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土著之疑

在谈徽州宗族的时候，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徽州的土著居民哪里去了。先秦徽州有“□（内子外门）国”，屯溪西周墓葬出土的文物可以认定，当时的徽州已经相当繁荣富庶。在当时那种与四周隔绝的孤岛状态下，没有大量的劳动力进行社会分工，是难以创造出那样璀璨的古越文化的。只是它尚未进入中原文化圈，被史家所忽略罢了。秦置黟歙二县，其时今整个皖南地区都没有其它的县，整个现今江西省境内只有庐陵、鄱阳两县，显然徽州地区是当时越族社会的中心。孙吴在徽州境内分设六县，建新都郡。有行政建置的地方就有居民，从秦和孙吴政权在徽州的行政设置可以看出，徽州土族居民的人数不在少数。虽然经过孙吴政权的四次军事剿戮，一次驱民远佃，使徽州地区土著居民锐减。但到晋代，新安郡土著居民仍有5000户。这5000户只是在籍编民，承担赋税责任。其实徽州山区林莽密塞，有很多山民居住在偏远的林壑之中，不纳王租，根本无法统计。但北宋以后，自从徽州土著越文化完全被中原汉文化所同化，中原士族反客为主，成为徽州的主姓、大姓，徽州的土著居民也被中原士族所吸纳和消化，不显不彰，几乎消失了。

那么，徽州土著居民究竟有没有遗存了呢？答案是：肯定有。

早期的土著四大姓金（金奇）、毛（毛甘）、陈（陈仆）、祖（祖山），由于年代过于久远，且经过孙吴和东晋的历次剿灭和外迁远佃，是否有遗存且不论。就隋以后说，《隋书》记载隋末各地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时，指出：“黟歙贼帅沉雪、沉能据栅自固”。另外，《新唐书》记载唐天宝年间（742～755）：“沈千载者，新安大豪，连结椎剽，州县不能禽。”《隋书》和《新唐书》记载的沉雪、沉能、沈千载相继犯险造反，符合“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的习性。目前没有见到有关中原沈氏迁入徽州的记载，《新安名族志》记载沈氏，只有休宁闵口一个聚落。记述其姓源称：“先世居绩溪有曰克明者，任休宁教授，遂家焉。”至于绩溪沈氏的情况却没有记载。沈克明“任休宁教授”，时间估计在宋代以后。所以认定沉雪、沉能、沈千载为当地土著大概不会有错。沈千载既是“新安大豪”，当时徽州姓沈的土著居民相对也不会太少。当南宋徽州宗族制度开始萌生，中原士族纷纷修谱追述或重建自己的显赫祖先时，土著沈氏却因为没有可以炫耀的家族史，或者沈氏家族没有人才重建家族谱系而默默无闻。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洪贞造反也是一个例证。《太平寰宇记》称洪贞是“乡人”，《太平广记》称洪贞为“歙人”，《新安志》称为“县人”，洪贞为当地人可以肯定。但《新安名族志》及徽州的所有洪氏宗谱追述始迁祖时，都称是始于洪经纶。洪经纶是唐建中年间（780年—783年）人，曾任宣歙观察使，隐居婺源官源，成为徽州洪氏始迁祖。洪经纶比洪贞迟差不多50年，由此可以证明洪贞也是土著。那么土著洪氏又到哪里去了呢？两种可能，一种是同沈氏一样，土著洪氏没有可以炫耀的家族史，也没有人才重塑家族谱系，所以默默无闻；另一种可能就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已经被同化并依附于中原迁徽洪氏，在各地普遍开展编写家谱时，他们也成为中原迁徽洪氏的一个分支，成为中原洪氏的一员。

 

当宋代汉文化成为徽州文化的主流，越文化已经完全融入其中以后，土著居民也不再谈论自己的土著身份，下意识里他们肯定想为自己寻求一个显赫的汉文化血统。近世家族制度逐渐形成，氏族开始修谱，由于旧谱系很难保存下来。这不仅给中原士族修谱带来难度，也为土著寻求中原血统带来便利。追溯姓氏源流时，土著姓氏也开始编织本姓氏与华夏始祖的关系，成为中原氏族中的一员。那些势力小的土著姓氏，遇到相同的中原姓氏，也许索性就以中原士族的始祖作为自己的始祖。

 

根据徽州汪氏的说法，汪氏始于姬姓，鲁成公次子出生时，手中有纹，左“水”右“王”。合成“汪”字，遂以为名。姬汪采食颖川，号汪侯。后裔以“汪”为姓。自汪侯传三十一世，汉龙骧将军汪文和渡江居始新（汉歙县东乡，今属淳安），成为江南汪氏始祖，子孙多散居徽州。汪文和传十三世，隋末越国公汪华保障歙、宣、杭、睦、婺、饶六州之地，使汪氏大显。

