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并且他的故乡婺源现今划归江西，但是当年朱熹死后先是被封“信国公”，后来朝廷认定他是徽州人因而特地改封“徽国公”；正如1958年毛泽东曾对张治中所说，“七八百年来，他一向被认为是安徽人。”

朱熹的父亲朱松，字乔年，号韦斋，世居徽州婺源之永平乡松岩里。朱松为人正直，对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的哲学颇有研究，考中进士后曾在朝廷供职，后因反对秦桧和议，外调福建尤溪。因此，从血缘来看，朱熹实为徽州婺源朱氏九世孙。正缘于此，朱熹平生“知本思源”，素以徽州为父母之邦，对徽州故土一往情深。他在《名堂室记》中曾称其父“未尝一日而忘归也”。在给徽州人汪楚材的书信中，朱熹对故乡思念之情的表白更为直接，他说:“熹与足下虽得同土壤，而自先世流落闽中，以故少得从故里之贤人君子游，顾其心未尝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还有更为重要的事实是，朱熹在1151年考中进士之后立即赶回徽州祭扫祖墓，居留直至数月，并将父亲离徽赴闽之时典卖的祖田尽数赎回，利用田租充当祖墓祭扫之资。徽州之地本属汉代丹阳郡，三国吴时分置新都，西晋平吴之后改为新安。朱熹平生在自己所作序跋和论著中，使用最多的署名是“新安朱熹”，文集卷七十五至八十四，就至少有50次。其次他又常常署名“丹阳吴郡朱熹”。另外因为徽州境内有山名叫“紫阳”，所以朱子又号“紫阳”，也是出于对徽州的眷恋。正是由于朱熹与徽州有着不可分离的血缘关系，朱熹对徽州有着一往情深的故乡情结，所以徽州地区自然成为朱熹开展教育活动、传播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地区，朱熹学说也就在徽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产生了至深至广的影响。

 

朱熹每次回归故乡祭扫祖墓，总会逗留徽州，开席讲学授徒，传播理学思想。即使居闽期间，他也往往招纳徽州学人至于门下，倾情地予以培养和扶持。另外他还通过大量书信来往，解惑释疑，悉心地指导徽州学者致力于“圣贤之学”。

徽州原来属于越文化圈，唐代以前盛行武劲之风。唐朝中叶以后，北方大族不断迁入徽州，带来中原的儒学风尚，促使徽州习俗“益向文雅”，实现由“尚武”转而“尚文”的文明变迁。宋室南渡之后，徽州地方官绅尤重文教，他们热心创建书院，延请名儒讲学，由此徽州境内“早夜弦诵……有洙泗之风”，奠定了“人文渊薮”的基础。不过，在朱熹亲入徽州讲学、普及理学教育之前，徽州人文风气虽然已经兴盛，但是学者所学以及所务，偏重于科举进取之途。徽州学者注重于儒教理学，确实是由于朱熹的讲学与倡导而形成新的潮流。

由于朱熹的讲学、倡导和推动，徽州区域之内研究儒教、传播理学蔚然成风；学而有成的理学家大批涌现，自南宋之后学派绵延日趋兴盛；直至清代中后期，朱熹理学在徽州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始终不可动摇。以朱熹为旗帜的新安理学，在数百年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始终有着一以贯之的学术宗旨、一脉相传的理学道统和一帜独树的学派特色。作为社会的灵魂、意识的内核，新安理学始终影响并决定着十二世纪以后徽州地区社会形态的特征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徽州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呈现着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特征，即朱熹与徽州的双向认同。一方面，朱熹情系、学系父母之邦，开创徽州思想文化之新风；另一方面，徽州人士又普遍尊崇朱熹，自觉认同并且弘扬朱熹的理学思想。清代休宁《茗州吴氏家典·序》就曾写道：“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正是由于徽州本土对朱熹思想特别强烈的认同，因而“在明清，朱子之学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推新安之士为然。”(清道光《休宁县志》)——于是徽州以“理学第一”而为世人所称道，历来享有“理学之邦”的称誉。

尽管在朱熹晚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他的学术思想曾被称为“伪学”，但自宋理宗后被改造为地地道道的官方儒学。理宗特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为信国公（后改为徽国公），亲笔为婺源的朱子庙题额“文公阙里”，为歙县紫阳书院题匾。元、明以后，朱学被定为国学，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和标准，还在婺源修建“徽国文公之庙”，在屯溪篁墩建“程朱三夫子祠”和“程朱阙里”。康熙、乾隆皇帝还先后为歙县紫阳书院御书“学达性天”、“道脉薪传”匾额。在朝廷的推崇下，朱学在全国居于一统，在徽州更臻于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