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经将戴震的思想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潮作了比较，认为戴震哲学中注重情感、平等的精神“乃与欧洲文化复兴时代之思潮本质相类。”胡适先生亦充分肯定了戴震痛斥宋儒“以理杀人”的进步意义。对戴震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评价极高，他在《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中说：“人都知道戴东原是清代经学的大师、音韵的大师，清代考核之学的大师，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朱子以后第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

徽派朴学家在考据之学中的成就，可谓辉煌灿烂、影响深远，但多数学者都是出于一般意义上的经世致用的目的去研究学问，考订古籍，唯有戴震有着经世的自觉，能够出于正人心、利政事的高度责任感，有着治天下、兴太平的使命感，以无畏的精神，从道德哲学层面揭露了程朱理学的三大危害：

苟责君子而纵容小人

“以理杀人”而“适成忍而残杀工具”

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这正是他学术上高于徽州朴学以及乾嘉学者的根本所在。

 

 

从学术及思想传承的角度审视，徽派朴学尤其是戴学一直没有中断其传承。江永所著的《礼学纲目》，至今是学术界礼学研究的标杆，程瑶田的《果赢转语记》，至今仍然是开创汉语词源学研究的鼻祖之一。至于戴震则更是数言难尽：其《水经注》至今是古代地理研究的范本；其文字训诂理论中的“四体二用”理论，“因声求义”法则，至今是高校《古代汉语》课程中必须讲授的课题；其开创性的古音研究的成果，至今仍然是后人研究古代音韵的重要法则与工具。现代学者许苏民经过深入研究后指出戴学尤其是其思想“从清中叶传承到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宋恕和梁启超，传承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著名思想家章太炎，一直传承到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思想家鲁迅和另一位颇负有盛名的思想家胡适，其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谓深远矣！”我们不难发现鲁迅所创作的《狂人日记》中所揭示批判的封建社会“人吃人”的吃人礼教，与戴震所言的“以理杀人”，有着异曲同工，本质类同的文化传承。

 

 

戴震思想对18-19世纪的一大批中国思想家、文学家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通过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作为中华民族有理由为产生了像戴震这样富有人民性、民主性、科学性的大思想家而自豪！作为徽州人，更是为此而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