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茶道的萌芽先得追溯饮茶的起源，根据陆羽《茶经》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虽然不能确定饮茶起源的具体年代，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远古时期，先民们就已发现了茶，但遗留下来的关于茶的记载甚少，而且中唐以前“荼”字与“茶”字往往是混用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11篇，其中“荼”字出现了9次。我们无法确切肯定诗中所言的“荼”与现代的“茶”意义一样，但其字源学上的意义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上，据种种资料考证，中唐（756年～824年）以前约一千多年间，茶在某些地区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就已日渐旺盛，饮茶有了一定的文化意味，通常我们把这段时期称为茶道萌芽阶段，呈现出以下三个要特征。

“神农尝百草，得荼而解之”，即茶在发现之时，就是当成解毒的药物。继后，东汉有名的神医华佗《食论》载：“苦茶久食，益意思”，医学家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说“茶治脓血甚效”等等，都表明这一时期人们已认识到茶的药用价值，并将其应用于治病救人。到了唐中期，茶疗理论基本形成，其时问世的《新修本草》对茶叶的功效记载更为丰富：“（茶叶）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消宿食”。

齐景公的国相晏婴（前578¬～前500年）平日经常食用茗菜：“晏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而后，三国时期吴国吴郡(今江苏)学者陆玑所著，专释盛行于东汉以后的《诗经》中动物、植物名称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亦载：“椒树似茱萸,有针刺,叶尖而滑泽。蜀人作荼，吴人作茗，皆合煮其叶以为食。”由此可推测，春秋时期就有的将茶用作下饭菜的饮食习惯在三国时代仍有流传。

西汉辞赋家王褒所著《僮约》有“烹荼尽具”、“武都买茶”的记述，由此推断，西汉时期在一些地区烹饮茶叶的习俗已经形成，制作茶叶在市场进行交易已经司空见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学会制作“饼茶”，并懂得了完整的煮茶、饮茶方法。茶饮已受到文人雅士的欢迎，饮茶之习还开始被引入佛门。

以“养生”为本的道教，视茶为修行的“仙药”。晋代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家葛洪（284～364），自号抱朴子，曾在杭州西湖葛岭炼丹，他曾把茶树的叶子蒸熟研末，再掺入药料的矿物质，和草药一起炼成有助延年益寿的“仙丹”。南朝齐梁道教思想家、医学家陶弘景（456～536）《新录》亦云：“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意即茶可作为助羽化成仙之饮。

在两晋时代，上层贵族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奢糜之风痛心疾首，于是出现了陆纳“以茶为素业”、孙皓“以茶代酒”、南齐世祖武皇帝“以茶祭逝者”等事例。这些有识之士借用素朴的茶彰显节俭、简朴的生活理念，倡导廉洁自律，反对劳民伤财，纠正不良风气，引领社会风尚，使以茶待客的习俗在某些地区逐成气候。

魏晋之前，茶饮虽不普及，但已开始在文人士大夫生活中出现，咏茶文赋渐渐出现，写作涉及茶事诗文的作者，汉代有文学家司马相如、杨雄、王褒；晋有张载、文学家左思、杜育，南北朝有鲍令晖、陶弘景等等。其中，杜育创作的《荈赋》是中国最早以茶为题材的诗赋。

杜育《荈赋》——一幅生动的茶山品茶图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

这是一幅绝佳的茶山品茶图：作者在秋天农忙闲暇时，率同好友结伴人茶山采茶，并制成茗茶。作者由岷江清流中，汲取清新的活水烹茶，煮开泉水，将钟山灵秀气、承霄降甘露的茗茶粉末置于东方出产的陶器中，加以调制成茶汤。等茶汤调妥后，效法大雅公刘以匏瓜制成的瓢饮酒，用瓢分茶飨友。茶汤中颗粒较粗的茶末下沉，较细的茶末精华浮在瓢面。匏面光彩如皑皑的积雪，明亮如春熙阳光。这篇赋依次铺叙了茶叶生长的情况：“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茶农采茶的情景：“结偶同旅，是采是求”；以及煮茶用水、用器情况：“岷水”“陶简”；最后描绘了茶叶煎成之后“焕如积雪，晔若春敷”的美妙情形，以及人们饮后的感受。对于深入研究晋代烹饮方式，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在这篇赋中，呈现了相当完整的品茗艺术要素。

其一，茗茶。野外亲采亲制之末茶，茶汤色雪白，杜育对茶赞美有加，称为奇产所钟。其二，水品。茶山旁岷江中之清流，合于《煎茶水记》中所言：“夫茶烹于所产处，无不佳也，盖水土之宜。”其三，炭火。不详，煮火疑用鼎。其四，茶器。置于福建建安的瓷器调制茶汤。再用瓢分茶飨客，六朝人往往用瓠瓜制成的瓢饮茶。其五，品茗环境。秋天、四川茶山、临流、佳友。

《荈赋》先《茶经》四百年提出饮茶要择地、择时、择水、择器、择烹、择礼，同时还详细说明茶去疾治病的适用范围。按现代的观点，《荈赋》简直就是一套茶叶质量体系提纲，无怪乎陆羽在《茶经》一书里三次提到《荈赋》，皆因《荈赋》可谓是中国茶学技艺的滥觞，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唐代皮日休甚至在《茶中杂咏序》中说《茶经》是《荈赋》之注释。宋代大诗人苏东坡亦认为《荈赋》有赞美茶的首创之功：“赋咏谁最先，厥传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论著始于陆。”宋代文人吴淑更是肯定《荈赋》的贡献：“清文既传于杜育，精思亦闻于陆羽。”

步入唐代，文人之间以茶相赠，以茶会友、茶助文思，相得益彰。如诗仙李白（701-762）为答谢侄子赠茶之情作《答族侄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赞茶“采服润肌骨”，诗圣杜甫（712-770）曾作茶诗《重过何氏五首》表达难得的“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的闲情逸致。盛唐时期，文人们更加热衷于赋诗作文，歌咏茶事之美，茶以不同的身影出现在达官贵人的盛宴上，在文人雅士的清谈中，在下里巴人的说笑中，或珍贵，或高雅，或入俗，茶的实用伴随着优美越来越成为文人雅士乃至普通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回味。

随着饮茶的普及与发展，南北朝时，几乎每一个文化、思想领域都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在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清兴的手段；在道家看来，茶是帮助炼“内丹”，升清降浊，轻身换骨，修成长生不老之体的好办法；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这样，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中国茶道初现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