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产业管理的内涵及特征
一、文化产业管理的内涵
文化产业管理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维持其系统运行的重要环节。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如何兼具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和国际发展战略视野，如何实现转型升级向高端产业价值链跃升，关键在于管理。由于文化产业管理学与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等多学科存在交叉关系，所以，文化产业管理的内涵也非常丰富，很难用简练的语言来概括。目前，很多学者一般从其内容、层次、特征等侧面进行阐释，少有人对该概念的内涵进行全面分析。本节尝试分别从文化产业与管理的概念入手，对文化产业管理的内涵进行阐释。
首先，需要了解文化产业的基本含义。文化产业是以文化为基础，以创意为核心，在完善的知识产权体系下，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相结合，使人的才华充分发挥进而创造财富与就业的新兴产业。文化产业主要包括：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必需的辅助生产活动；作为文化产品实物载体或制作（使用、传播、展示）工具的文化用品的生产活动；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需专用设备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文化产业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具有文化性、创新性、科技性、产业性等特点。其次，管理是管理者为了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个人发展和社会责任，运用管理职能进行协调的过程。任何管理活动都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其本质是运用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职能在组织内部进行协调，以达到某一组织目标。
综上所述，我们对文化产业管理概念进行定义，即文化产业管理是文化产业管理者为了有效地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目标，以文化为基础，创意为核心，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传统产业，运用各种管理职能进行协调的管理活动。从宏观层面上讲，文化产业管理是国家对文化活动进行间接控制；从微观层面上讲，文化产业管理是文化运营企业和组织的管理活动；从战略层面上讲，文化产业管理是涉及经济体系等多方面的规划，与国家的文化、经济、对外政治及国际贸易等根本方针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文化产业管理与一般物质生产企业或服务业的管理有较大的差异，主要是因为文化产业是创意型产业，主要是对精神内容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进行的管理。具体来说，文化产业管理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经济属性。文化产业管理必须遵循产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运用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与归纳。
（2）管理属性。文化产业管理归根结底是管理活动，管理者在文化产业经营管理过程中，运用管理学的原理、职能及方法，完成文化产业管理行为，实现组织目标，同时肩负一定的社会责任。
（3）文化属性。文化产业管理要以文化为基础，必须顾及文化的特点，符合文化的要求、体现文化的品质，在其产品和服务中注重丰富的思想内涵、正确的价值导向和积极的精神追求的传达。
（4）技术属性。文化产业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兴产业，文化产业管理无论是外部环境、内部构成、管理方式还是文化产品的生产或服务的提供上都势必要与以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紧密结合，两者不可分割，相辅相成。
（5）服务属性。文化产业管理的服务属性体现在为文化企业提供各种服务产品，例如政策、信息、设计、展览、咨询、广告等，以方便文化企业用于保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提高生产效率和促进自身发展。
二、文化产业管理的特征
（一）复杂性
文化产业管理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业态、地域文化差异、需求多元化等方面。一方面，文化产业涉及影视产业、音乐产业等传统业态，还涉及文化旅游、网络文化产业、动漫业等新兴业态，这些纷繁复杂的业态共同构成了文化产业的庞大体系，正是由于涉及众多业态，文化产业管理的实施也就变得十分复杂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域文化的分异，导致文化产业在地域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在东部发达地区易于发展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新兴文化产业；而在我国的西部地区由于特色文化资源的富集，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将更有空间。因此，根据地域文化的不同，文化产业管理行为也应该有所不同，应加强针对性管理。此外，文化产业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这就决定了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生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产品。受众需求的多元化对文化产业的管理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这也导致了文化产业管理的复杂性。
（二）系统性
文化产业的管理是系统工程，是社会系统工程的一部分。文化产业强调以创意为龙头，以内容为核心，驱动文化产品的制造，拉动批发和营销，带动相关衍生品开发，从而形成上下联动、左右衔接、一次投入、多次产出的产业链条。如位于武汉市的中国光谷创意产业基地重点发展动漫、游戏、互联网、数字出版、新媒体、创意设计、影视后期、动漫衍生品等相关产业，园区总面积4.2万平方米，入驻基地企业达78家，其中投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10家，拥有江通动画、拇指通、诺克斯、超级玩家等本地业内龙头企业，集聚各类科技型文化创意企业250多家，涵盖了湖北省70％以上的动漫企业和近60％的游戏企业，它已成为国内创意产业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文化产业是精神财富创造产业，其管理要有自己的系统工程和组织管理技术，因此，“一定要发展组织管理各门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技术、各门系统工程，包括文艺系统工程、科研系统工程等”。文化产业管理就是在国家宏观管理体制下，通过企业的现代组织管理技术创造精神产品的系统工程。
（三）区别性
不同文化行业的内容与特点不同，其管理的手段与方法必定有所区别。随着经济的发展，除了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传统文化行业外，文化产业的外延不断扩大，网络游戏、互联网金融、创客空间等新兴业态逐步纳入文化产业范畴中，相对应的法律法规与监管评估体系正在建立与完善，例如为了规范新闻出版统计工作，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6年4月26日通过并公布了《新闻出版统计管理办法》；2016年2月4日，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2002年6月27日颁布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新规定明确了网络出版服务的概念及分类，加强政府对网络出版服务及相关单位的监管力度；针对互联网金融近年来发展规模急剧膨胀，为了引导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发展，2015年7月18日，网信办、公安部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确立了互联网支付、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等互联网金融主要业务的监管职责分工，落实了监管责任。因此，我们应根据文化产业各业态的内容及特征进行区别管理，确保文化产业各业态在公平、规范、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中良性发展，为社会大众提供安全、健康、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四）发展性
文化产业会随时代、需求、技术等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相应的文化产业管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管理的内容与方法都会发生变化。当今世界，网络技术、虚拟现实、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文化的整合，促使文化创造、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各个环节的联结方式不断革新，传统文化产业不断改造、升级，不同文化行业进一步融合，新兴文化业态不断出现，如交互媒体和手机游戏业态。科技为文化产业提供了技术的内容、手段及动力，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现代技术手段的支撑，正如E．舒尔曼（E．Schuurman）所说：“技术在现代的、充满活力的文化现实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人们愈发广泛地承认，现代技术是现代文化得以建立的基础。”技术进步使市场规模扩大，增加发展空间，相应的管理随之改变。
同时，经济发展促进文化消费在时空上的扩展，拉动文化产业发展。随着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化消费的需求快速增加。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6万户居民家庭进行了城乡一体化住户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长9.6％（不考虑价格因素），其中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增长达到16.4％，远高于人均消费支出增速；2011年至2014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平均增长率在12％以上。巨大的文化消费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供给，促进了文化产业飞速发展。因此，在这种大环境下，文化产业的管理应该因时而异、因地而异。
精读内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文化产业的演变、特征与经验
摘 要：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它的战略地位影响着国家软实力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力。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文化产业历经不同阶段演进与波澜起伏，形成历史文化传承、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科技创新三个维度的演变逻辑，表现出思想文化导向与文化经济建设的贡献特征，也衍生出文化产业均衡性、文化产品供给力与文化产业创新度等问题。探索并剖析中国文化产业的历史变迁、逻辑主线与发展特征有利于梳理国家文化产业的创新脉络，把握文化产业的运行规律，厘清文化产业的要素与方向，并获得文化产业引导规划、文化产业市场体系构建、文化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经验启示。
经过70年的艰苦奋斗，中国文化产业逐渐从稳步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已然成为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显示，中国文化产业呈现平稳较快增长，2016～2017年文化产业新业态中的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分别达到30.3%与34.6%，形成文化产业新引擎，进一步优化了产业结构。2019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达4055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9%，持续保持8%左右的增速。因此，中国经济的高效能发展离不开文化产业的价值收益，而文化产业在新中国建立七十华诞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也承载着更多的历史机遇与挑战，这是中国文化产业的现实依据，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与焦点。从盘点新中国建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初期文化生产的内在矛盾与曲折动荡[1，2，3]，到细数文化体制改革后文化企业的破旧立新与如沐春风[4，5]，从回顾文化产业顶层设计，政策演进与结构变迁的旧体例[6，7]，到展望文化产业构建的新常态[8，9]，学界文献从不同历史节点与不同角度呈现70年以来中国文化产业的风采与沧桑，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基于此，进一步研究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演进历程，运行特征与经验启示，以期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现实目标并拓展文化产业经济研究的理论视野。
一、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的演变
70年崛起的新中国是一张面向世界，展示其脱胎于经济而落脚于文化的国家名片。因为中国本身是一种文化与经济交织的文明，中国文化产业变迁由此为国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定调，为“文化强国”的中国梦正名。一方面，中国文化产业跨越时间横轴形成七十年的演变进程；另一方面，在空间纵轴中通过历史、政治与科技维度揭示文化产业的演变逻辑。
