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戊戌变法的性质、历史意义及失败原因

1、运动性质

1980年，陈凤鸣在《故宫博物院之刊》上发表故宫收藏的康有为戊戌条陈《杰士上书汇录》。次年，孔祥吉在《晋阳学刊》上发表了《康有为对〈戊戌奏稿〉的改纂及其原因》一文。陈文、孔文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由此展开了对戊戌变法性质的争论。目前学术界主要形成三种不同的观点。

1．改良主义运动说。这是一种传统说法，长期以来，戊戌维新一直被认作是一次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认为戊戌变法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以自己的失败证明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偏低。范文澜、徐培华、汤志钧等持此说。

范文澜指出：“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虽然是含有进步性，但不属于革命的范畴。”

徐培华指出：“列宁对改良主义下了定义，他说‘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又说‘改良主义的变革，就是不破坏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只要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作一些让步’。这意义也适用于戊戌变法运动。那些参加戊戌变法的人物，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主张学习西方，提出了许多改革的建议和方案，几乎遍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但他们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皇帝身上，提出的各种变法措施都依靠清政府来推行，根本不想推翻封建统治，也不想彻底改变封建统治基础。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称戊戌变法是一次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

汤志钧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是从上而下进行改革的政治运动，他们的活动仅限于少数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得到了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的支持，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它只能是一个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在历史上起过作用，但它的性质即是改良主义的。他们的领导者很软弱，既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又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表现出他们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阶级本质。”“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怎能说具有进步意义呢？这要从当时历史条件来寻找答案。十九世纪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充当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言人只是从地主阶级转化出来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官僚。维新派之所以采取改良的形式，是由当时的历史情况和阶级力量决定的。这时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兴起，当革命形势尚未形成，革命要求尚未提出之前，进行这种改良的尝试，不能说它不代表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也不能因为它是改良运动而削弱了它的进步性质。”

2．政治改良运动说。经过80年代的大讨论，多数学者对把戊戌变法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传统观点表示异议，认为戊戌维新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应视作改良主义。不能把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等同起来，不能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概念去硬套。戊戌变法不应称作改良主义，而应称作改革或改良。此说主要以金德群、叶林生、钟卓安为代表。

金德群认为：“戊戌变法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十九世纪末发动的一次爱国救亡的维新运动。说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尚可，说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则是不妥的。”“改良和改良主义不应等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决不能混淆，如同修正和修正主义一样，在使用上有严格的区别”。“改良和维新是同一政治含义，即改革旧法而行新政。改良主义是外来语，十九世纪末叶出现在欧洲，是指工人运动中一种敌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潮流，它以毫不触犯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基础的少许改良来代替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列宁对改良和改良主义的说法是有明显的政治界限的”。“可见，在一般的历史条件下，改良是经常的，进步的措施；如果在革命时机成熟时，还局限于改良范围，必然陷于改良主义，起了腐蚀和麻痹群众的反动作用。”“戊戌变法发生于十九世纪末，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还很不成熟，但它毕竟是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是革命者，是先进者，反映新的生产力的需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其意义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决不能将“在十九世纪末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社会变革——戊戌变法，也一概视作改良主义运动”。

叶林生指出：“资产阶级维新派所主张的变法是要改变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制度。康有为认为：中国‘积习既深，时势大异，非尽弃旧习，再立堂构，无以涤除旧弊，维新气象。若仅补苴罅漏，弥缝缺失，则千疮百孔，顾此失彼，连类并败，必至无功’。梁启超也认为：‘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洁之，愈洁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其着眼点正是整个制度的改革，断不能以‘改良主义’目之。”“戊戌变法运动也并不是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从变法的内容看，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奖励制造发明；裁减冗员、裁撤旧衙门，增设十二局，罢斥守旧的某些大臣、废除科举制；最后策划杀荣禄、兵围颐和园等等，都表现为尖锐的阶级斗争，正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同腐朽的封建势力的搏斗。同主张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也是有本质不同的”。“也许有人会说：维新运动并没有准备推翻清王朝，也没有想打倒清帝，所以，它还是要维护旧制度，难免有改良主义之嫌。其实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戊戌变法运动中，维新派所要维护的名义上虽然还叫清王朝，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性质发生了变化的资产阶级政权。因此，并不能凭表面现象来给维新运动‘定性’”。“说戊戌变法不是一场‘革命’，仅仅是指它不曾用暴力革命的‘手段’。从这里看，称它是政治改良、改革或维新运动都是可以的”。

