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起源于中国，为世界学者所公认，但在何时由何人所确立？这一问题的答案似有分歧，有人提出应是皎然，因为是他最早提出“茶道”一词，但更多学者还是认为茶道的最初倡导者是陆羽，他编撰的《茶经》虽无“茶道”之名，却不乏“茶道”之实，严格地说，是《茶经》为当时的“茶为饮”确立了技艺规范和审美价值。此后一千多年来，即或今日来看，《茶经》中仍含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可以说，陆羽《茶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茶道的出世，《茶经》是茶道之本，或者就是一部饮茶之道的开山经典之作。

第一，社会繁荣富强，百业俱兴

唐朝（618-907年）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兴旺发达的封建王朝之一。这个时期，疆域辽阔，国富民丰，军事强盛，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各行各业都在突飞猛进，交通发达，商贸繁荣，文化生活空前鼎盛。学子士儒纷纷撰书立说，且农工商杂无一不涉。茶作为一种药物也在此阶段正式入编我国首部也是世界第一部国家统一制定的药典《新修本草》：“茗，苦荼。茗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眠，春采之。”对茶的生物特性和应用方法作出了详细说明和明确规范。

第二，茶叶生产普遍，消费增长

唐代茶叶生产扩大，种植面积与日俱增。据陆羽《茶经》中所载，唐时茶区共8个，产地包括1个郡和42个州，而当代的考证认为，中唐时期茶产区远不止这些州县。有研究者认为当时茶叶产区在大体上相当于今天南方各省的茶区分布格局。由于生产的迅速发展，茶叶的品类增多，品质明显提高，“茶为饮”也有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据《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由此可见，唐代茶风炽盛，从嗜茶者到研茶者自然不乏其人。

第一，陆羽师徒对茶性的偏痴与悟性

陆羽本是一疾儿，从小为竟陵寺智积禅师所收养，学得一手煮茶技艺。十一岁时，因不愿继承智积衣钵，逃离寺院，成为一名伶人。在辗转漂泊的演艺生活中，因其聪慧过人，得到竟陵太守李齐物的赏识，被推荐在火门山(今天门市佛子山)研读诗书数年。756年，年轻的陆羽为避安史之乱，背井离乡，最后定居浙江湖州，潜心研究茶事，并在皎然等友人的帮助下，前后用了近30年时间，反复修改，著成世界上第一本茶学专著——《茶经》。

传说陆羽的恩师智积禅师嗜茶至深，陆羽煮茶的手艺深得智积禅师的喜爱，甚至到了“非陆羽所烹之茶不饮”的地步。自陆羽逃离寺院后，智积常常怀念不已。有一日，皇上(代宗)召智积进宫，命宫中名手煮茶，敬奉智积品饮，希望得到他的赞美，但智积只是尝上一口，便默默放下不再饮用，问其原因，智积解释说所饮之茶不及徒儿陆羽所煮。代宗不服，密召陆羽进宫，命他烹茶，再由宫女敬奉茶汤给智积品尝，智积照例只喝了一小口，立即惊讶地说：“渐儿何时归来?”代宗惊问何出此言，智积笑道：“方才饮的是渐儿茶。”从这个典故中，我们可以想象陆羽煮茶技艺是何等高超，茶汤香味是何等独一无二，令人经久不忘，回味无穷，也可见智积禅师评茶之道细致入微，高妙无比。

第二，陆羽丰富的阅历与实地考察

 陆羽一生经历过多次游历。先后考察和游历信阳、罗山、光山、湖州、四川、湖南、湖北等主产茶区，通过诸多产茶地的实地体验与考察，陆羽不断累积和提升了有关茶的培育、加工、制作以及饮用方法的知识和经验，还留心茶具、茶器的制作。

第三，陆羽战乱时势下的成才之路

若没有安史之乱，陆羽也许可以走科举成才之路。但当陆羽意气风华的年纪，安史之乱爆发了，战乱搅乱了陆羽的仕途征程，于是心怀报国之志的他，便转向了专心编写《茶经》之类的著作，期待有朝一日能参加朝廷的“野无遗贤”式考核。因为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唐玄宗曾诏令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应试”，想达到“野无遗贤”的目的。虽然在奸相李林甫的操纵下，无一人被录取，但这种举措无疑为战乱中的寒门学子指明了另一条成才的途径。因此，陆羽基于对茶的痴爱，在战乱动荡年间，专心著作《茶经》，也是有朝一日能为国效力的期待。

总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茶道的出世是必然的，就是没有陆羽也会有其他研究者担其重任，但由于陆羽一生的种种经历以及其对茶的专注钻研，终使其成为茶道旗手。

茶性俭,为饮最宜精，一个“精”字始终贯穿《茶经》全部，从栽培环境到饮用方法，从种茶、采茶、制茶到煮茶、饮茶、藏茶，所有的茶事环节都从细节上加以辨析或解释，遣词造句亦形象生动，无怪乎成为茶书的典范之作。陆羽《茶经》中总结的事茶技术法则。

（1）环境要求:对于茶树生长环境，主要对种茶土壤、种植位置作出规范，土壤好坏直接关系茶树营养是否充足，位置又决定光照条件是否合理。

（2）采集要求:对于采茶时间和工具也作出规范。茶叶采摘的时间应选择二、三、四月的晴天。采茶工具主要是竹编的篮子。

（3）制作要求:关于茶饼制作，特别强调加工要精细。另外，把茶饼的制作步骤归结为“七经目”，即采、蒸、捣、拍、焙、穿、封。

（4）储藏要求：为贮藏制作好的饼茶，陆羽特地设计了一个藏养茶饼的工具，称为育。育主要是竹木结构，上部可以放茶，下部可以放煻煨火。江南梅雨时节，便可以生火慢烤，以保证茶饼干燥。