(一)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的演变进程
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演进在风雨兼程中砥砺前行。建国伊始至今中国的文化经济带有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双重属性，极具时代烙印与政策波动性。其演进包括四个阶段。
1.1949～1978年中国文化产业酝酿阶段
1949～1978年是中国文化事业的储备期，跨越时间长且具有奠定文化产业基础的作用。这一阶段涵盖“四个一百”：一是“百废待兴”时期(1949～1956)。恢复国民经济需要肃清思想文化顽疾，因而这一期间摈弃了旧思想，重新确立马列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并形成文艺服务工农兵的方针，改革旧文化事业，培养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大众文化。正如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强调“文化建设的高潮将与经济建设高潮并存”；二是“百花齐放”时期(1956～1957)。伴随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讨论中提出的“双百”方针，形成新中国历史上文化事业的“第一次高潮”。集中体现为将文化艺术和科学研究置于重要地位和繁荣活跃的氛围中，使其呈现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并遵循理性的治理逻辑；三是“百转千回”时期(1957～1966)。1957年反右斗争后，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事业发展进程中，由于极左思想的牵掣，“双百”方针严重扭曲。虽然在1959～1961年间实施过破除文化科技“清规戒律”的措施，但其后对文化事业的政治批判使其发展急转直下；四是“百花凋零”时期(1966～1978)。这十年是中国文化事业的巨大浩劫，造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事业的断层与空白。
2.1978～1992年中国文化产业起步阶段
1978～1992年是中国文化事业的恢复期，转折程度深且具有改变文化产业属性的意义。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造就了新中国文化事业呈现恢复与兴起之势，并逐步向产业性质过渡。因此这一阶段的文化产业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改革”时期(1978～1983)与“开放”时期(1983～1992)。在“改革”时期，主要确立以复苏国民经济与文化事业为目标的方针。1978年“拨乱反正”后文化体制恢复至“文革”前，全国各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指引下，重新确立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因而文化市场的地位、接受度与合法性确立，同时改变了之前文化事业管理杂乱无章的情况。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进一步确立“双百”方针的科学性。由此，文化娱乐业、出版业、影视业等文化事业生产活动相继复苏并探索出改革新路子；而在“开放”时期，主要形成以拓展文化经济与文化产业业态为目标的方针。期间大量海外文化产品涌入中国内地，通过文化贸易的频繁往来，加速了文化产业的流动。由此，文化事业的产业化趋势得到强化，形成文化消费多元化、文化市场开放化、文化政策合理化的格局，释放出文化产业创新的市场机制效应。
3.1992～2012年中国文化产业探索阶段
1992～2012年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期，改革强度大且具有调整文化产业步伐的价值。1992年十四大的召开与邓小平同志发表的南方讲话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与现代化文化建设方向。因此，这一阶段可以概括为两个时期：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时期(1992～2006)和探索新兴文化发展时期(2006～2012)。其中，1992年6月中央发布《关于加快第三产业的决定》促使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并于同年首次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明确“文化产业”的说法。在此宏观背景下，文化管理体制创新分别从管理模式与组织机构改革两个方面进行。管理模式从“国家包办”转变为“多种形式”共存，组织机构从“自上而下”转变为组织层次“精简消肿”，这一调整极大提升了文化产业的运行效率；在创新文化管理体制的同时，2006至2012年期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纲要，涉及网络文化、数字内容、动漫等多种行业，将文化产业向信息化方向拓展，推动文化发展与产业经济的全方位融合，进一步完善了现代化文化市场体制并促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兴产业。
4.2012～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革新阶段
2012～2019年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创新期，发展迅速且具有推动文化产业业态的效能。2012年至今是中国文化产业全面深化改革与创新发展的阶段。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中重申“文化强国”建设与2015年“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将这一阶段的文化产业分立为两个时期：制度创新时期(2012～2015)与技术革新时期(2015～2019)。在2012～2015年的制度创新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着力“推进文化制度革新”、明确“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标志着文化制度改革走向纵深阶段，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文化体系初步形成，特别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镇；随后在2015～2019年期间，文化产业的数字化传输服务涌现，我国也相继根据十九大阐释的“文化自信”精神，分别出台关于数字创意产业、数字内容产业等一系列指导文件。由此将文化产业与科技新动能高度融合，形成数据赋能文化产业的变革创新，其变革打破了文化信息孤岛，形成“去中心化与去区域化”的文化技术选型、文化产业升级、文化体系变革力，且正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产业。
(二)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的演变逻辑
回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变迁，总结归并，形成历史文化传承、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科技创新三个维度的演变逻辑。
1．形成历史文化传承的演变逻辑
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西方迄今已有几百年历史。直至20世纪50年代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首次提出文化产业(最早称之为“文化工业”)的概念后[10](P.10)，这一领域正式成为发达国家热议的话题。因此，国外围绕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而国内文化产业起源于中国古代与封建社会的文化商品与文化行业，其发展仅始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在西方国家文化产业已历经百年时，我国对文化产业的探索仅在起步阶段，并在世界文化产业高速发展时原地盘旋近30年。文化与经济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历史形成了新中国建国后对文化产业的现代诠释，也造就了文化产业的演绎逻辑。正因如此，文化产业中的“文化属性”构成了对文化产业演进的注解。文化思想的导向作用在优化国家文化治理的同时也造成了文化产业的“非经济属性”，导致“文化商品交易”活动长期无法渗入中国文化产业中，使中国文化经济自封建社会至改革开放前一直处于“文化膨胀，产业不足”的传统模式中。此外，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组成部分，独立于传统“士农工”行业，以“文化”的内核与“商业”的外壳构成国人心目中“边缘化”行业地位。总之，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传承从血液里演绎中国文化产业的思辨逻辑。
2．形成文化体制改革的演变逻辑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一直与文化经济体制改革及政策调整息息相关。1978年中国文化产业起步前，各个阶段的文化经济发展基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均为国家管控文化事业发展路径的产物。尤其在建国初期，国家实行“国有国办，统包统管”的文化事业体制。在文化事业领域管理死板、封闭僵化，严重束缚了文艺创作者的创新能力与市场拓展力。另一方面，由于在文化经济领域取消非公有制中文化与市场的连接，阻断了文化产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因此，中国文化经济演进的突破必然需要遵循文化体制改革的逻辑，而归根结底就是进行文化体制市场化改革。伴随2002年党的十六大专章论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措施，从总体来看主要从完善立法、规范体制建设、加大融资、拓宽统计口径等文化体制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力图破除中国文化体制良性演进的阶段性障碍。总之，持久发力的文化体制改革从躯干里演绎中国文化产业的成长逻辑。
3．形成文化科技创新的演变逻辑
科创精神是引领文化产业演进的动力因素。纵观产业结构演进历程，文化产业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产业结构演变走向的重要领域之一。从原始农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直至新兴产业变迁中，文化与科技的相濡以沫一直是产业升级津津乐道的主题。因为只有植根于科技进步的文化环境同样作用于产业科技创新，才能带动新一轮产业更替。建国后我国的文化事业单位多为国有企业，国有文化企业长期缺乏创新激励机制，“熟人秩序”鄙视“市场契约”，鲜有将文化经济的“套利”行为转变为“创新”行为，科创精神难以孵化成为与文化市场结合的企业家精神，制约了文化科技创新的原始创造力。此外，文化产业科技应用能力较为薄弱也成为阻碍文化经济演进的重要环节。中国文化产业的“潜力”在于“技术革新”，尤其随着互联网与科创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演艺产业、音乐产业、动漫产业等在传统制作、运营、销售环节改变了原有文化产业链，尤其在2015年后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进程将文化产业技术更迭推向新高，从而引进大量顶尖文化产业的生产与加工技术。总之，逐步强大的文化科技创新从体征里演绎中国文化产业的蜕变逻辑。
二、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的特征
纵观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发展历程，风雨变迁，凤凰涅槃，蕴含丰富的文化积淀与产业积累，为国家树立丰碑的同时，也为人类历史带来硕果。但如何将静态文化资源转化为动态产能成为新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深入剖析这些历史贡献特性与问题表征是现阶段赋予中国文化产业的新课题。
(一)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的贡献特性
一个国家的贡献，不仅取决于船坚炮利、国库殷实与设施完备，更在于文化品格的携领，文化创富的潜能与公民文化的强盛。因此，中国文化产业70年的贡献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1．构建文化经济体系，形成思想文化引导作用
如前文所述，中国文化经济的范畴和体系构建是伴随文化管理体制与文化经济波动形成的发展中概念[11](P.19-22)。但总体上文化经济构成有其隐含的分类标准与逻辑主线。表1是新中国建立70年文化产业不同时期构建的发展体系及相应框架下形成的思想导向性特征与贡献。由表1可以看出，文化产业是具有双重属性的文化经济体系，即思想文化属性与产业经济属性。中国文化产业体系构建经由意识形态主导逐渐向产业经济主导过渡。文化产业酝酿阶段，尤其在1956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前，文化事业力图形成民族性文化培育体系，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事业带有“双反”政治任务的思想作用；文化产业起步阶段，自1979年9月25日十一届四中全会最早明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后，文化经济围绕精神文明建设体系逐渐形成义务教育、211工程等科教兴国战略以及文娱、新闻、影视业建设长足发展；文化产业探索阶段，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文化市场体系，为弘扬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价值中“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自觉性贡献；文化产业革新阶段，将文化产业数字化融入文化经济，形成文化产业新的精神消费方式与文化需求模式。
表1 新中国70年文化经济体系主要思想文化贡献特性
2．扩大文化生产规模，提高了文化经济贡献率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事业在迈向产业化进程中贡献颇丰。1953～1957年文化事业经费总投入为4.97亿元，而2018年达到928.33亿元。相应的，2018年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为38737亿元，是2004年的10.3倍。2004～2018年文化产业对GDP增量的年均贡献率由3.9%提升至5.5%。其中，1949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仅有55个，文化馆896个，博物馆21个，到2018年底，全国公共图书馆达到3176个，文化馆44464个，博物馆4918个。中国经济腾飞离不开文化事业与文化经营的积累与贡献，它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着力点之一[12](P.4-17)。建国70年，中国在文化事业的不断探索中向文化大国转变。
