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徽州教育产生的背景

 

从历史上看，唐宋是徽州教育兴起时期，随着徽商的崛起，明清时期的徽州教育极为兴盛，书院私塾遍布城乡。道光《休宁县志》记载：“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史书之藏”。可见当时徽州教育发展之盛况。

古徽州教育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有其内在的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徽文化是徽州人才培养的基础，造成古代徽州教育昌盛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

其一，古徽州山高路险，交通十分不便，成了中原名门望族躲避战乱的理想之地，这为徽州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徽州位于现今安徽省南部，地处皖、浙、赣三省结合部。西周以前，据地方志记载，属《禹贡》所说的扬州之域。唐初改新安郡为歙州，属江南西道。唐代宗年间，新置祁门县、绩溪县，从此奠定了徽州“一府六县”的行政格局。宋宣和三年改歙州为徽州，属江南东路。元代属江浙行省。明代直隶南京。

徽州处万山之中，崇山峻岭，环峙而立，形成自然的地理屏障。千米以上的山峦分布在徽州的四境。主要有黄山山脉、天目白际山脉、九华山脉和五龙山脉等，且群峰突兀，如莲花峰、天都峰、清凉峰、五龙山、六股尖、牯牛降。徽州境内又由低山和丘陵围合成大小不一、为数众多、山环水绕的谷地、小盆地，同样具有山岭环峙的特征，成为各县的境域、镇域和村域。”八山一水一分田”，是对徽州地理形势的高度概括。

 

 

徽州最大的水系是新安江，新安江是钱塘江的上游，顺新安江东下可达杭州。康熙《休宁县志·汪伟奏疏》中有“溪流一线，小舟如叶，鱼贯尾衔，昼夜不息。一日米船不至，民有饥色，三日不至有饿莩，五日不至有昼夺。”的叙述。另外，由北部绩溪境内的徽溪、乳溪顺流而下可至芜湖，西部祁门则由阊江入鄱阳湖。

从汉至元，北方因朝代更替，战乱频繁。为了躲避战争和动乱，世家大族纷纷南迁，而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了他们最为理想的迁居之地。据《新安名族志》不完全统计，因永嘉之乱而迁徽定居的共有9族；因躲避黄巢起义而迁徽定居的将近20族，靖康之乱后，随宋室南渡而迁徽定居的约有11族。这些名门望族，避难并不避世，他们不甘心彻底退出社会政治舞台，总想伺机而出，即便自己没有机会，也寄希望于后代，总想通过“儒”而“仕”。因此他们十分注重族中后辈的教育，“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俗语就真实反映了这种情况。

其二，优美的自然环境，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古徽州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这样的自然环境，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进而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体验到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这无疑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条件。

 

 

崇儒尚教的文化环境

徽州是程朱理学的故乡，这一文化渊源进一步加强了徽州的重教传统。清康熙《绩溪县志续编》说：“新安为朱子阙里，而儒风独茂。岂非得诸私淑者深欤”。清雍正《茗洲吴氏家典》说：“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徽州人以朱熹为荣，为楷模，以朱熹的言论为圭臬，专心督课子弟。这无疑也是徽州宗族重教风气形成的重要原因。

徽州氏族主要来源于北方。明代以前可考的大族有很多，主要大族有程、汪、吴、黄、胡、王、李、方姓为最，称为“徽州八大姓。”徽州又是一个移民社会，在自然地理环境的封闭与宗族血缘伦理封闭性的双重作用下，呈现出显著的宗法社会形态特点：聚族而居，不杂他姓；村中有社屋、有宗祠、支祠、家祠、谱谍清晰，源流不易混淆。同时迁徽各族，不是出于显宦子弟，就是出于儒学世家。如程姓，其始迁祖为程元谭，史载：“当永嘉之乱，（程元谭）佐琅琊王都建业，为新安太守，有善政，民请留之，赐第于郡西之黄墩，遂世居焉。”再如胡氏婺源考水派，本出自陇西李诏宗室之后，因“朱温篡位，诸子播迁，曰昌翼者逃于婺源，就考水胡氏以居，遂从其姓。同光之酉，以明经登第，义不仕，子孙世以经学传乡人，习称为明经胡氏。”随着世家大族源源不断大规模迁入，徽州的居民成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客户”超过了土著，外来“名族”大大多于本地大姓，他们终于反客为主了。

这些迁徽的世家大族，不仅仍保持其原有的宗族体系，聚族而居，昭穆有序，组织严密，而且继承了其宗族“崇儒尚教的优良传统，特别重视文化教育，走计书仕进、科甲起家之路。……由于世家大族的影响，随之也带来了徽州整个地区文化教育的繁荣兴盛。”由此可见，世家大族的入迁，是徽州文化教育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础。

 

 

徽商经商环境和支持

教育作为一种传授知识、技能，培养人的文化活动，在封建时代它不可能有经济上的收益，这就是说它不能独立地运行，必须有外界的经济投入。明清时期给徽州教育投资，支撑起徽州教育的主要是徽商。徽州人经商很早，但一直到明中期才开始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是由于明中期徽州人口增加，人均耕地只有明初以前的一半，徽州人的生计危机加重，他们不得不走出有“七山二水一份田”之称的皖南山区，负贩就食他郡。这时候城市繁荣，商品经济发达，商业资本有充分发展的空间，社会的大环坟也为徽州人出外经商提供了条件。特别是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年)的盐法改革，使盐商由原来向北方边地纳粮而行盐，变为向盐产地直接纳银而取盐行销。当时全国主要盐产地两淮盐场和浙江盐场成为商人活动的中心，徽州距两淮和浙江较近，徽商得地利之便，从而打破了山西、映西商人在盐业梢售中的独翁地位，“于是新安商人(徽商)逐渐以经营盐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