钟卓安认为：维新派“要求变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为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进一步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事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用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求取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富强，因此尽管维新派的表现何等幼稚和带有明显的缺点、错误，但它仍然不是像洋务派那样的地主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也不是什么半斤八两的‘半地主、半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基本上或在主要方面上是资产阶级的一翼，是资产阶级改革派。由他们领导和推动的戊戌维新运动，当然也不是洋务运动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而是具有鲜明爱国救亡性质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

3．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说。此说认为戊戌维新是一次失败了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夺权的尝试。此说，以陈庆华、钟珍维、张磊等为代表。

陈庆华认为：“戊戌变法是一次失败了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变法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也要求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用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民主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主要用和平手段，但也不排除使用暴力，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百日维新’是资产阶级暂时、部分地获得政权，不失为一次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尝试。说变法是改良主义的并不正确。”

钟珍维认为：“戊戌维新的目的是救亡图存，改革现状，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维新派根据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像西方那样，全面改革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所以他们的维新的指导思想是‘全变’。应该看到，君主立宪制与民主共和制，政体的形式有所不同，但国体的实质却是一样，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戊戌维新的中心内容，是要向封建顽固派夺权，用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去代替封建的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应该肯定，它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是一次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运动。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

张磊认为：“康梁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归根结蒂，维新运动所要解决的课题——独立、民主和富强——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不仅如此，康梁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是近代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的首次登台表演，具有堪称划时代的意义：比较系统地引进了西学，要求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提出了近代化的纲领，为后来的民主革命做了准备。对于中国社会摆脱中世纪的状态，无疑有着深远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维新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结束了它的准备阶段，揭开了它的正规阶段。”

总起来看，第一种观点现在学术界认同的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现对此问题归纳总结如下：

1、改良与改革二者完全是同义词。

2、改良主义则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具有特定的阶级实质和时代特征。

第三种观点认为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失败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戊戌维新运动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运动，而是一个具有多层次意义的历史事件。从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扫清障碍的角度而言，戊戌变法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改革）运动；从挽救民族危亡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的性质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从思想启蒙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戊戌变法的性质是一次并且是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维新运动首先是作为爱国运动而彪炳于史册的。1895年，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联合全国各省进京会试的一千多名举人，向皇帝上书，请求“拒和、迁都、变法”，标志着维新运动高涨的起点。“公车上书”虽然没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大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广泛地传播了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的思想。维新派奔走呼号，救亡必须维新，维新为了救亡。他们反复申述亡国灭种的危机，痛斥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因循守旧、媚外卖国。他们把救亡图存作为i变法维新的前提和目的，从而动人心弦地论证了变法维新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如再徘徊迟疑，四万万中国人即将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连皇帝和群臣也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正是这个救亡的号召，使维新运动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高涨起来，并得到全国上下广泛的支持和同情。维新运动的每一步进展也都是和当时的民族危机紧密相联系的。在由德国强占胶州湾而掀起的瓜分狂潮刺激下，维新运动随即进入了最高潮——“百日维新”。