（5）煎煮要求：对于茶的煎煮，陆羽不但亲自设计了二十四器，而且对生火、用水、炙茶、茶末、煮茶依次作出规范。

（6）品饮要求：陆羽对茶汤分盛的碗数，饮用时的冷热，也做了论述。大概煮水一升，可分作五碗，须趁热连饮，因为茶汤中味道次的重浊物质沉淀在下面，精华沫饽则浮在上面。如果茶汤冷了才喝，精华也就随热气散发掉，饮用起来自然就不怎么好。

《茶经·六之饮》云:茶有九难，一曰造，二曰别，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意在告知人们要喝到好茶有诸多讲究，绝非轻易之事，必须注意每一个环节的正确而恰当的操作才行。

若将《茶经》之技术法则对照“绿色食品产品标准”（包括产地环境质量标准、生产技术标淮、产品标准、包装标签标准、贮藏运输标准、其他相关标准），除农药、化肥、标签等项外，其他项目的对比更加体现出《茶经》所总结的技术要求和管理规则所涵盖的内容的全面而精细，真正做到了“从土地到餐桌的管理”。《茶经》的问世要比1959年美国提出“食品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早出一千四百年，实为国人的骄傲，更是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中华民族堪称是“礼仪之邦”，“礼之用，和为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在陆羽之前的几千年里，所有饮食礼典几乎是应有尽有，独缺茶礼，因此，陆羽著茶经的一个神圣任务是编制品茶礼典。另一方面，陆羽创造的茶道必需合乎礼的规范，才有可能适应那个时代的要求，也才有可能推向社会并得到各阶层的认可。那么，他是如何赋予饮茶生活以“礼”的精神呢？

其一，茶器藏礼

陆羽为何要制茶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自古以来“器以藏礼”，这种器具下蕴含着深刻的礼意，礼意依存于礼器的朴素思想，是中国古代哲人对于道器关系的辩证法。

如“鼎”是用以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在古代，鼎一直是最常见和最神秘的礼器，是政权的象征，视为立国之重器。生活中，“鼎”食有严格的级别制度，天子是九个鼎，诸侯是七个，大夫五个，其余官员三个，若有违规，就视为失礼或谋逆。

陆羽深谙礼法，遵循观象制器准则“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在《茶经》中巧妙地将涉茶所用工具分成两大类进行描述即《茶经·二之具》和《茶经·四之器》，前者是与饮茶间接相关的工具概览，后者介绍与饮茶直接相关的工具，只有这些工具才能称为“器”，哪怕小至竹夹、巾（抹布），大至风炉、碗瓢都能列为器，而同是竹制的如籝，篮，笼，筥，因为它们不出现在品茶环境中，只能算作茶“具”。陆羽正是借助这些独具匠心的器具，很自然地将饮茶的平常生活纳入了礼的范畴。

为更清晰明了地表达茶器与礼的关系，《茶经》中的煮茶风炉被陆羽设计成鼎型。因为在古代，鼎一直是最常见和最神秘的礼器，是政权的象征，被视为立国之重器，直到今天，在人们心中“鼎与礼”也是合二为一的象征。再者，二十四茶器的组合，使得人们在器上所看到的已不再是纯粹的器具，而是一种礼仪程式的象征，在此条件下的品茗就变成了一种社会文化符号。时至今日，进门一杯茶，仍是大中华民族圈内的共同待客礼仪。

 其二，俭德为本

“行俭德之人”是陆羽倡导的茶道精神之根本要求。在《茶经·四之器》涉及茶器的选用时，陆羽认为“用银为之，至洁，但涉于侈丽”，而主张多用竹木之类器，一则可益茶香，二则可免奢华，极力推崇“行俭德”。在此，“俭”已上升为对一个精神品质的要求，而不仅仅是行为而已。

另外在《茶经·茶之略》中，专章说明了在具体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对前章节所述采制茶的工具和饮煮茶饮茶的器具，不必机械地全部搬用，而可以根据特定环境适当省略。因为虽然“王公贵族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但“庶民百姓”不是所有人都有经济能力和条件拥有齐备茶器，于是陆羽依“行俭德”却又“尚礼”之道，说明在特定情况下可“略”去不必要的器物。如此一来，陆羽将王公贵族的茶礼仪与“庶民百姓”的礼节分割开来，继后茶礼仪最终简化为“茶即礼”，但也正得益于此，才有可能开创出日后“茶道大行”的盛况。

茶的发展和饮用，古已有之，非陆羽之功，但是中国茶道的创立，陆羽功不可没。简而言之，他有集大成之功，也有开山之功，因为《茶经》是在总结众人经验基础上而成，但陆羽首次规范了茶道技术标准并确立了中国茶道精神，即在“精”的技术规范基础上，倡导以“和”为精髓，以“礼”为中心、以“俭”为根本的茶道思想，从而让品饮者获得身体上的康健和品德上的修炼。从此以后，中国茶道历经衍变而始终不改这最初的道义、宗旨，直到今天，“茶”依然是“礼”的代言，“廉俭”的象征，“和”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