度重视，而在我国奶牛养殖模式中，占奶牛养殖比例较大的散养和养殖小区饲养模式大部分还未完全进行粪污无害化处理，奶牛养殖对周边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中小型养牛场排放的废水已经接近或超过国家防治污染的最低标准（王胜雄，2012)。通过提高规模化畜禽养殖规模和水平，推动养殖污染治理取得更多实效。

 化肥施用在提高中国农业产出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并威胁到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家庭非农就业人数、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程度、土地是否租用、户主从事农业生产年数、是否接受过科学施肥技术培训等是农户过量施肥风险认知及规避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巩前文等，2010）。国家对化肥行业的价格管制政策以及国家对农民实施补贴的财政支农政策导致了化肥要素市场扭曲的存在。截至2009年，中国化肥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一直呈现出上升趋势，中国广泛存在的化肥要素市场扭曲对化肥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有显著的激发作用（葛继红等，2012）。农户风险规避是导致化肥过量施用的重要原因，农户风险规避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施用更多化肥以避免潜在的产量损失，劳动力机会成本、户主受教育程度、土地质量等也是影响农户过量施肥行为的重要因素（仇焕广等，2014）。通过微观经济机制的合理化，引导农民自发降低化肥施用量。

  过量施用农药现象在中国农作物生产中普遍存在。地域的差异性以及农药施用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外部培训、对粮食安全性的认识均不同程度地影响其对农药残留的认知（吴林海等，2011)。因此，提高农户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建立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有效提升农户家庭总收入等，对规范农户农药施用行为、提升农户对农药残留的认知水平、改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具有基础性的作用。销售者提供的经权威机构检测的农药残留信息对消费者意愿支付价格的影响极其有限，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一旦掌握准确的食品安全信息，消费者愿意为带有质量安全标签的农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卿树涛等，2011)。因此，必须为消费者提供准确可靠的食品质量安全信息。农民的风险规避程度对其农药施用行为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①具有较高风险规避程度的农民会施用更多的农药来避免可能发生的虫害损失；②具有较高风险规避程度的农民会选择更多种类的农药来避免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以保证农药施用能够有效控制虫害和减少损失；③具有较高风险规避程度的农民会选择购买价格较高的农药（米建伟等，2012）。农民对病虫害防治知识的掌握程度对其农药施用行为也有一定影响，因此，提高农民的农业技术知识水平有助于减少农药施用量。农户认知是影响其安全农产品生产用药意愿的主要因素；农药补贴对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用药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在得到农药补贴以后，农户的安全农产品生产用药意愿增强；特别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对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用药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李世杰等，2013）。肥沃土地比例低、农业收入比例高以及兼业的农户，其过量施用农药的可能性较高；参加过政府（组织）举办的农药知识培训、知道禁用农药种类的农户，其过量施用农药的可能性较低（朱淀等，2014）。导致农户过量施用农药的本质原因是损失厌恶。经济作物种植户农药过量施用现象较为普遍；参加培训对种植户过量施用农药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培训效果也因种植户基本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培训的影响程度随农药过量施用户农药过量施用水平的升高而下降，在农药过量施用水平较低时，不同机构组织的培训和不同模式的培训均降低了种植户农药过量施用水平，其中村委会组织的培训和田间指导的培训效果较好（李吴等，2017）。可见，加强用药知识培训，是降低农药施用量的一条捷径。

现代农业循环经济是我国加快农业现代化和低碳经济发展的一条可行道路。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应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坚持以循环经济园为载体，以适度规模种养殖业为核心，以标准化生产为基础，以产业化经营为手段，以种养结合、能源平衡为重点，构建现代农业循环经济的长效发展机制（郭晓鸣等，2011）。例如，江苏省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江苏省安全农产品生产户次性愿意支付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控金额现值为250603.92万元；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经济价值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苏北地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经济价值为125930.74万元，高于苏中、苏南两地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经济价值之和(124673.18万元）《唐学玉等，2012）。78.9%的农户愿意接受一定金额的受偿作为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激励，农户愿意接受的受偿金额期望值为281.5g0352.4元/（年·户）；性别、耕地面积、人均年收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前景预期、信息获取容易程度、农村环境满意程度是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何可等，2013)。还田仍是目前中国高禽类便处理的主要途径，但是，过去五年间畜高粪便的还田比例明显下降，而废弃比例明显上升。环境污染治理政策、饲养规模、人场播种面积、收入水平等因素影响农户畜禽类便处理方式（仇焕广等，2012）。未业随着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畜禽粪便的废弃比例可能进一步上升，并对环境造成更大压力。

  农民的思想观念并非盲目落后，只有给予追求个人或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农民充分尊重，秸秆还田才可能取得预期成效。农户秸秆处理行为主要受到投入要素价格和农户所拥有的资源状况的影响，降低农户实际支付的要素价格以及改善农户的资源状况将有助于促进农户对秸秆资源的综合利用（黄武等，2012）。在现行农业经营制度下，农户对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技术普遍采纳不足。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农户采纳限定因素包括需求意愿、政府驱动式推广体系以及学习能力等。突破既有限定，发挥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技术的福利效应，需政府、市场、涉农组织、农技推广机构以及农户自身各方面因素复合发生作用（周建华等，2012）。农民对秸秆还田的生态和社会福利认知水平成为影响其还田决策的重要因素，还田经济福利认知的影响不显著。相对于个体和家庭特征，外部环拉对农民秸秆还田意愿作用更明显，其中种植大户的示范带动作用十分显著，但补贴与处罚措施却对农民还田意愿呈负向影响，现有的奖惩机制有待完善（颜廷武答，2017）。据此，需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强化绿色化理念宣传教育，增强农民综合福利认知；完善农村环境保护制度，提高奖惩政策瞄准精度等政策建议，以提升并推进作物秸秆还田利用的效率水平与实践进程。

4.思考和讨论题

（1）农业污染的危害有哪些?

（2）我国农业污染的原因是什么？

（3）你所在地区存在哪些农业污染问题？

（4）介绍下你所在地区采取了哪些农业污染治理的措施，有何成效？如何更加有效地治理农业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