图1反映了2003年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文化产业(事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其中，文化产业(事业)增速、文化产业(事业)贡献率与文化产业(事业)拉动率均是衡量经济增长要素的效益分析指标。文化产业贡献率为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增量的比重，文化产业拉动率为贡献率与总体增长率的乘积。由图1可见，中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阶段，文化产业(事业)增速与拉动率存在同步增长，文化产业增速快，其拉动率就高且幅度更大。因为文化产业能够带动相关产业链增长潜力，并随改革深入与技术变迁呈非线性波动。但总体上，中国文化产业(事业)平稳增长，尤其在2012～2018年期间，中国文化产业年均贡献率在4%以上，逐步形成服务业与科技融合带来的经济增长新高峰。
图1 2003～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及其经济贡献(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13～2017》，《中国统计年鉴2003～2017》
(二)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的问题表征
结合建国后文化事业的历史传承与当前文化产业的新动态，将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表征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文化产业发展不均衡
中国传统文化事业资源配置通常依据文化行业与区域条块分割、各谋其政，因此极易造成文化事业中各行业发展与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尤其在建国初期，文化行业分割性体现在战时遗留的军政管理方式与苏联模式将文化事业管理权上移，造成文化管理事业机构不断下沉与剥离，如新闻、广电、艺术领域出现分散管理，各行其是。文化体制改革后，尽管部分文化企业进行融合重组，但行业分割的市场结构性矛盾依旧存续。而当文化事业发展到一定时期，各地区文化产业竞相发展，由地区分而治之形成区域壁垒。因为文化产业格局囿于融资杠杆与规模协同效应无法形成区域产业并购重组，一旦“软小散滥”的文化产业无法整合，将难以形成中国的“文化航母”并引领中国成为世界文化强国。加之中国是具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多民族国家，地域习俗与语言沟通障碍加剧了地区行政权力壁垒，形成“一个新闻集团两个区域主管，一个文化园区两个地方收费”的乱象。伴随数字经济与网络媒体的冲击，传统行业与物流区制进一步瓦解，当现有环境资源与文化产业要素流动频率不匹配时，中国文化产业步履维艰。
2．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不足
文化产品供给的缺失是相对于文化产业需求多元性而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文化事业纳入计划经济模式中，形成卖方市场的生产导向。文化产品的供给缺失多以文化资源开发利用问题呈现，通常不存在文化流通与消费领域的不均衡，因为文化资源无法在市场中发挥配置作用。一方面中国丰裕的文化资源因难以市场化考量造成资源禀赋的“沉没成本”，形成文化资源开发不足。另一方面大量带有强意识形态的文化事业成果涌现并灌输民间，在凝聚舆论导向的同时形成许多同质性机械化文艺产品。尽管曾出现短暂繁荣，但总体在文化资源开发中盲目粗放。改革开放后，文化产业日新月异，但在摸索前行时文化产品生产与大众消费的“低幼化”和“泛娱乐化”问题也相继出现。以国产动画与影视业为例，80年代中后期国内启动动画产业变革后，引进的国外动画产品挤压原本供给乏力的国内市场，优质国内动画业无力孵化再生从而凸显其低幼问题。随后，电视与网络普及推广，将大众需求由纸质媒体引至数字媒体，尽管形式多元化却难掩原创匮乏的本质。2019年暑期档国产动画影视产品《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飘红同时也引人深思：中国文化产业如何完全摆脱当前“提到动画就是神话故事，提到文化产业就是明星电影”的尴尬局面。
3．文化产业创新能力不强
如果说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是文化产业的文化内核，那么文化产业技术创新将聚集外延性生产方式使文化产业化，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产业的技术瓶颈却一直成为产业创新能力的制约。新中国成立初，出版业技术手段一直相对落后，随着编印发分工加强，出版业技术环境得到改善。但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数字出版技术对传统出版业的强烈冲击，当单一印刷技术无法承载多种读物出版并满足多样消费需求时，大量印刷品积压滞销，出现“图书按斤售卖”的市场行为。而文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又决定了国际市场视野受限，由此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文化产业与国际市场创新脱轨的问题。即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文化产业的开放速度与程度在受限下依旧迟缓，期间贸易逆差较大，与发达国家同领域相比仍有距离。例如，在海外演出行业，加拿大太阳马戏团独辟蹊径，率先将马戏技术与街头娱乐创新组合，其年收入曾超过我国全部海外商演年收入总和[13](P.127)。因此，文化产业技术创新对文化贸易产生的影响，最终制约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创造力。
三、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的经验
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的漫长求索展示了文运与国运的一脉相承，也揭示了文化产业从无到有，从步履蹒跚的新兴产业到茁壮成长的现代产业的发展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培育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目标，是肯定建国70年文化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与良好期盼。为此，需要以史为鉴，总结经验如下：
(一)强化文化产业引导规划
第一，调整文化产业发展理念。从社会效益角度讲，文化产业凭借物质载体从创造、流通到消费环节传输的不仅是物质财富，更是一种精神理念。这样的“精神财富”因不可模仿、不可切割与不可复制性特征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常被人们滥用与忽视。因此，公共部门有责任引导公众转变传统观念，积极宣传文化产业的社会价值，倡导与支持文化产业扶贫等就业取向，形成人人认可、注重文化产业社会价值的“公众氛围”。从经济效益角度讲，需要培育文化产业大胆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对具有宣传任务的国有文化产业集团施行企业家股利分配，调动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向知识经营观念转变，对民营文化资本实施员工参与利润分配，彻底打破文化事业单位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将富于时代特色、民族精神的文化产品与市场需求、消费诉求结合，以社会效益促进经济效益，以经济效益带动社会效益。
第二，深化文化产业体制改革。中国文化产业的体制调整首先在于组织机构改革。现行文化管理层级由宣传部统筹，制定政策则分散在文化、工商、建设等多部门，多头领导极易混乱。因此，应统一建立文化产业管理与监管机构，消除文化市场管理与文化产业管理“两张皮”。在管理幅度设置中，宣传部门强化舆论引导与监督责任，文化产业管理机构需要进行职能优化并扮演协调角色，充分挖掘具有市场潜力的文化资源与新兴业态。另外，投融资改革中，优化国有文化资本结构，重新界定公共财政的投融资范畴，将公益拨款与经营投资分离，逐渐从“事业性”拨款向“项目性”支持转变。并通过债权融资转向股权融资、知识与收益权质押筹资等多元渠道继续加大文化产业投融资力度，建立民间资本准入与评估体系，规范金融监管与信贷条款。
(二)健全文化产业市场体系
第一，提升文化产品质量。所谓文化产品品质包含文化产品结构多元化与产品创新力度两个维度。一方面，应打造中国文化产品开发中不同类型的优秀文化精品，并统一准入与审核标准，将富于生命力的中华主流文化产品通过IP市场推向国际。进一步深入挖掘潜在文化消费市场，强调文化产品结构不仅要“以史为鉴”，更应“面向未来”，用“国际化”的前瞻性制作标准衡量高质量产品、市场与技术结构，建立中国的文化产业质量认证体系。另一方面，探索中国文化产业的产品创新角度及其在国家间贸易战中的“逆商业周期”规律与“口红效应”。积极引入数字文化产品设计、实施文化产品创新工程，设立文化产品创新贡献奖，给予文化产品创新市场自由度与产权保护法律环境，并坚守文化产品创新底线，清理网络文化垃圾，严禁质量低下的“舶来品”充斥国家市场。
第二，加快文化园区建设。如果说文化产品结构以差异化产品累积消费偏好从而构建市场壁垒，形成产品广延边际效应，那么，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是将多元化品牌进行产业集聚进而构建的规模壁垒，形成产品集约边际效应。文化园区是文化产品的升华与展示平台，在政府引导的文化产业园区需要规范管理模式，完善运营流程，形成市场对接，降低中小企业进驻门槛；而在市场自发的文化园区应明确园区特色、开发商业潜力、完善政府认定机制，延长富于竞争力的产业链。同时，促进国内文化产业园区的优势互补，既要避免一哄而上的重复建设，也要防止避重就轻的规划空白。为此，可以遵循“高投入，高收益”的融资模式，根据文化园区企业的融资力度按比例进行政府产业立项，集聚大企业形成“规模效应”，扶持小企业形成“鳕鱼效应”，两者联动形成跨区、跨行业的大型文化产业科学城，构筑集群化产业基础。
(三)推进文化资源优化配置
第一，实施文化产业科学技术创新。引进文化产业社会资本的第一生产要素在于科学技术。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经验表明，科技是文化向产业转移的关键，有科学技术指导的文化产业发展空间更广，内部结构更为合理。因此，应广泛搭建文化产业教育教学平台，重视文化产业经济与管理理论的学科体系建设与课程设置，提升文化科研工作者的社会地位，鼓励建立文化经济科研基地，强化文化产业的理论储备，培养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产业核心科技。与此同时，强化文化产业的技术应用能力。加大国际先进文化科技产品的操作技术培训，减少大量海外高科技文化产品无法使用的浪费现象。设立文化产业技术领域专业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各高校与科研院所应加强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有效对接，保证科学的文化技术评价标准、科技成果转化度与职业社会认可度。
第二，培育现代文化产业专业技术人才。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的投入在经济增长与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4](P.30)。因而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关键在于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中国文化产业起步于改革开放后，2011年才正式纳入国家本科教学目录，文化产业的专业人才培养时间较短且学科设置尚未规范。在培养现代化文化人才层面，既需要综合性管理人才，也需要熟知文化产业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前者可在国内外各行业中挖掘并给予股利分红以示嘉奖，后者需要加强各领域培养单位的技能培育。应从学科设置中加强文化产业经济与管理的教育教学，鼓励高校设立文化产业学科硕博士点，将文化产业人才外部招聘与内部培养相结合，防止人才断层。此外，在考评现代化文化人才方面，应鼓励产业创新行为，给予设计、创作人员相对开放的研发空间并通过产权激励保障其贡献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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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化产业管理概述
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其发展程度已经成为国家财富和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之一。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提出要“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国家层面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做出专门部署，对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节 文化产业管理的内涵及特征
一、文化产业管理的内涵
文化产业管理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维持其系统运行的重要环节。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如何兼具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和国际发展战略视野，如何实现转型升级向高端产业价值链跃升，关键在于管理。由于文化产业管理学与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等多学科存在交叉关系，所以，文化产业管理的内涵也非常丰富，很难用简练的语言来概括。目前，很多学者一般从其内容、层次、特征等侧面进行阐释，少有人对该概念的内涵进行全面分析。本节尝试分别从文化产业与管理的概念入手，对文化产业管理的内涵进行阐释。
首先，需要了解文化产业的基本含义。文化产业是以文化为基础，以创意为核心，在完善的知识产权体系下，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相结合，使人的才华充分发挥进而创造财富与就业的新兴产业。文化产业主要包括：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必需的辅助生产活动；作为文化产品实物载体或制作（使用、传播、展示）工具的文化用品的生产活动；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需专用设备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文化产业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具有文化性、创新性、科技性、产业性等特点。其次，管理是管理者为了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个人发展和社会责任，运用管理职能进行协调的过程。任何管理活动都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其本质是运用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职能在组织内部进行协调，以达到某一组织目标。
