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兴盛主要表现：

 

 

活动范围广

明嘉靖万历年间，徽商足迹几遍全国，不但南北二京、各省都会及其他大小城镇，甚至“诡而海岛、罕而沙漠”万历《休宁县志》，都是徽商活跃的场所，特别是在长江流域，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经营行业多。徽商只要有利可图，几乎“无货不居”。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工农业产品的日趋商品化，经营盐、典、茶、木等商品的贸易带来巨额利润，成为最主要的行业。

 

 

资本特别雄厚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清乾隆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汪廷璋就是“富至千万”的大商人了。《扬州画舫录》清朝在其财力最充沛的乾隆四十六年，国库存银尚不及淮商资本之多。两淮盐商之富，竟使皇帝为之动容。乾隆帝南巡时，就曾惊叹“：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投资产业发展

明清时期，已有一些徽州商人将其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投向生产领域，开始向早期资产者转化。这种现象虽然不多见，但它却代表着商业资本的新动向，具有深远的意义。徽商数以千百万计的巨额资本，除了捐官、助饷，讨好朝廷与官府，确保自身的地位以外，一部分用于奢侈性的消费，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反哺徽州本土。徽商的隆兴，与徽州宗族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积累了巨额商业利润的徽商在家乡建祠堂、修坟墓、叙族谱、购置族产和族田，维系宗族势力。

徽商被人称誉为“儒商”，“贾而好儒”是徽商的一大特色。徽商很注意在家乡对于教育的投资，建义学，助修学院，对族内弟子进行培养。长成后能进入仕途则有了官府后台，不能从政则经商也有了较高的文化素质，以致徽州“东南邹鲁”所具有的“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嘉靖《婺源县志》’特色延绵不断，至今尚有很大的影响。徽商经济对徽州本土的反馈，对于徽州宗法社会的维系、徽州人才的培养、村镇的建设、乃至徽文化的发展，无疑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徽商成为徽州整个社会的依靠，是他们支撑起那片山野的天空，当然也支撑起徽州的教育。徽商“肥家润身”之外的教育投资，主要在下面三个方面：

 

 

延师课子弟

徽州为“程朱桑梓之邦”，乡风的熏染，使徽州人“贾而如俗”，在以官为本位的封建社会，读书有显而易见的功利性。发达的商人把读书看作一种政治投资，不惜千金一掷，延名师，买典籍，教育子弟。如狱县商人鲍柏庭“世居狱东新馆·”一家初以贫，奉养未能隆。后以业浙磋，家颇饶裕”，而后“其教子也以义方，延名师买书籍，不惜多金。尝日:‘富而教不可缓，徒积资财何益乎”。对于族内子弟的教育，徽商同样舍得花钱。救县商人余文义设里“义塾以教族之知学者，祁门商人胡天禄捐里田产使“塾教有赖，学成有资”。休宁《茗州吴氏家典》明确规定:“族内子弟有器宇不凡，资案聪慈而无力从师者，得收而教之，或对之家塾，或助以膏火”。狱县潭渡黄氏《家训》也载:“子姓十五以上，资质疑敏，苦志谈书者，众加奖劝，盆佐其笔札裔火之费，另设义学，以教宗党贫乏子弟”。

 

 

捐资修建学校

明清时徽州除了少数几个官办府学、县学，先后建有60多所书院，400多所社学以及无数的塾学。这些学校的建置和运行经费大多来自商人和官徐(其中许多官僚出身商人之家，如汪道昆、胡宗宪，或其家有人经商)。乾隆初年担任两淮总商的徽州盐商汪应庚看到江甘学宫岁久倾倒，“捐五万余金函为重建，同时还以立千余金制祭礼乐器，又以一万三千余金殉腆田一千五百亩，悉归诸学，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黔县舒大信“修东山道院，置屋十余楹为族人读书地。邑人议建书院，大信存2400金助之，。翻看《徽州教育纪》，这类例子不胜数举。明清两朝，按国家的统一规定，各周立社学。少数社学的费用出自官方，大部分出自乡族捐助。在其他地区由于经费和管理不善，社会往往难以长期维持下去，但在徽州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究竟原因，正因为徽州各乡各族多商人，他们给了社学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使得各地的社学能够广泛而持久地存在。

 

 

修建宗祠和“忠孝节烈，牌坊"

徽州的宗祠、牌坊难以确切估计，但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建筑之精美、气势之雄伟为别处少有。这项投资看似与教育无关，实则不然。宗祠、牌坊在封建社会不仅具有建筑学上的意义，还具有伦理学和教育学的意义。作为一种棍家伦理的物化象征，它们在道德教育中发挥了范本的作用，徽商在这些方面有一笔不小的开支。如黟县《朱氏祠志》记载隆庆三年正月(1569)修理宗祠正厅门屋就用了“递年生息并贸产，共银一千一百四十三两五钱，许氏家族的一次理主大礼，花费商贾捐款1191元8钱多。

 

 徽商除了上面在本地的种种行为外，他们在客乡也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徽州的教育。同治年间，欺商曾以12300余络的巨资在南京创建试馆，作为士子乡试住宿之所。徽商“必据都会”，都会为文化及政治中心，人文荟萃之所。胡适认为徽州子弟多俊秀，是因为受到了占风气之气的都市文化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