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和“诗言志”的提出

一、文字创造中的方法与赋、比、兴的思想萌芽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是在创造文字以后。许慎《说文解字序》“仓頡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依类象形”的方法大约相当于后来诗歌创作中赋的方法；指事有象征意义，会意有比喻意义，大约相当于后来诗歌创作中的比兴方法。

二、卦象与比兴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中说“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如“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的观念与文学的本质特征就非常接近。

三、《诗经》中“美刺”的自觉

《诗经》中不少诗篇的作者曾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写诗的目的，如《大雅·嵩高》云：“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巷伯。”这是周宣王之舅申伯被封于谢，大臣尹吉甫特地作诗送他，颂扬他的德行，是美诗。《大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汹，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这是周幽王时大夫家父讽谏太师尹氏弊政的。尹氏执政不公，任用小人，天怨人怒。作者说他写此诗是为了追究幽王身旁的“凶人”，以改变其心，而达到抚养“万邦”的目的，这是“刺”诗。

四、“诗言志”的提出

一般学者认为目前文献资料有两处最早提到“诗言志”，一是《尚书·尧典》，一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前者记载为舜对他大臣说的话，许多学者认为不可信。故多认为后者较为可信。襄公二十七年乃公元前546年，大约是春秋末战国初期。到战国中期“诗言志”已是一个普遍的观念。朱自清先生说“诗言志”是我国诗歌理论的“开山的纲领”。最早对“诗言志”作出解释的是荀子。所谓“志”主要是指政治上的理想抱负。

    请参看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