综上所述，我们对文化产业管理概念进行定义，即文化产业管理是文化产业管理者为了有效地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目标，以文化为基础，创意为核心，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传统产业，运用各种管理职能进行协调的管理活动。从宏观层面上讲，文化产业管理是国家对文化活动进行间接控制；从微观层面上讲，文化产业管理是文化运营企业和组织的管理活动；从战略层面上讲，文化产业管理是涉及经济体系等多方面的规划，与国家的文化、经济、对外政治及国际贸易等根本方针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文化产业管理与一般物质生产企业或服务业的管理有较大的差异，主要是因为文化产业是创意型产业，主要是对精神内容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进行的管理。具体来说，文化产业管理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经济属性。文化产业管理必须遵循产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运用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与归纳。
（2）管理属性。文化产业管理归根结底是管理活动，管理者在文化产业经营管理过程中，运用管理学的原理、职能及方法，完成文化产业管理行为，实现组织目标，同时肩负一定的社会责任。
（3）文化属性。文化产业管理要以文化为基础，必须顾及文化的特点，符合文化的要求、体现文化的品质，在其产品和服务中注重丰富的思想内涵、正确的价值导向和积极的精神追求的传达。
（4）技术属性。文化产业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兴产业，文化产业管理无论是外部环境、内部构成、管理方式还是文化产品的生产或服务的提供上都势必要与以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紧密结合，两者不可分割，相辅相成。
（5）服务属性。文化产业管理的服务属性体现在为文化企业提供各种服务产品，例如政策、信息、设计、展览、咨询、广告等，以方便文化企业用于保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提高生产效率和促进自身发展。
二、文化产业管理的特征
（一）复杂性
文化产业管理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业态、地域文化差异、需求多元化等方面。一方面，文化产业涉及影视产业、音乐产业等传统业态，还涉及文化旅游、网络文化产业、动漫业等新兴业态，这些纷繁复杂的业态共同构成了文化产业的庞大体系，正是由于涉及众多业态，文化产业管理的实施也就变得十分复杂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域文化的分异，导致文化产业在地域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在东部发达地区易于发展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新兴文化产业；而在我国的西部地区由于特色文化资源的富集，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将更有空间。因此，根据地域文化的不同，文化产业管理行为也应该有所不同，应加强针对性管理。此外，文化产业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这就决定了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生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产品。受众需求的多元化对文化产业的管理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这也导致了文化产业管理的复杂性。
（二）系统性
文化产业的管理是系统工程，是社会系统工程的一部分。文化产业强调以创意为龙头，以内容为核心，驱动文化产品的制造，拉动批发和营销，带动相关衍生品开发，从而形成上下联动、左右衔接、一次投入、多次产出的产业链条。如位于武汉市的中国光谷创意产业基地重点发展动漫、游戏、互联网、数字出版、新媒体、创意设计、影视后期、动漫衍生品等相关产业，园区总面积4.2万平方米，入驻基地企业达78家，其中投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10家，拥有江通动画、拇指通、诺克斯、超级玩家等本地业内龙头企业，集聚各类科技型文化创意企业250多家，涵盖了湖北省70％以上的动漫企业和近60％的游戏企业，它已成为国内创意产业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文化产业是精神财富创造产业，其管理要有自己的系统工程和组织管理技术，因此，“一定要发展组织管理各门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技术、各门系统工程，包括文艺系统工程、科研系统工程等”。文化产业管理就是在国家宏观管理体制下，通过企业的现代组织管理技术创造精神产品的系统工程。
（三）区别性
不同文化行业的内容与特点不同，其管理的手段与方法必定有所区别。随着经济的发展，除了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传统文化行业外，文化产业的外延不断扩大，网络游戏、互联网金融、创客空间等新兴业态逐步纳入文化产业范畴中，相对应的法律法规与监管评估体系正在建立与完善，例如为了规范新闻出版统计工作，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6年4月26日通过并公布了《新闻出版统计管理办法》；2016年2月4日，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2002年6月27日颁布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新规定明确了网络出版服务的概念及分类，加强政府对网络出版服务及相关单位的监管力度；针对互联网金融近年来发展规模急剧膨胀，为了引导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发展，2015年7月18日，网信办、公安部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确立了互联网支付、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等互联网金融主要业务的监管职责分工，落实了监管责任。因此，我们应根据文化产业各业态的内容及特征进行区别管理，确保文化产业各业态在公平、规范、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中良性发展，为社会大众提供安全、健康、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四）发展性
文化产业会随时代、需求、技术等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相应的文化产业管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管理的内容与方法都会发生变化。当今世界，网络技术、虚拟现实、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文化的整合，促使文化创造、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各个环节的联结方式不断革新，传统文化产业不断改造、升级，不同文化行业进一步融合，新兴文化业态不断出现，如交互媒体和手机游戏业态。科技为文化产业提供了技术的内容、手段及动力，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现代技术手段的支撑，正如E．舒尔曼（E．Schuurman）所说：“技术在现代的、充满活力的文化现实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人们愈发广泛地承认，现代技术是现代文化得以建立的基础。”技术进步使市场规模扩大，增加发展空间，相应的管理随之改变。
同时，经济发展促进文化消费在时空上的扩展，拉动文化产业发展。随着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化消费的需求快速增加。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6万户居民家庭进行了城乡一体化住户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长9.6％（不考虑价格因素），其中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增长达到16.4％，远高于人均消费支出增速；2011年至2014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平均增长率在12％以上。巨大的文化消费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供给，促进了文化产业飞速发展。因此，在这种大环境下，文化产业的管理应该因时而异、因地而异。
第二节 文化产业管理的内容、原则及方法
一、文化产业管理内容
文化产业是一个在构成和发展上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的系统，不仅是文化现象和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不仅处在国内，而且处于国际环境之中。文化产业管理也是如此。本节从文化产业管理的内容、原则以及方法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文化产业所涉及的理论内容和实际指导。任何在文化产业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都需要以理论为指导，以实践操作为基础，两者不可偏废。
（一）文化产业制度管理
国家为了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推动文化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以文化资源、文化市场及文化企业为管理对象，遵循文化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文化体制与机制的革新，运用法律法规、政府拨款、政策指导等相关制度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性和全局性问题进行组织、指导、协调和控制。国家管理和调控的主体是政府，文化产业制度管理的具体执行者是各级政府机构。文化产业制度管理的主要任务，是保持产业供需的基本平衡，促进结构优化，引导文化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政府管理引导下，本书将着重分析文化产业政策与文化产业管理等多方面内容。
（二）文化产业业态管理
文化产业各行业的管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及其附属机构、国有文化资产投资管理机构、文化行业协会等组织对文化及其相关行业的管理。对文化各行业的管理是建立在文化产业分类的基础上，文化产业分类是行业管理的依据，产业分类体系是针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提供及销售建立的统一、系统的分类框架，以便对产业经济产出进行确认、计量和管理。文化产业业态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文化产业各行业的管理与协调发展问题，如动漫产业管理、网络文化产业管理、文化产业园区管理、文化旅游业管理等。
（三）文化产业资源管理
文化产业资源的内涵丰富、特征显著、类别多样，亟需对众多的文化产业资源实施科学的管理。文化产业资源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对文化产业相关人力、物质、资金等资源的协调与管理，包括文化资源的挖掘与整理、保护与留存、开发与利用，文化企业对文化投融资及人力资源进行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协调等管理行为，及政府部门对文化经营活动的宏观调控和监管评估。文化经营活动以企业为载体，文化企业是文化产业有机体的组成细胞，文化企业活动的内在动机受制于经济规律。同时，政府部门通过制定文化产业政策、提供文化产业发展资金等方面深刻地影响文化产业活动。因此，我们将分别从经济运动过程和产业链视角，深入探讨文化产业投资管理、文化产业人力资源管理等内容，从文化生产、文化产业组织等方面揭示文化产业管理的内在机理，明确文化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动力所在。
二、文化产业管理原则
文化产业具有文化性、社会性、科技性和经济性，因而文化产业管理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
文化产业具有产业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双重特性，这决定了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不能仅仅考虑经济效益而损害社会利益，也不能单一地追求社会效益而忽视经济效益。一方面，文化产业作为一种产业，它具有产业内在的经济运行规律，要实现相应的经济回报和获取应有的经济利润。如果只讲社会效益，忽视经济效益，产业运行主体将无法通过经济循环获得持续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所需的资本。另一方面，文化产业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是人们精神性消费的对象，它直接或间接地创造或改造着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风尚、国家精神、价值取向、思维模式和风俗习惯。所以，文化的产业化应该兼顾文化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
（二）贯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原则
文化产业创造了大量健康向上、无愧于时代的精神文化产品，营造了有利于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思想文化环境，把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融入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动之中，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双重属性。在开拓市场时，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社会化可能会因为追逐最大经济利益而牺牲社会效益；在信息化时代，文化产业在引进一些外来精神文化产品的同时，可能把西方一些落后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带了进来，从而给现代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造成一定消极影响。因此，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时候，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外国文化霸权主义威胁到国家文化安全；同时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