维新运动又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救亡是维新的前提和目的，维新则是救亡的内容和办法。为了团结维新志士，造就维新人才，推动维新事业，维新派开展了广泛的宣传、组织活动。建学会、设学堂、办报刊，鼓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搞得热火朝天。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不完全统计，1895年后的二三年间，各省设立的学会、学堂、报社就有51所，其中学会24所、学堂19所、报社8所。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则说，从1895年到1897年，仅报纸一项即从19种增加到70种。这些学会、学堂、报刊，一般都以向西方学习为宗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欧榘甲描述当时情况说，举国士民“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所谓“时务”，就是变法维新；所谓“西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从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物竞天择”、变化发展、独立自由、平等民权等观念被介绍进来，“恪守祖制”、专制皇权等观念遭到抨击，人们开始从封建文化思想的桎梏中得到解放，从而出现了一种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气氛。

维新运动还是一场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维新派的进步作用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也没有立即消失。谭嗣同的《仁学》后半部，被改名为《君祸》，由革命派刊行。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鼓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严复精心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所有这些，都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都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客观进步作用”，更不在于以它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而在于它点燃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召唤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2、历史意义

戊戌变法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和领导的近代首次思想解放运动、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学，批判封建主义旧学，引导人们重新认识世界。他们痛感民族危机的严重，号召人们奋起救国，谋求祖国的独立富强。他们学习和借鉴了各国资本主义改革的历史经验，推动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政策和诏令，旨在建立由资产阶级参政的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戊戌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在维新变法期间，维新派通过办报刊、学会和学堂，大量地传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介绍西方的自由、平等学说，抨击封建专制制度，鼓吹“兴民权”、“开议院”、“君民共主”，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出现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智慧骤开，如万流橘沸，不可遏抑”的局面。这就为后来人们在新的条件下接受新的思想扫除一些困难和障碍，给予一定的启迪。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地位。李侃以为，就戊戌变法的直接结果来说，资产阶级维新派是失败者，但是，就新旧思想文化的较量而言，他们却是胜利者。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影响。

其次，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这场运动是19世纪末民族危机严重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表现。当时维新派揭露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阴谋，在朝野上下到处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他们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动员人们“与天争胜”，“自强保种”。他们提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概念，强调国家为国民所有，而非一人一姓的私产，从而使中华民族的觉醒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因此，有人认为戊戌维新就是中国从传统中华秩序向近代国民国家体制转变的最初尝试。

再次，为民族资本近代企业和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维新期间，清政府颁布了一些保护和鼓励民族企业发展的政策，激发了人们“实业救国”的热情，形成了民族企业发展的第一次投资高潮。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以后的民主革命运动增强了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此外，这场运动对于近代文化、教育和学术事业的发展，近代知识分子队伍的集结，以及社会习俗的变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对民主革命运动的展开提供了深刻教训。这场政治运动暴露了顽固派的反动本质，他们拒绝任何进步和改革。在他们的统治下，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根本行不通。要使国家复兴，必须推翻他们的罪恶统治。这促使更多的人抛弃对他们的幻想，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一些维新派后来变为革命派，不少康梁信徒以后成了革命党人，便是明证。

3、失败原因

一、维新派的改制理论缺少说服力

甲午战争以后，在中国官僚士绅精英层中，已经出现一种新的政治共识，即认为只有进行更为广泛的更大幅度的变革，才可能应付列强加之于中国的日益严重的危机。然而，人们一般并不认为，推行更大幅度的变革必须以重新改造孔子的传统形象作为这种变革的先决条件。换言之，当时士绅官僚们所认同的孔子的传统形象，并不构成进一步变革的基本障碍。康有为的两部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维新变法的理论柱石。前者通过大量的考订，力图证明古文经是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权而伪造出来的。这样，他就把近二十个王朝二千年来崇奉的礼乐尊严，数百万士大夫共同尊奉的信条，一下子变为分文不值的伪说。后者则把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打扮成一个变法改制的祖师爷，指出孔子也曾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布衣”，他“生当乱世”，却能拨乱反正，托古改制。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这两部著作的评价是比较高的，认为它是维新派揭出的一面旗帜，用来“积极地招引、争取、团结和组织变法运动的同情者和群众——封建士大夫们”。任何一种理论，只有在它能为人们接受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康有为的变法理论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引起了怎样的反响呢？