汪氏首次入迁徽州，《新安名族志》及汪氏族谱，都说是始于汉灵帝中平年间（184年—188年）的汪文和。称汪文和“以破黄巾有功，为龙骧将军。建安二年（197年），因中原大乱，南渡江，孙策表授会稽令，遂家于歙，是为新安汪氏始迁之祖。”这一段极为简明的叙述，却存在着很多疑问。首先，“龙骧将军”是我国古代武职官名，主要见于南北朝时期。沈约《宋书》记载：“龙骧将军，晋武帝始以王濬居之。”因此，汪文和被授予“龙骧将军”，于史无征。其次，“令”是战国以后县级行政主官的职务，“孙策表授会稽令”即孙策上表朝廷，请求授予汪文和以会稽县令之职。会稽从秦朝开始，就是长江下游重要的一个郡，会稽设县，迟至隋朝开皇九年（589年），分山阴县置，治所在今浙江绍兴。既然东汉时尚无会稽县，何来会稽县之“令”？其三，汪文和既然颇多战功，且有将军头衔，也当为地方豪杰。但是，除了汪氏后人提供材料之外，正史和文人笔记中均未载其人。其四，会稽与新都两地相距数百里，在交通不便的当时，依靠新安江沟通，顺流需要十天左右，逆流至少需要半月以上。作为会稽令的汪文和，为什么要到遥远的歙县来安家？

罗愿曾对徽州汪氏进行考证，指出：“汪芒之汪，见于传记；而姬姓之汪，特出于今里中所传。”并考证出龙骧将军晋武帝时才开始设置，徽州汪氏源于汉龙骧将军汪文和是不可信的。从徽州汪氏姓源的文献记载来看，显然是出于汪芒氏，汪芒氏后裔世居德清县，德清与徽州邻近，故徽州汪氏当为土著。只不过是由于中原士族文化的影响，徽州汪氏也想找一个有着高贵血统的祖先，于是便攀上了有皇室血统的姬姓。而中原迁徽的士族，出于对徽州土著同化的需要，也认同汪氏的皇室血统。这种认同已不纯粹是血统问题，而是体现了大一统思想，是文化凝聚的体现。

罗 愿 (1136～1184) 字端良，号存斋，徽州歙县呈坎人。汝楫子。荫补承务郎。

宋乾道二年(1166)进士 ，历任鄱阳知县、赣州通判、鄂州知事，人称罗鄂州。精博物之学，长于考证。文章精炼醇 雅，有秦汉古文之风。所撰《新安志》10卷，体例完备，章法严密，舍取并合随主旨而定， 尤详物产。提出编纂方志要注重民生，为后世学者重视。著有《尔雅翼》20卷、《鄂州小集 》7卷。

龙骧将军是中国古代武职官名。

中国古代武职官名，主要见于南北朝时期。

最初，晋武帝谋伐吴，因吴童谣“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之语，所以拜益州刺史王濬为龙骧将军，使造船备战。龙骧之号始此，南北朝时开始广泛沿置，苻坚、姚苌皆曾受此名号。地位高下不一，北魏、北齐均第三品，南朝梁有将军号二百四十以上，龙骧叙次在一百七十以后，远较西晋初置时低。隋代以后无。 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之子关兴曾任此职。

另见于三国初年，也就是东汉建安年间。这个时期北方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并起。袁绍、曹操、吕布、刘备、韩遂、马腾纷纷登场。 长江以北是一片战乱。孙坚以长沙太守起，后他的大儿子孙策从刘表处借兵进取江东（长江以南地区）。这个时代环境下。197年汉龙骧将军汪文和避乱渡江南迁，孙策授其为会稽令，遂居于歙县，为徽州汪氏一世祖。其十四世孙汪华生有九子，后裔在境内分布最广，故人称"黟歙之人，十姓九汪，皆华之后"。这是现在为止最早的关于龙骧将军——这一职位名号的记载。云长之子关兴、晋武帝拜封的王浚以及淝水大战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苻坚有此称号，当然也是后话。

汪氏是土著中最有成就的一族，既有显赫的历史，出了一个“吴王”，又有重塑宗族历史的人才，终于攀上了有皇室血统的姬姓。汪华的九子之说，徽州民间有不同的版本。特别是第九子，疑问最大。汪伯彦曾说：“王以六州所兴，挈八子归诸朝，天子嘉其忠，封越国公，命诸子班环卫。”可见汪华归唐时，并没有第九子。而且根据其他徽州汪氏族谱所载，第九子19岁就去世了，无后。照道理不会在汪氏宗族的历史上流下什么痕迹。但徽州民间对第九子尤为尊崇，有“汪九郎”、“九相公”、“九太子”等不同的称呼。早在宋代，歙州、杭州、睦州就开始祭祀汪九郎。明清时期，绩溪、歙县还专门设有祭祀第九子的坛庙。屯溪每年农历八月初一日至十三日的“靖阳节”，举行汪华纪念活动，九相公都要出台亮相。在汪公庙前，汪华居中，九相公绕场跑圈，每跑一圈，换袍甲一件，一共要跑九圈，边跑边燃炮鸣鼓，俗称“跑马磨豆腐”。对这一特殊现象，有人说九相公生性仁慈，获得世人尊崇；有人说九相公保护徽州战功显赫，所以要纪念他等等，说服力都不够。那么，是不是徽州土著中的一些小姓，为了融入中原文化，避免自己的土著身份被人看轻，而改姓依附于汪氏呢？要不怎么会形成“十姓九汪”的局面？这些土著居民将无后的九相公看成是土著的象征，专门祭祀和纪念，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

从文献中所了解徽州社会，认为徽州土著居民都已经消失，其实并不全面。现存的徽州宗族形态实际是中原人与土著居民融合、同化的结果，其中汉文化的包容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汉文化对徽州土著文化的包容，避免了徽州移民与土著的对抗和争斗，同时又很好的同化了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