（三）优秀文化资源的传承与保护原则
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宝贵财富，文化产业的管理者要把本民族的文化艺术的传承和保护作为管理原则之一。首先，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对历史文化资源和物质文化遗存产生了一定的毁坏，甚至使得民族文化遗存和文化生态资源濒临流失和灭绝，文化产业管理需要通过相应的法律手段，借助政府和民间的多方力量，保护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例如，促进文化资源与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利用政府拨款和民间组织、研究机构的援助资金进行保护。其次，全球化让发达国家文化价值观念通过文化产业的商品输出活动遍及全球，民族文化面临外来强势文化冲击，坚持优秀文化资源的传承与保护原则，能够为中国的文化资源提供更为安全、自由的发展环境，有利于文化产业管理事业的推进。
（四）遵循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原则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从对商品、资本、劳动及剩余价值的研究入手，得出的一个明确的结论是：艺术创造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力。所有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化服务）同物质产品一样，都是由生产与消费、生产者、产品与消费者等要素所构成，并都受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制约，同时也都要受到经济法则与价值规律的驱使与支配；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充分考虑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的特点，尊重其自身发展的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三、文化产业管理方法
文化产业管理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文化产业管理方法的多样性，因此文化产业管理的方法要从多领域、多视角进行研究和分析，本书从宏观与微观、定性与定量、文化与经济等方面着眼，探讨文化产业管理的方法。
（一）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
文化产业问题的宏观分析，是指从全社会的角度分析文化产业的运行过程。如分析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考察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发展方式、市场结构、消费状况、资源状况等。宏观分析方法有利于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的大方向和大趋势，对文化产业管理具有重要作用。微观分析方法是指从文化产业的具体业态甚至单个项目角度去分析文化产业的发展变化。如从一个具体的文化产业个案出发，研究其发展、运作、变化的规律。文化产业的运行过程是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只有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科学完整地揭示文化产业的管理方式。
（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长期以来，文化生产部门被视为非生产性部门，人们注重对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定性研究，忽视对其经济指标的定量考察。文化生产部门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现象和重要的经济部门，要对其进行全面的管理，就不能停留在单纯的定性分析上。行业统计、成本核算、财务分析将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没有定量分析就没有真正的管理。目前世界各国对文化产业的统计尚未形成规范的标准体系，中国等国家倾向于较窄的统计口径，将旅游产业等排除在外，而日本等国却采取较宽的口径。美国在其北美行业标准中，将信息业中的软件、信息等与文化相关的内容产业和计算机硬件制造业区分开来。2012年，中国国家统计局修订《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标准》，为我们进行文化产业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三）文化管理与经济管理相结合
早期对文化产业的管理主要是从文化管理角度，在文化、历史等领域开展起来的，这种文化管理研究主要关注文本分析，采用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等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语义和文本的解构，分析大众文化消费的特征和趋势。文化管理能够使我们从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和交换过程中深入地认识文化特征和社会关系。但是，文化产业管理不能脱离产业的经济生产和交换过程，需要应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虽然现代文化产业管理大量地引入调查方法，但我们不应满足于这些调查数据的简单罗列和统计，要通过规范和实证分析手段对这些调查数据进行科学分析，揭示文化产业的经济规律。
第三节 文化产业管理的现状、问题及路径
一、中国文化产业管理的现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在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各方面，都是由政府事先进行计划，几乎所有经济活动都依赖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中国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也受到中央高度集权管理。直到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文化产业管理才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
1992年十四大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的文化产业管理模式随之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一是深化文化单位的内部改革，根据不同特点，建立健全激励竞争机制，努力增强生机和活力。比如对有些文化单位重组内部组织结构，改革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工资奖金分配制度，建立新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和约束机制等。对艺术演出院团主要是进行演出补贴改革和考评聘任制改革。二是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完善运行机制，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健康、活跃有序地发展。这一时期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旅游市场在内的文化市场体系。三是文化管理部门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转变职能，提高效率，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事业的宏观管理。四是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逐步建立了有利于文化单位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机制。
2013年和2014年，文化部相继确定文化系统体制改革工作要点，比如《2014年文化系统体制改革工作要点》就围绕九部分内容进行深化改革，涵盖深入推进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文化行政部门职能、统筹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文化企事业单位改革、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不断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加大改革工作的组织保障力度等内容。
近年来，政府有关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一直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比如政府适当放权于市场，采取市场竞争机制，文化事业单位改企、转型升级等一系列举措都在某一阶段和一定时期内达到了比较良好的效果。从总体上看，文化体制仍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单向度的政府主导型文化产业管理模式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与现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的文化建设所要求的文化产业管理模式仍有较大的差距。由于全国区域文化产业呈现发展水平不均衡的趋势，城市间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较大差距，各地区采用的文化产业管理模式不尽相同。例如北京文化产业发展迅速，目前形成了集电子商务、动漫、会展策划、新闻出版等门类齐全、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二、中国文化产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文化产业开始进入稳步发展时期。《“十五”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纲要》中明确将发展文化产业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之中。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充分表明发展文化产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但是由于中国的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发展历程较短，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稍显滞后，还没有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在文化产业管理上，还存在着很多阻碍文化产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文化产业管理模式还在实践中不断思索和创新。目前，中国文化产业管理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文化产业管理体系与框架不明晰
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并没有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文化管理体制比较混乱，文化产业管理体系还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首先，中国的文化产业管理体系还不健全。目前，文化管理上存在着政出多门、职能交叉重叠的情况，缺位与越位现象也比较明显。例如，政府对电影业和书刊业的管理。对电影业，中央一级是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设有电影局）进行管理，而省以下则是由文化部门实施管理；对书刊业，县以上由新闻出版部门进行管理，而县及县以下由文化部门进行管理。2001年由文化部颁布的《文化产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所指的文化产业包括文艺演出业、影视业、音像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艺术培训业、艺术品业，而并没有把出版、传媒、广告等产业纳入进来，文化产业的门类只局限在由文化部管辖的范围内，涵盖并不全面，忽略了其他部门所分管的文化产业门类。其次，自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冲击。政府过多的干预文化市场的微观运行，对文化产品的质量、价格、资本准入等采取诸多限制；而在市场执法、监管力度等方面则相对缺乏，有待加强。从市场现状分析看，现代企业制度还没能完全建立，企业内部人员执行力不足，文化产业集约化程度较低，市场规范尚未健全。中国的文化企业并未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尤其是国有文化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仍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而不是通过股东大会或董事会选举产生。这一系列问题致使文化企业缺乏市场独立运作的能力，同时也失去了创新活力和市场竞争实力，容易导致我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不足。而政府对文化产业市场干预、经营管理过多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文化产业的自主发展。
（二）文化产业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起步较晚，与其他国家相比，文化产业相关法律体系尚未健全，目前尚未出台系统性的文化产业管理法律法规，而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各门类已经形成一套成熟、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比如澳大利亚的文化产业法律法规体系比较成熟完整，联邦政府出