首先，从守旧派来说，他们是坚决反对的。

其次，洋务派也再声称，他们不信奉康有为鼓吹的今文经学和孔子改制说。

再次，一些在政治上同情支持康有为变法活动的帝党官僚，对康有为的这套理论也持反对态度。最明显的例子是翁同龢。

二、维新派的变法行动操之过急

有的学者认为，维新派既不敢反对帝国主义，又不敢同统治阶级彻底决裂，不敢发动群众，不敢触及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有的学者从光绪皇帝身上寻找原因，批评他过分怯懦，不敢完全采纳维新派的建议，不敢同慈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凡此种种，不管是批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还是归咎于光绪的畏葸退缩，一言以蔽之，都是指责变法的参加者步子迈得太小了，太怯懦了，结果导致了变法的失败。但孔祥吉却认为：这种解释太笼统，因为不敢彻底地反帝反封建既可以用来解释太平天国的失败，也可以解释辛亥革命的失败，还可以用来套在许多政治事件上。导致百日维新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步子迈得太快，他们求治心切，使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结果使得这场在晚清历史上颇有声色的政治改革以失败而告终，把已经取得的一些成就全部付诸东流。戊戌变法是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一批没有经历官场历练的青年士绅与下层官员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势力，并且越过一大批位尊爵显、手中握有权力的老臣的激进变革。这种激进主要表现在：

1、裁撤冗员，急于求成。康有为深知，在任何政治改革中，对耄耋冗员，不可轻易裁汰，否则，他们会对新政群起而攻之，所以应该以优厚的物质待遇，来妥善地安排他们，这的确是经验之谈。可惜，光绪未采纳他的意见，而是被岑春煊的裁官奏折所打动。这位缺乏政治经验的皇帝痛恨守旧老臣把持朝局，他当机立断，要军机大臣草拟谕旨，裁汰中央和地方的冗散官员。光绪帝这一激烈措施激起了守旧势力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百日维新时尚在刑部任职的陈夔龙亲眼目睹了当时的社会动荡，他说：“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

2、开放言论，奖罚失当。百日维新遭到守旧势力反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光绪的奖罚失当。最典型的事件是罢斥礼部六堂官。光绪帝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是很不冷静的。因为礼部六堂官的情形各不相同，即使要处理也应区别对待，譬如，曾广汉是刚署礼部右侍郎不久的，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革职，这势必引起守旧势力的强烈不满。罢斥礼部六堂官是百日维新中最严重的一起事件，荣禄指责光绪“任性胡闹”，慈禧也认为“过分”。新旧两党的关系自此之后，即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

3、拔擢新进，得罪旧党。新旧两党在变法过程中，从始至终都是围绕着要不要开设制度局、如何重用康、梁等人的问题长期争论，无休无止。直到后来引起了慈禧的反感，大动肝火，光绪才有所省悟，却又拿不出对策来，要军机四卿及维新派诸人妥筹良策，而他自己则处于惶恐不安，“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的状态。

这些几乎毫无从政经验的变革人士，对于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和这一体制下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可以说只是一知半解。然而，历史又恰恰让这些没有当官实践的书生政治家，进入变法的最高决策层，去从事改造这一官僚体制的最为艰困复杂的使命。

