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正人君、变今俗与文学话语权——〈毛诗序〉郑笺孔疏今读》文章讲读

《毛诗序》是中国诗歌理论批评最重要的文献，是儒家文艺思想的奠基作品，以及后世儒家文艺思想的纲领性文献。這样说当然不错，但是更应该加上一个词：“政治”。五四以来，对《毛诗序》的解读，基本上是否定的。关键是解释系统已经从传统的经学中心，转变成了现代的文学中心。然而只有从经学立场出发看，才能看到政治的文学及其正当性。孔颖达疏是对這一政治文学文献最详细周全的阐释，是最具有浓度和涵盖面的经典文本。读序不读疏，不容易真正进入儒家政治文艺思想的内部世界。解释学与人类学认为，要理解一种文化的观念，必须采取该文化持有者的立场，如何取得文化持有者的立场，解释者与对话者须采取他们的语言。细读孔疏，正是熟悉儒家文论的语汇，进入他们的语境之中，为更好地理解、阐释、纠正现代人的一些误读。這里先列举几种有代表性的批评史的观点，然后再以《毛诗序》毛传郑笺、孔疏的两段原典来展开讨论。

（一）几种批评史的解读

1.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论《毛诗序》的历史地位：“美刺”、“主文谲谏”、“发乎情、止乎礼义”等等，這些理论……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利用诗歌艺术为政治服务、巩固秩序的要求。

2.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更以“诗的汩没”为小标题，批评《毛诗序》的“美刺”。以上两说是五四时代普遍流行的以文学鉴赏取代经学批评的认知图式。

3.霍松林主编的《中国诗论史》，对《毛诗序》中“诗言志”的“志”，作了最严厉的批评：

所谓“志”，是封建的政治伦常之理为主导的情与理的统一。……情既然是欲，就不允许自由发展，否则就会流而及于乱，因此需要“制”，需要“节”。用以节制情欲的，只能是先王所制的“礼义”。礼义存于心，情有所动，立即就会受到节制而归于正，形之于言而成为诗，就一定会合于先王之道了。

4.胡适在1925年的《谈谈诗经》中说：

从前的人把這部《诗经》看得很重要，说它是一部经典，我们现在要打破這个观念，假如這个观念不能打破，诗经简直可以不研究了。因为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

5.郑振铎视《毛诗序》为首要摧毁目标的说法，也代表了五四新文化的使命：

《毛诗序》最大的坏处，就在于他的附会诗意，穿凿不通。……压盖在诗经上面的注疏的瓦砾里，《毛诗序》算是一堆最沉重、最难扫除，而又必须最先扫除的瓦砾。（《读毛诗序》，《古史辩》第三册）

6.章太炎批评说：

“古史辩派”的五蔽：一日尚文辞而忽事实，………五日重文学而轻政事。(《救学弊论》，《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1924年8月)

五四新文化的诗经学，继承宋人与清人诗经学中的文学派，从文学的角度上重新解释，将《诗》还原到诗的源头，大大开发了中国抒情文学的传统资源，有利于新文学的创造，這是他们的历史功绩。但是，必须承认，《诗经》除了文学的意义，还有经学的意义；经学的意义，也自有其两千年的历史价值，不因文学的意义而受到遮蔽甚至抹煞。因而，如果要理解中国诗经文化的主流传统，重新恢复从经学批评的角度去同情地理解《毛诗序》這篇文献，是十分必要的。

（二）《毛诗序》原典解读

【关雎】

《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孔疏：《诗》理深广，此为篇端，故以《诗》之大纲并举于此。

第一个问题是：《关雎》是“恋歌”，还是“后妃之德”?

朱东润《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即针对五四过于文学化、民间化的新说，以语言学、历史学、比较诗学等多元进路，破民间重心说，破国风男女之辞为本来面目说，颠覆“五四”，直捣朱子，回返了汉儒与先秦儒家诗学之义谛。自此，《诗经》非民间歌谣，渐成为学界常识。

第二个问题是：《关雎》言后妃之德，怎样“深广”?何以“大纲”?

1、人伦大端即文明开端

2、士人主持文明开端

3、道德优势

【美刺】

1、一国与一人

2、正人君

3、发乎情止乎礼义

    首先，礼义者，政教之本，故先礼义后政教’。用今天的话来说，礼义是道义精神，宇宙原则，而政教是现实话语，权力原则，思想规范。其次，发情止礼，是说变风，特指偏主于政治批判的诗歌；匡正人君成为這类诗歌的根本宗旨。换言之，用這句话指表达男女之情的诗歌并不符合《毛诗序》原义。第三，批判政治，匡正人君，是不是要遵守某种统治阶级的思想规范?恰恰相反，礼义不是来自统治者的规范，而用来‘规范’统治者行为的道义原则，是让统治者合乎礼义。发乎情止乎礼义，完整地说是：变风的情感，发自人民的性情；匡正人君的目的，是回归天下有道的礼义。

（三）今解：公共性、话语权与变今之俗

第一，充分的公共性的文学。“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一国之事，表明不是小我一己之私，不是原子式封闭的个人世界。

第二，“风、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则一国皆美之，一人刺，则天下皆刺之。”這里高度肯定了诗人的话语权。

第三，美刺批评的传统诗观，来源于孔门诗教的善善恶恶，是儒家的是非大义。

最后，正人君的抗议精神，其对象是统治者，体现了中国文学思想传统最有风骨的一面。而這一种传统，在近现代无可挽回地流失了。《毛诗序》所代表的真精神，魂兮归来，还有待于后人。其它如“先王之泽”，“文王之化”，皆可与西方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中“文化权威”相对读。可见，《毛诗序》涉及的问题其实十分丰富，诸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中的个人性与社会性的关系，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文学与公民的关系，文学与文化权威的关系等，其核心价值是：抗议精神、道义原则，以及這里没有提到的温柔敦厚的人格理想、时间与人事的诗学旨趣。通过充分的古今对话，完全可以作为一种理论思想的资源，发展出一套本土的政治文化批评的理论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