台了针对电影业的《税收法案》以及针对传媒业的《传媒管理法规》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地方政策。中国的文化产业法律法规体系中除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一些法律外，《文化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演出市场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等都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中国的文化产业立法呈现出层次较低、覆盖面不全的现象。
同时，文化产业各门类的相关管理政策法规均由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起草制订，缺乏宏观的视角以及统一的思想，这种情况也导致政出多门、无明确分工的现象。目前，政府部门与文化经营单位之间的权、责、利尚未理清，文化部门普遍存在条块、区域分割，监管主体不明确，难以形成合力的问题。一方面，文化市场多头管理、多头执法体制，造成了多头检查、重复检查，执法效能不够高，影响文化企业正常经营，容易造成推诿扯皮，使一些违法行为难以及时彻底查处；另一方面，个别地方文化主管部门存在违规收费和以罚代管问题，侵犯了文化市场主体利益。随着文化体制改革进入到“深水区”，政府部门从“办”文化到“管”文化，如何转变政府职能，放宽市场准入限制，明确文化市场监管主体，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然而，中国文化产业高学历和高技术结合的复合型人才比重在整个行业中普遍偏低。文化产业在人才管理机制方面尚不完善，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比如文化产业各部门的高学历与高技术型人才普遍缺乏；人才激励机制不能充分调动从业人员的生产积极性和创新能力，分配机制上出现的“平均主义”导致人才流动性过强，要么纷纷出国，要么涌向具有发展潜力的国内一线城市，使人才在国内分布上严重不均衡，从而出现文化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差距大的现象。在人事制度上，没能形成合理规范的流动机制和淘汰机制，导致部门人员冗杂。
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复合型人才，即既懂文化艺术又懂经营管理和资本运作的人。然而，中国文化产业人才结构并不合理，文化艺术类人才比例过大，而经营和投资管理人才偏少。目前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从业者在从事经营时往往缺乏企业管理专业知识，不擅长产业经营，同时也缺乏投资和风险管理的能力。又或者懂经营管理和投资的人员缺乏文化艺术的审美品位和文化创新能力，一味追求文化商品利润，忽略了文化艺术的本质内涵。文化产业团体在从事文化产业经营时若不能处理好文化产业管理中人才和管理的关系，遇到挫折或者经营惨淡是常有的事情。
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亟待加强，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相比，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较晚，相关学科建设和完整人才培养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韩国，国家非常重视文化产业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先后设立了多所文化产业相关的高等院校，另外还在一些大学开设了电影卡通、游戏、广播影像等80余个文化产业相关专业。而中国直到1993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才在上海交通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文化艺术事业管理”的四年制本科专业；2004年，教育部在本科招生目录中设立“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虽然目前中国开设文化产业管理相关专业的高校达数百家，但是大部分高校在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设置、课程开设及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明显落后于文化产业发展。
三、中国文化产业管理体系的探索
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对文化产业进行更加有效的系统管理，必须将文化产业管理置于全球视野中，深入认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现状，剖析文化产业发展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产业发展对策。
（一）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政策支持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政府制度创新能够有效地节约交易成本。通过转变、约束、规划和完善政府职能和行为，从“办”转向“管”，从“管理”转向“服务和引导”，从行政指令管理为主转向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的管理，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和促进发展原则的文化产业管理模式。一方面，政府应加强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研究、制定、实施、监督，减少行政直接干预，简化审批程序和手续，为文化企业提供快捷高效的服务，以发展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为文化产业管理的出发点，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对文化产业管理的宏观引导，运用经济政策调节文化市场，间接对文化经济微观活动进行调控，主要包括财政、税收等政策，合理引导市场配置文化资源，实现文化需求的总量扩大和文化服务质量的提升。
与此同时，《关于“十二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将文化产业打造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法律、法规成为发展文化产业、实现文化产业管理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国文化产业立法缺乏系统性和规划性，立法阶位较低，地方立法不完善，缺乏总体的文化产业促进立法。应加快文化产业立法步伐，将现有政策法制化；加强制订文化产业基本法，尽快出台“文化产业促进法”；提升文化产业及其相关行业立法的法律地位，完善文化产业地方法律法规，开展文化产业法律、法规、规章的清理与整合，使文化产业立法协调统一，从而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提供健全的法律保障。
（二）强化文化产业知识产权管理
文化产业是创意型产业，技术革新和内容创新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推动国家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是新时期中国文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文化产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研发原创性作品投入大、成本高，但生产和制作的成本却极其低廉。对文化产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会严重干扰正常市场经济秩序，阻碍文化企业竞争力和创新积极性。因此，应加强文化产业知识产权管理，保护原创者的正当权益。
首先，应完善文化产业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文化产业包涵多个行业，应结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十三五”文化产业重点扶持项目，有针对性地确立行业知识产权保护重点和制定相应的保护制度，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积极保护文化产业知识产权。其次，不断提升文化产业相关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知识产权创造与保护意识。近年来，中国动漫产业市场规模迅猛增长，《疯狂动物城》《冰雪奇缘》《奇幻森林》等国外动画赚得盆满钵满，《大圣归来》等国产动画也取得高票房，然而相关的知识产权仍受限于国外动漫巨头，国内动漫相关衍生品开发与销售严重不足。因此，应鼓励文化企业提升文化自主创新能力，提炼和创造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积极保护知识产权，及时制止、制裁侵权行为，不断激励企业的创造活力。最后，政府相关部门应建立相应的知识产权信息平台与商务交易平台，提供包括专利、著作权等在内的信息检索，杜绝侵权和重复创作，加强相关文化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与共享，降低文化企业维护知识产权的成本，从而促进文化产业良性发展。
（三）制定合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文化产业是新型产业，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不断提高。我们要看到文化产业发展落后与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所形成的文化产品需求之间矛盾，解放思想，深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的认识，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支持，搞好文化产业服务意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与文化产业管理相辅相成，有效的文化产业管理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合理制定大大增强了文化产业管理的重要性。
文化产业是我国新时期重点发展产业，文化产业良性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导向作用，对我国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必须制定有效的符合国情的国家级战略规划，并实施有效管理。第一，在对中国文化产业整体调研的基础上，认真研究文化产业布局，重点加强对文化产业资源禀赋较强地区的支持，充分发挥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培养出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产业企业或集团，促进文化企业的良性竞争；第二，重点挖掘和开发特色文化产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优惠政策，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带状发展”，提升文化产业的管理水平；第三，深入研究文化产业竞争力，掌握文化产业发展规律，打造高端文化产业价值链，充分开发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形成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局面。
（四）完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体系
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产业人才的支撑，因为文化产业是一种知识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系统，是以人的知识或技术为载体的。同时，文化产业性质不同于其他产业，是属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生产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的行业。在一些发达国家，政府非常重视对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的培养。据人民网数据资料显示，2000年到2005年，韩国共投入2000多亿韩元用于培养文化产业复合型人才。此外，韩国还通过文化振兴，制定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文化产业人才培训等方式，为文化产业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条件。据此，不难看出，完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体系十分重要。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青少年艺术文化素养和创新意识的培养，通过文化夏令营、青少年创新创业设计大赛等多种途径培养青少年的创新思维。二是设立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训项目，培养既有文化内涵又有艺术修养，同时掌握经济管理知识、市场营销知识及现代科技知识的综合型管理人才。三是建立文化创意交流平台和基地，为艺术家、行业精英、创意人士及企业家提供创意文化沟通和交流的服务。四是建立文化创意管理人才发展支持中心等相关组织，集聚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并提供职业示范。
同时，还应建立多样化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渠道，高等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应着重培养具有原创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的文化产业专门人才；鼓励高校与企业共同培养文化产业管理人才，推进产、学、研协同发展，提高文化创意可转化的经济价值；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为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精读内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文化产业的演变、特征与经验
摘 要：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它的战略地位影响着国家软实力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力。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文化产业历经不同阶段演进与波澜起伏，形成历史文化传承、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科技创新三个维度的演变逻辑，表现出思想文化导向与文化经济建设的贡献特征，也衍生出文化产业均衡性、文化产品供给力与文化产业创新度等问题。探索并剖析中国文化产业的历史变迁、逻辑主线与发展特征有利于梳理国家文化产业的创新脉络，把握文化产业的运行规律，厘清文化产业的要素与方向，并获得文化产业引导规划、文化产业市场体系构建、文化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经验启示。