改革成功的条件是相当苛刻的，他们一方面必须在相对有限的时间内，以卓有成效的较大幅度的改革来避免外部危机的深化，另一方面又必须使这种改革的幅度不至于越出某种限度，以避免内部矛盾的激化。操之过急反而会葬送改革。如何掌握改革合适的“度”，是一门真正的高超的艺术。一个体制内的成功改革者所需要的政治判断力、智慧、技巧，他对平衡各种政治力量和对控制变迁的能力，以及他对政治火候的辨识能力，也许更胜过一个成功的革命者所需要的这种综合政治能力。因此，在传统官僚体制下的改革派皇帝实际上处于少数派的地位情况下，只有采取缓进的方式才可能取得成功。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的：因为“过于激烈和过于迅速的行动，常常会导致潜在的反对者转变为积极的反对者”。这就意味着，改革精英切忌公开地全面地对传统价值与意识形态宣战或与之决裂，而只能在约定俗成的传统规范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内来推进变革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认同分裂，使改革可以在不致发生政治体制内部严重的冲突的条件下顺利地进行。

三、封建守旧势力集结，形成一股强大的反维新势力

1898年10月，戊戌变法夭折刚一个多月，日本的一些报刊即发表文章，认为这次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康梁这些维新派“太激进”。梁启超不同意这种观点，一方面发表演讲加以反驳，一方面著《戊戌政变记》，详细记述了戊戌变法的经过，深入分析了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由于他们太激进，而是清廷中反维新势力的强大，他曾经深有感慨地叹息说：盈朝都是守旧之人，“改革党人乃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犹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衄也得乎？”光绪皇帝处处受到慈禧太后的制约，手中无权，因而他们的变法主张没有得到贯彻。梁启超这种观点在二三十年代颇有影响。萧一山在二十年代著的《清代通史》基本采用了这种看法，将变法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帝后党争，由于“帝党”无力去抗争“后党”，所以光绪帝失败了，戊戌变法也流产了。陈恭禄在三十年代编的《中国近代史》，作为大学教材，流传甚广，也将戊戌变法的失败归之为光绪帝无权，康梁一伙书生气太足，无政治斗争经验。

戊戌变法是在现存体制的权威合法性资源相对充足的条件下，运用这种传统权威合法性自上而下地大规模进行体制创新的变革运动。一批体制外的知识精英由于受到有强烈变革倾向的皇帝的特殊眷遇，迅速进入体制最高决策层而进行的一场变革。这场变革便是由这一特殊的政治集团作为基础发起的。这样一个政治集团由于特殊的际遇而进入最高决策层，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从无先例的。这一特点也引起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新的问题。

戊戌变法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它引发政治认同危机与政治冲突的可能性更大，因而改革的困难程度也就更大：⑴ 它涉及到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祖制”和既定的利益格局进行幅度较大的变动，这些变动进而影响到政治整合方式的重大调整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② 由于外患日迫，变法者认为这种体制创新必须在相对有限的时期内取得效果，这样，就会在两个方面产生远比过去更为激烈而尖锐的矛盾冲突：首先是新旧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在体制变动过程中，人们对于变革的心理承受力的接受力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新的困难和问题。在洋务运动时期，由于洋务派的价值观与保守的传统意识形态之间并不存在太大的差距，这种冲突并不明显。而在体制创新阶段，更为大幅度的变革对人们传统观念、传统价值的冲击比前一阶段的政策创新强烈得多。其次是体制创新导致的权力变动与利益分配变动所引发的利益冲突。既得利益者与保守派不同，他们在观念上未必强烈地反对改革，然而，变革毕竟是一个对传统利益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过程，由于传统官僚体制下权贵与官僚群体原有的既得利益在新的变革时期受到严重的挑战，这就使改革者面临既得利益者在新的条件下为维护其利益而进行的联合。变革者不但面临意识形态保守派的反抗，同时，也要面临既得利益官僚集团的反对。变革派面对的最为致命的危险，是以上两类反对势力有可能形成层反对变革的政治同盟。这种政治同盟在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方面所拥有的雄厚资源，足以扼杀羽毛未丰的改革力量。

