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成因

徽州文化随着徽州区域的形成而形成，随着徽州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广泛体现在徽州社会历史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之中，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特征。

徽州文化的形成基于以下四个原因：

 

中原文化的深厚积淀是徽州文化形成的“基因”

 

由于历史上中原战乱频繁，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唐末“黄巢之乱”和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导致了中原世家大族因避难迁徙到徽州。入徙徽州的世家士族，选取徽州风水宝地聚族而居，重宗法血缘，修世好敦邻，严主仆之别，坚守着祖居地的各种遗风。他们不仅给徽州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生产工具，而且带来了以孔孟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文化。扶贫济困、兴文重教、勤俭持家、以众帮众，就成了徽州宗族文化的重要特征，为儒家伦理思想的弘扬输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使徽州文化的发展充满了勃勃生机与活力。

 

程朱理学的勃兴是徽州文化形成的“支柱”

 

徽州号称“东南邹鲁”、“程朱阙里”。朱熹思想对徽州影响至深。徽州凡事皆依《文公家礼》，凡书皆读朱子所注，已成为徽州文化中的一个奇特现象。休宁茗洲吴氏宗族在其《家典》中，就曾明确要求全体宗族成员：“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徽州士农工商各个层面，政治、经济、民间生活，从塾学到宗族祠堂，无不打上了程朱理学的深深烙印，使朱子之学成为徽州文化发展的强大思想支柱，指导着徽州文化的发展，构成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新安理学从整体上提升了徽州人和徽州社会的人文理性，同时提升和丰富了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自然，“程朱理学”对徽州社会的负面影响也很深刻，官本位意识，封建宗法的强化，世仆制的顽固维持，特别是封建礼教贞节观对徽州女人的思想毒害尤其严重，等等。

 

徽商经济的发展是徽州文化形成的“酵母” 

 

徽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徽州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徽商“贾而好儒”，注重贾儒结合，贾仕结合，强化宗谊，重视教育，恪守贾道。他们把所赚的钱除了扩大再生产以外，就是建会馆、办文会、兴诗社、蓄戏班、印图书、筑园林、修桥补路、撰文修谱等。特别是在“富而教不可缓，徒积资财何益乎”思想意识指导下，延师课子，加强对子弟培养，置学田、义田，办族学，建书院，资助府学、县学等，在客观上为徽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经济后盾。徽商直接推动了徽州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徽商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徽州文化形成的原动力，是徽州文化发展的“酵母”。

 

徽州教育的高度发达是徽州文化形成的“温床”

 

徽州历史上文风昌盛，教育发达，府学、县学、书院、社学、私塾、文会极为昌盛。“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就是当时徽州文风昌盛的写照。由于教育发达，人才辈出，据统计中进士者仅徽州本籍，宋代624名，明代392名，清代226名。状元仅清代本籍加上寄籍合计17人，仅次于苏州府，全国名列第二，创造了“一门九进士”、“父子尚书”、“同胞翰林”、“一镇四状元”、“一县十九状元”的科举佳话和奇迹。发达的教育，是徽州文化得以形成和繁荣的温床。

正是以上“基因”、“支柱”、“酵母”和“温床”四个方面构成了徽州文化得以形成的基础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