经过70年的艰苦奋斗，中国文化产业逐渐从稳步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已然成为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显示，中国文化产业呈现平稳较快增长，2016～2017年文化产业新业态中的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分别达到30.3%与34.6%，形成文化产业新引擎，进一步优化了产业结构。2019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达4055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9%，持续保持8%左右的增速。因此，中国经济的高效能发展离不开文化产业的价值收益，而文化产业在新中国建立七十华诞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也承载着更多的历史机遇与挑战，这是中国文化产业的现实依据，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与焦点。从盘点新中国建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初期文化生产的内在矛盾与曲折动荡[1，2，3]，到细数文化体制改革后文化企业的破旧立新与如沐春风[4，5]，从回顾文化产业顶层设计，政策演进与结构变迁的旧体例[6，7]，到展望文化产业构建的新常态[8，9]，学界文献从不同历史节点与不同角度呈现70年以来中国文化产业的风采与沧桑，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基于此，进一步研究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演进历程，运行特征与经验启示，以期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现实目标并拓展文化产业经济研究的理论视野。
一、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的演变
70年崛起的新中国是一张面向世界，展示其脱胎于经济而落脚于文化的国家名片。因为中国本身是一种文化与经济交织的文明，中国文化产业变迁由此为国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定调，为“文化强国”的中国梦正名。一方面，中国文化产业跨越时间横轴形成七十年的演变进程；另一方面，在空间纵轴中通过历史、政治与科技维度揭示文化产业的演变逻辑。
(一)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的演变进程
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演进在风雨兼程中砥砺前行。建国伊始至今中国的文化经济带有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双重属性，极具时代烙印与政策波动性。其演进包括四个阶段。
1.1949～1978年中国文化产业酝酿阶段
1949～1978年是中国文化事业的储备期，跨越时间长且具有奠定文化产业基础的作用。这一阶段涵盖“四个一百”：一是“百废待兴”时期(1949～1956)。恢复国民经济需要肃清思想文化顽疾，因而这一期间摈弃了旧思想，重新确立马列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并形成文艺服务工农兵的方针，改革旧文化事业，培养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大众文化。正如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强调“文化建设的高潮将与经济建设高潮并存”；二是“百花齐放”时期(1956～1957)。伴随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讨论中提出的“双百”方针，形成新中国历史上文化事业的“第一次高潮”。集中体现为将文化艺术和科学研究置于重要地位和繁荣活跃的氛围中，使其呈现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并遵循理性的治理逻辑；三是“百转千回”时期(1957～1966)。1957年反右斗争后，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事业发展进程中，由于极左思想的牵掣，“双百”方针严重扭曲。虽然在1959～1961年间实施过破除文化科技“清规戒律”的措施，但其后对文化事业的政治批判使其发展急转直下；四是“百花凋零”时期(1966～1978)。这十年是中国文化事业的巨大浩劫，造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事业的断层与空白。
2.1978～1992年中国文化产业起步阶段
1978～1992年是中国文化事业的恢复期，转折程度深且具有改变文化产业属性的意义。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造就了新中国文化事业呈现恢复与兴起之势，并逐步向产业性质过渡。因此这一阶段的文化产业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改革”时期(1978～1983)与“开放”时期(1983～1992)。在“改革”时期，主要确立以复苏国民经济与文化事业为目标的方针。1978年“拨乱反正”后文化体制恢复至“文革”前，全国各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指引下，重新确立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因而文化市场的地位、接受度与合法性确立，同时改变了之前文化事业管理杂乱无章的情况。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进一步确立“双百”方针的科学性。由此，文化娱乐业、出版业、影视业等文化事业生产活动相继复苏并探索出改革新路子；而在“开放”时期，主要形成以拓展文化经济与文化产业业态为目标的方针。期间大量海外文化产品涌入中国内地，通过文化贸易的频繁往来，加速了文化产业的流动。由此，文化事业的产业化趋势得到强化，形成文化消费多元化、文化市场开放化、文化政策合理化的格局，释放出文化产业创新的市场机制效应。
3.1992～2012年中国文化产业探索阶段
1992～2012年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期，改革强度大且具有调整文化产业步伐的价值。1992年十四大的召开与邓小平同志发表的南方讲话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与现代化文化建设方向。因此，这一阶段可以概括为两个时期：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时期(1992～2006)和探索新兴文化发展时期(2006～2012)。其中，1992年6月中央发布《关于加快第三产业的决定》促使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并于同年首次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明确“文化产业”的说法。在此宏观背景下，文化管理体制创新分别从管理模式与组织机构改革两个方面进行。管理模式从“国家包办”转变为“多种形式”共存，组织机构从“自上而下”转变为组织层次“精简消肿”，这一调整极大提升了文化产业的运行效率；在创新文化管理体制的同时，2006至2012年期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纲要，涉及网络文化、数字内容、动漫等多种行业，将文化产业向信息化方向拓展，推动文化发展与产业经济的全方位融合，进一步完善了现代化文化市场体制并促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兴产业。
4.2012～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革新阶段
2012～2019年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创新期，发展迅速且具有推动文化产业业态的效能。2012年至今是中国文化产业全面深化改革与创新发展的阶段。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中重申“文化强国”建设与2015年“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将这一阶段的文化产业分立为两个时期：制度创新时期(2012～2015)与技术革新时期(2015～2019)。在2012～2015年的制度创新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着力“推进文化制度革新”、明确“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标志着文化制度改革走向纵深阶段，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文化体系初步形成，特别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镇；随后在2015～2019年期间，文化产业的数字化传输服务涌现，我国也相继根据十九大阐释的“文化自信”精神，分别出台关于数字创意产业、数字内容产业等一系列指导文件。由此将文化产业与科技新动能高度融合，形成数据赋能文化产业的变革创新，其变革打破了文化信息孤岛，形成“去中心化与去区域化”的文化技术选型、文化产业升级、文化体系变革力，且正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产业。
(二)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的演变逻辑
回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变迁，总结归并，形成历史文化传承、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科技创新三个维度的演变逻辑。
1．形成历史文化传承的演变逻辑
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西方迄今已有几百年历史。直至20世纪50年代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首次提出文化产业(最早称之为“文化工业”)的概念后[10](P.10)，这一领域正式成为发达国家热议的话题。因此，国外围绕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而国内文化产业起源于中国古代与封建社会的文化商品与文化行业，其发展仅始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在西方国家文化产业已历经百年时，我国对文化产业的探索仅在起步阶段，并在世界文化产业高速发展时原地盘旋近30年。文化与经济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历史形成了新中国建国后对文化产业的现代诠释，也造就了文化产业的演绎逻辑。正因如此，文化产业中的“文化属性”构成了对文化产业演进的注解。文化思想的导向作用在优化国家文化治理的同时也造成了文化产业的“非经济属性”，导致“文化商品交易”活动长期无法渗入中国文化产业中，使中国文化经济自封建社会至改革开放前一直处于“文化膨胀，产业不足”的传统模式中。此外，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组成部分，独立于传统“士农工”行业，以“文化”的内核与“商业”的外壳构成国人心目中“边缘化”行业地位。总之，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传承从血液里演绎中国文化产业的思辨逻辑。
2．形成文化体制改革的演变逻辑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一直与文化经济体制改革及政策调整息息相关。1978年中国文化产业起步前，各个阶段的文化经济发展基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均为国家管控文化事业发展路径的产物。尤其在建国初期，国家实行“国有国办，统包统管”的文化事业体制。在文化事业领域管理死板、封闭僵化，严重束缚了文艺创作者的创新能力与市场拓展力。另一方面，由于在文化经济领域取消非公有制中文化与市场的连接，阻断了文化产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因此，中国文化经济演进的突破必然需要遵循文化体制改革的逻辑，而归根结底就是进行文化体制市场化改革。伴随2002年党的十六大专章论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措施，从总体来看主要从完善立法、规范体制建设、加大融资、拓宽统计口径等文化体制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力图破除中国文化体制良性演进的阶段性障碍。总之，持久发力的文化体制改革从躯干里演绎中国文化产业的成长逻辑。
3．形成文化科技创新的演变逻辑
科创精神是引领文化产业演进的动力因素。纵观产业结构演进历程，文化产业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产业结构演变走向的重要领域之一。从原始农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直至新兴产业变迁中，文化与科技的相濡以沫一直是产业升级津津乐道的主题。因为只有植根于科技进步的文化环境同样作用于产业科技创新，才能带动新一轮产业更替。建国后我国的文化事业单位多为国有企业，国有文化企业长期缺乏创新激励机制，“熟人秩序”鄙视“市场契约”，鲜有将文化经济的“套利”行为转变为“创新”行为，科创精神难以孵化成为与文化市场结合的企业家精神，制约了文化科技创新的原始创造力。此外，文化产业科技应用能力较为薄弱也成为阻碍文化经济演进的重要环节。中国文化产业的“潜力”在于“技术革新”，尤其随着互联网与科创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演艺产业、音乐产业、动漫产业等在传统制作、运营、销售环节改变了原有文化产业链，尤其在2015年后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进程将文化产业技术更迭推向新高，从而引进大量顶尖文化产业的生产与加工技术。总之，逐步强大的文化科技创新从体征里演绎中国文化产业的蜕变逻辑。
二、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的特征
纵观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发展历程，风雨变迁，凤凰涅槃，蕴含丰富的文化积淀与产业积累，为国家树立丰碑的同时，也为人类历史带来硕果。但如何将静态文化资源转化为动态产能成为新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深入剖析这些历史贡献特性与问题表征是现阶段赋予中国文化产业的新课题。
(一)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的贡献特性
