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这块孕育了新安文明的钟灵毓秀之地，随着五代以后，国家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这为新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同时，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批大族纷纷入迁，这些世家宗族向以诗书传家著称，他们的到来，为徽州文明的创建增添了新的血液。徽州虽四面环山，交通闭塞，却历来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传统。徽州是“七山一水一分田”之地，宋元时期农耕技术虽有提高，但农作物产量并不高`，而赋稅苛重，这样的地理环境迫使当地人非学不足以出人头地；加之社学、县塾的普遍设立，义塾、义学的建立，即使是贫寒人家的子弟也有机会读书，文化普及程度在全国可算是名列前茅；南宋时徽州一带集中了众多书院，如“紫阳书院”、“西畴书院”、“西山书院”、“石鼓书院”等，书院的建立，对于宣扬学术、培养人才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安理学形成的重要因素。

从思想渊源说，新安理学直接传承二程。朱熹曾正式拜李侗为师，李侗师从于罗从彦，罗从彦受学于杨时，而杨时是二程的得意门生。杨时将理学传至江南，并最终形成以朱熹学术为主体的新儒学，开启儒学史上的新篇章，这也就有了其后的新安理学。因此，一方面由于新安乃朱熹故里，朱熹及其学说对新安人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这是新安理学形成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新安理学形成于宋，它与宋代的历史、尤其是北宋理学思潮兴盛的历史背景紧密相联。

新安理学的形成与发展源于儒学在宋一代的复兴与光大，而儒学之所以能在宋代复兴的主要原因：

首先得力于统治者的需要、爱好和提倡。

赵匡胤虽戎马一生，但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但无法以马上治之。在提倡读书的同时，赵匡胤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这对宋初儒学的复兴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新安理学是唐中叶以来复兴儒学的延续。

理学萌芽于唐中叶以后的韩愈、李翱和柳宗元，以北宋的周濂溪、邵康节、二程和张横渠，到南宋的朱子、明代的王阳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分别集道学、心学与气学之大成。

再次，新安理学是北宋初期思想解放的产物。

北宋学者大胆抛弃汉唐学者师古泥古的学风，敢于疑经改经，由我注六经，走向六经注我，注重发挥义理，并敢于发前人所未发。各派学者相互辩论，相互启发。学派之多，成果之盛，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这种独立思考，大胆立论，讲注义理的学风，才为理学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怀疑早期传注的权威性，而且结合现实社会需要复兴儒学，抛开传注，直探经文本义，不只是对传统儒学以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而且必然意味着儒家精神的解放，为抛开传注、自由议论的性命义理之学开辟一条通路。

第四，新安理学是儒、释、道三教长期论争和融合的果实。

早在魏晋，玄学已经将三教的思想进行了一次融合。唐代实行三教并存的文化政策，儒、释、道三教得以各自独立发展，并在独立发展中进一步相互争论，相互融合。在三教的争论和发展中，儒教日益处于劣势，明显地感受到来自佛老二家的压力。理学的产生即是在回应佛老挑战的同时，积极援佛入儒与援老入儒的成果。

五，新安理学适应了唐末以来重建伦理纲常的需要。

自汉末以来，国事纷乱，道德颓丧，即使未读史书《三国志》，熟悉三国故事者对此也会有同感。唐代虽然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朝代，但人伦破败，世风日下。唐宋之际，异族崛起，列国纷争，史称“五胡乱华”，各少数民族的道德观念也渗透到汉文化之中。总体上说，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在文化上处于纲常松弛，道德式微的状况。理学的产生，出于儒家革除时弊，拯救文化，整顿人心，重树人伦与儒家价值，重建儒学道德形上学的主观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