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教育概述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徽州文化独树一帜。今天的徽学影响越来越大，作为显学之一，它与藏学、敦煌学竞相辉映，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三大区域文化之一。而其中，古徽州的重教思想与重教实践值得挖掘探讨。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有了数百年“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重教，才奠定了多元、繁荣的徽文化的基础。

徽州地区是个“英灵所钟，芳荃荟萃”之地。在徽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出“学成派、艺成海、术成流、人成杰”的人文奇葩。六朝以后，随着中原名门望族南迁，山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不断冲突、交融、发展和创新，形成了重文尚礼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徽州文化。徽人普遍把子弟读书视为修身、齐家的第一要务，甚至为了子弟的教育不惜倾家荡产。“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事业从五伦做起，文章自六经得来”等等，这些儒风浓厚的楹联，正是徽人崇儒尚礼的明证。“山间茅屋书声响”，“户诵家弦”，孕育出徽州“人文辈出，鼎盛辐辏，理学经儒，在野不乏，以致四方谓新安为东南邹鲁”（道光《重修徽州府志·序》）的重教兴学风尚。据史料载，宋元时期，徽州除府、县学外，还有社学和塾学（私塾），以教乡里子弟。到了明清时期，更是形成了私塾、社学、书院与府学、县学等多层次的教育体系。

据方志记载，徽州人重视教育始于宋代，即州县立学，始自宋之庆历，而南渡后，“徽为朱子阙里，彬彬多文学之士”（乾隆《绩溪县志》卷三《学校》）。与此同时，由私人创办的书院亦相继建立。安徽省境内创建最早的一所书院，就是绩溪人胡忠于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创办在绩溪县龙井村东之山阜的桂枝书院，这不仅是徽州最早的书院，也是安徽省最早的书院。比欧阳修宰纱布州时创建于皇家庭院的纱布州西湖书院（1049年）还要早40多年。到了明清时期，徽州的书院、馆塾、书舍、学馆、书堂更是星罗棋布，致有“山间茅屋书声响”，“后渐户育家弦矣”之说（康熙《祁门县志》卷1）。

徽州素有读书传统。宋代就建立书院，明清时期，徽州人才辈出，科第连绵。根据地方志记载统计，明代徽州有举人1100多人，清代有1536人。明代徽州进士452人，居全国第13位；清代徽州进士684人，居全国第4位。明代徽州状元为3人。而清代112科112名状元中，徽州本籍状元4人，寄籍状元15名，共19人，占全国的17%，居全国第一位(原被认为状元数最多的苏州府共有状元24人，但其中有6人为徽州人)。此外，歙县明清两代共取进士623人，居安徽省诸县首位。书院遍布城乡。读书可以取科第，读书人多，科举人也多。有清一代，安徽中状元者九人，徽州郡即占四人歙县二人，休宁二人。考中举人、进士的更多，仅歇县一地在明、清两代考中进士的就有六百多人。清乾隆年间曾出现了“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八进士，两朝十举人”的科举盛事。中举的人多，做官的人就多，这又转过来促进读书风气的形成。

这种氛围容易造出第一流经师学者，如宋有朱熹、罗愿，元有赵防、陈栋，明有黄生，黄生之后有江永，江永之后有戴震。与戴震相师友的有一大批经师学者，一时新安雄俊之士、如郑牧、戴震、金榜、程瑶田等，数往来山间，淬以经术文章相滤互，号称极盛。”《安徽通志馆列传稿》卷三他们治学志趣相投，特点相同，因而造成了徽学，形成了皖派。与此同时，这种氛围也大面积地提高了人们的文化思想素质。明清时期“称雄”于江南的徽州商帮，就是在这种文化教育气息较盛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徽商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徽州教育的兴盛与发展，从经济上给予教育以极大的支持。在此条件下，徽州教育不仅培养了大批科举人才，还为当地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时至现代，徽州教育的影响仍在持续，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便是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教育思想，不仅对当时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对今天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良好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