一个国家的贡献，不仅取决于船坚炮利、国库殷实与设施完备，更在于文化品格的携领，文化创富的潜能与公民文化的强盛。因此，中国文化产业70年的贡献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1．构建文化经济体系，形成思想文化引导作用
如前文所述，中国文化经济的范畴和体系构建是伴随文化管理体制与文化经济波动形成的发展中概念[11](P.19-22)。但总体上文化经济构成有其隐含的分类标准与逻辑主线。表1是新中国建立70年文化产业不同时期构建的发展体系及相应框架下形成的思想导向性特征与贡献。由表1可以看出，文化产业是具有双重属性的文化经济体系，即思想文化属性与产业经济属性。中国文化产业体系构建经由意识形态主导逐渐向产业经济主导过渡。文化产业酝酿阶段，尤其在1956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前，文化事业力图形成民族性文化培育体系，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事业带有“双反”政治任务的思想作用；文化产业起步阶段，自1979年9月25日十一届四中全会最早明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后，文化经济围绕精神文明建设体系逐渐形成义务教育、211工程等科教兴国战略以及文娱、新闻、影视业建设长足发展；文化产业探索阶段，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文化市场体系，为弘扬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价值中“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自觉性贡献；文化产业革新阶段，将文化产业数字化融入文化经济，形成文化产业新的精神消费方式与文化需求模式。
表1 新中国70年文化经济体系主要思想文化贡献特性
2．扩大文化生产规模，提高了文化经济贡献率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事业在迈向产业化进程中贡献颇丰。1953～1957年文化事业经费总投入为4.97亿元，而2018年达到928.33亿元。相应的，2018年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为38737亿元，是2004年的10.3倍。2004～2018年文化产业对GDP增量的年均贡献率由3.9%提升至5.5%。其中，1949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仅有55个，文化馆896个，博物馆21个，到2018年底，全国公共图书馆达到3176个，文化馆44464个，博物馆4918个。中国经济腾飞离不开文化事业与文化经营的积累与贡献，它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着力点之一[12](P.4-17)。建国70年，中国在文化事业的不断探索中向文化大国转变。
图1反映了2003年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文化产业(事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其中，文化产业(事业)增速、文化产业(事业)贡献率与文化产业(事业)拉动率均是衡量经济增长要素的效益分析指标。文化产业贡献率为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增量的比重，文化产业拉动率为贡献率与总体增长率的乘积。由图1可见，中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阶段，文化产业(事业)增速与拉动率存在同步增长，文化产业增速快，其拉动率就高且幅度更大。因为文化产业能够带动相关产业链增长潜力，并随改革深入与技术变迁呈非线性波动。但总体上，中国文化产业(事业)平稳增长，尤其在2012～2018年期间，中国文化产业年均贡献率在4%以上，逐步形成服务业与科技融合带来的经济增长新高峰。
图1 2003～2019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及其经济贡献(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13～2017》，《中国统计年鉴2003～2017》
(二)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的问题表征
结合建国后文化事业的历史传承与当前文化产业的新动态，将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表征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文化产业发展不均衡
中国传统文化事业资源配置通常依据文化行业与区域条块分割、各谋其政，因此极易造成文化事业中各行业发展与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尤其在建国初期，文化行业分割性体现在战时遗留的军政管理方式与苏联模式将文化事业管理权上移，造成文化管理事业机构不断下沉与剥离，如新闻、广电、艺术领域出现分散管理，各行其是。文化体制改革后，尽管部分文化企业进行融合重组，但行业分割的市场结构性矛盾依旧存续。而当文化事业发展到一定时期，各地区文化产业竞相发展，由地区分而治之形成区域壁垒。因为文化产业格局囿于融资杠杆与规模协同效应无法形成区域产业并购重组，一旦“软小散滥”的文化产业无法整合，将难以形成中国的“文化航母”并引领中国成为世界文化强国。加之中国是具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多民族国家，地域习俗与语言沟通障碍加剧了地区行政权力壁垒，形成“一个新闻集团两个区域主管，一个文化园区两个地方收费”的乱象。伴随数字经济与网络媒体的冲击，传统行业与物流区制进一步瓦解，当现有环境资源与文化产业要素流动频率不匹配时，中国文化产业步履维艰。
2．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不足
文化产品供给的缺失是相对于文化产业需求多元性而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文化事业纳入计划经济模式中，形成卖方市场的生产导向。文化产品的供给缺失多以文化资源开发利用问题呈现，通常不存在文化流通与消费领域的不均衡，因为文化资源无法在市场中发挥配置作用。一方面中国丰裕的文化资源因难以市场化考量造成资源禀赋的“沉没成本”，形成文化资源开发不足。另一方面大量带有强意识形态的文化事业成果涌现并灌输民间，在凝聚舆论导向的同时形成许多同质性机械化文艺产品。尽管曾出现短暂繁荣，但总体在文化资源开发中盲目粗放。改革开放后，文化产业日新月异，但在摸索前行时文化产品生产与大众消费的“低幼化”和“泛娱乐化”问题也相继出现。以国产动画与影视业为例，80年代中后期国内启动动画产业变革后，引进的国外动画产品挤压原本供给乏力的国内市场，优质国内动画业无力孵化再生从而凸显其低幼问题。随后，电视与网络普及推广，将大众需求由纸质媒体引至数字媒体，尽管形式多元化却难掩原创匮乏的本质。2019年暑期档国产动画影视产品《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飘红同时也引人深思：中国文化产业如何完全摆脱当前“提到动画就是神话故事，提到文化产业就是明星电影”的尴尬局面。
3．文化产业创新能力不强
如果说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是文化产业的文化内核，那么文化产业技术创新将聚集外延性生产方式使文化产业化，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产业的技术瓶颈却一直成为产业创新能力的制约。新中国成立初，出版业技术手段一直相对落后，随着编印发分工加强，出版业技术环境得到改善。但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数字出版技术对传统出版业的强烈冲击，当单一印刷技术无法承载多种读物出版并满足多样消费需求时，大量印刷品积压滞销，出现“图书按斤售卖”的市场行为。而文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又决定了国际市场视野受限，由此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文化产业与国际市场创新脱轨的问题。即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文化产业的开放速度与程度在受限下依旧迟缓，期间贸易逆差较大，与发达国家同领域相比仍有距离。例如，在海外演出行业，加拿大太阳马戏团独辟蹊径，率先将马戏技术与街头娱乐创新组合，其年收入曾超过我国全部海外商演年收入总和[13](P.127)。因此，文化产业技术创新对文化贸易产生的影响，最终制约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创造力。
三、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的经验
新中国70年文化产业的漫长求索展示了文运与国运的一脉相承，也揭示了文化产业从无到有，从步履蹒跚的新兴产业到茁壮成长的现代产业的发展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培育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目标，是肯定建国70年文化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与良好期盼。为此，需要以史为鉴，总结经验如下：
(一)强化文化产业引导规划
第一，调整文化产业发展理念。从社会效益角度讲，文化产业凭借物质载体从创造、流通到消费环节传输的不仅是物质财富，更是一种精神理念。这样的“精神财富”因不可模仿、不可切割与不可复制性特征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常被人们滥用与忽视。因此，公共部门有责任引导公众转变传统观念，积极宣传文化产业的社会价值，倡导与支持文化产业扶贫等就业取向，形成人人认可、注重文化产业社会价值的“公众氛围”。从经济效益角度讲，需要培育文化产业大胆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对具有宣传任务的国有文化产业集团施行企业家股利分配，调动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向知识经营观念转变，对民营文化资本实施员工参与利润分配，彻底打破文化事业单位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将富于时代特色、民族精神的文化产品与市场需求、消费诉求结合，以社会效益促进经济效益，以经济效益带动社会效益。
第二，深化文化产业体制改革。中国文化产业的体制调整首先在于组织机构改革。现行文化管理层级由宣传部统筹，制定政策则分散在文化、工商、建设等多部门，多头领导极易混乱。因此，应统一建立文化产业管理与监管机构，消除文化市场管理与文化产业管理“两张皮”。在管理幅度设置中，宣传部门强化舆论引导与监督责任，文化产业管理机构需要进行职能优化并扮演协调角色，充分挖掘具有市场潜力的文化资源与新兴业态。另外，投融资改革中，优化国有文化资本结构，重新界定公共财政的投融资范畴，将公益拨款与经营投资分离，逐渐从“事业性”拨款向“项目性”支持转变。并通过债权融资转向股权融资、知识与收益权质押筹资等多元渠道继续加大文化产业投融资力度，建立民间资本准入与评估体系，规范金融监管与信贷条款。
(二)健全文化产业市场体系
第一，提升文化产品质量。所谓文化产品品质包含文化产品结构多元化与产品创新力度两个维度。一方面，应打造中国文化产品开发中不同类型的优秀文化精品，并统一准入与审核标准，将富于生命力的中华主流文化产品通过IP市场推向国际。进一步深入挖掘潜在文化消费市场，强调文化产品结构不仅要“以史为鉴”，更应“面向未来”，用“国际化”的前瞻性制作标准衡量高质量产品、市场与技术结构，建立中国的文化产业质量认证体系。另一方面，探索中国文化产业的产品创新角度及其在国家间贸易战中的“逆商业周期”规律与“口红效应”。积极引入数字文化产品设计、实施文化产品创新工程，设立文化产品创新贡献奖，给予文化产品创新市场自由度与产权保护法律环境，并坚守文化产品创新底线，清理网络文化垃圾，严禁质量低下的“舶来品”充斥国家市场。
第二，加快文化园区建设。如果说文化产品结构以差异化产品累积消费偏好从而构建市场壁垒，形成产品广延边际效应，那么，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是将多元化品牌进行产业集聚进而构建的规模壁垒，形成产品集约边际效应。文化园区是文化产品的升华与展示平台，在政府引导的文化产业园区需要规范管理模式，完善运营流程，形成市场对接，降低中小企业进驻门槛；而在市场自发的文化园区应明确园区特色、开发商业潜力、完善政府认定机制，延长富于竞争力的产业链。同时，促进国内文化产业园区的优势互补，既要避免一哄而上的重复建设，也要防止避重就轻的规划空白。为此，可以遵循“高投入，高收益”的融资模式，根据文化园区企业的融资力度按比例进行政府产业立项，集聚大企业形成“规模效应”，扶持小企业形成“鳕鱼效应”，两者联动形成跨区、跨行业的大型文化产业科学城，构筑集群化产业基础。
(三)推进文化资源优化配置
第一，实施文化产业科学技术创新。引进文化产业社会资本的第一生产要素在于科学技术。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经验表明，科技是文化向产业转移的关键，有科学技术指导的文化产业发展空间更广，内部结构更为合理。因此，应广泛搭建文化产业教育教学平台，重视文化产业经济与管理理论的学科体系建设与课程设置，提升文化科研工作者的社会地位，鼓励建立文化经济科研基地，强化文化产业的理论储备，培养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产业核心科技。与此同时，强化文化产业的技术应用能力。加大国际先进文化科技产品的操作技术培训，减少大量海外高科技文化产品无法使用的浪费现象。设立文化产业技术领域专业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各高校与科研院所应加强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有效对接，保证科学的文化技术评价标准、科技成果转化度与职业社会认可度。
第二，培育现代文化产业专业技术人才。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的投入在经济增长与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4](P.30)。因而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关键在于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中国文化产业起步于改革开放后，2011年才正式纳入国家本科教学目录，文化产业的专业人才培养时间较短且学科设置尚未规范。在培养现代化文化人才层面，既需要综合性管理人才，也需要熟知文化产业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前者可在国内外各行业中挖掘并给予股利分红以示嘉奖，后者需要加强各领域培养单位的技能培育。应从学科设置中加强文化产业经济与管理的教育教学，鼓励高校设立文化产业学科硕博士点，将文化产业人才外部招聘与内部培养相结合，防止人才断层。此外，在考评现代化文化人才方面，应鼓励产业创新行为，给予设计、创作人员相对开放的研发空间并通过产权激励保障其贡献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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