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序》的文学思想及主张

二、《诗品序》的主要思想（阅读《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相关内容）

   （一）吟咏情性

《诗品序》一开始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诗歌的产生，是因为人们的性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感召和激动。

物感之物，有两层含义，一是自然景物；一是社会事物

吟咏情性：诗歌内容只有表现了人们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所激发的思想感情，特别是哀怨之情，才能够产生“可群可怨” 的强烈艺术感染力。

（二）自然英旨（直寻）

《诗品序》说：“‘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为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许文雨《诗品讲疏》中说：“直寻之义，在即景会心，自然寻妙，即禅家所谓‘现量’是也。”好的作品总是作家在触景生情，情与物冥的过程中产生，形成美妙的意象，并非由苦苦思索，呕心沥血得来。即“即目会心”之意。指作者以审美直觉触物兴情，创造意象。

锺嵘的“直寻”说与他的“自然英旨”的审美思想是一致的。他对当时的文章殆同书抄，诗歌“竞须新事”的风气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对当时诗歌过分讲究声律，也表示不满，他说“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他评颜延之的诗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谢在上品，颜在中品。其次是反对过分讲究声律。过分讲究声律，“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二）滋味说

《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以“味”论诗是锺嵘的贡献。中国的“味”相当西方的“美”。要求诗歌有味，把诗歌的批评标准从政治教化说引向艺术美自身的独特的价值，这对后世“为艺术而艺术”一派的影响极大，如晚唐司空图提出“味外之旨”；南宋严羽提出的“兴趣”；清袁枚提出的“神韵”等。有滋味，就是有较高审美价值，能给人带来审美愉悦。

 综合起来,味的意思是指诗歌所具有的绵长深厚的艺术感染力。

（三）风力丹采文质观

《诗品序》说：“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锺嵘在对一百多位五言诗人的评价中，对曹植的评价最高，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批评标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评刘桢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是说刘桢“风力”有余，“丹采”不足。评张华诗云：“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是说张华“丹采”有余，而“风力”不足。

（四）“兴比赋” 三义说

既然“滋味”是诗歌创作和欣赏的关键问题，那么如何才能使作品“有滋味”呢? 锺嵘在《诗品序》中具体论述了诗歌的“三义”：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比，三日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锺嵘认为，赋、比、兴手法应该交错运用，使文意既不过深也不过浮，使读者感到既不难理解也不一览无余。他认为“赋”法除“直书其事”外还要“寓言写物”，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兼有比、兴的特点。他要求“比”法也要“因物喻志”，不是简单的比附，这样“物”中有情志在内，“志”乃以物出之，使情感形象化。他认为“兴”，从创作上是“文已尽而意有余”，从欣赏上是披文入情以引起联想。总之，锺嵘认为“赋、比、兴”三种艺术手法的综合运用，是要处理好主观的“情”和客观的“物”的关系，使情寓于物，使物见于情，物情相生，含蓄有味。锺嵘对“三义”的解释，总结了《诗经》以来文学创作的丰富经验，又吸收了魏晋以来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从而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见解，很有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