体制创新阶段的变革是在更为严峻的民族危机形势刺激下而引发的。这就使变革者心态上的焦虑感、愤激感这些主观因素较之过去更容易支配变革者，并对变革者的政治选择与变革幅度产生严重的影响。而民族危机的深化，往往会使变革者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认为大幅度的变革必须在短时期内完成。大刀阔斧的变革有可能引起社会整合的困难，而这样，改革者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可能性之间，就会出现脱节；这种脱节又会使主张更为激进改革的变法主流派与支持渐进改革的温和派之间产生日益扩大的分歧与矛盾，并有可能使后者加入反对派的阵营。这就使矛盾冲突进一步加剧，改革的难度也随之增加。

清廷中的反维新势力，并不是一股固定不变的政治力量，在整个维新运动时期，它经历了一个逐步集结的过程。从“公车上书”到《时务报》创刊这一阶段中，帝党和以张之洞为代表洋务派及维新派暂时地结合在一起，后党中的洋务派则对维新派的活动在表面上保持沉默，反维新的势力，主要后党中的顽固派。从《时务报》创刊到光绪“诏定国是”阶段，以张之洞为挖个人洋务派和一部分帝党成员与维新派发生分裂，并对维新派进行种种责难和攻击，反维新的势力逐渐地集结了起来。从“诏定国是”到百日维新失败阶段，绝大多数的清廷官僚都公开反对维新派的活动，他们彼此呼应，采取各种手段阻挠和破坏新政的推行，最后共同扼杀了维新运动。

四、维新派走“君权变法”路线，忽视争取和利用并不反对变法的西太后，以致促成帝、后两党权力之争激烈展开

维新运动的参加者王照在《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中认为：慈禧太后并不反对变法，只是注重权力，康有为没有把“主张变法”这顶桂冠送给慈禧，而是在如何对待光绪与慈禧的问题上，“坚执扶此抑彼之策”，导致后来发生政变。沈茂骏在《学术研究》1900年第4期发表《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新解》中也认为：走“君权变法”路线的维新派，没有积极去争取控制着朝政的慈禧对变法的支持，反而在光绪与慈禧矛盾日深的情况下，卷入了后党、帝党之争的漩涡，这应该说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这就需要首先回答慈禧是否有可能支持变法的问题。

戊戌变法时期，最高权力结构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组合，那就是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共同分享皇权的合法性。造就这一最高权力结构“二元化”的历史原因是，自同治初年以来，慈禧太后就执掌了最高权力，并运用这种权力在数十年中组织起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僚班底，并由此在广大官僚层的簇拥中形成至高的权威。慈禧对皇帝具有无可争议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支配影响力量和地位，无论从个人的意志力和魄力上，从光绪与太后之间长期形成的固有关系上，还是从传统习俗、伦理和法统上，都无法使这位十九岁的年轻皇帝逾越太后这道巨大的权威屏障，去独立从事一番改革事业。

光绪皇帝本人并不是嫡传的皇位继承人，他之所以能成为皇帝也是慈禧太后选定的。这位亲政后的皇帝必须听从太后的意志作为对这种恩赐的还报；而太后也以取得皇帝的这种还报，视为自己当然的权利。而且，就传统的儒家伦理而言，这位皇帝必须对太后无条件地尽忠尽孝，才能合乎礼教的规范。这种由历史与文化双重原因而形成的格局，使太后对亲政的皇帝的任何指令实际上拥有否决的权力。另外，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个性与心理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在一般的政治体制中，这一点对于最高权力的运作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慈禧太后精明强干，在政治角逐的长期斗争中具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她具有强烈的权势欲，具有一种要求他人对自己绝对服从的家长制人格。她也确能通过自己的能力使这种权势欲不断地得到满足。与此相反，光绪皇帝则在个性气质上是一个较为文弱而且也较为缺乏主见的人。就光绪皇帝的政治智慧与意志能力而言，他至多只能属于“中主”这样的水平。他心地较为单纯，较少心计，这一点很可能恰恰使权欲极强的太后内心感到满意。这种性格上的巨大反差，主要由于光绪皇帝从小在慈禧严格管带下长大，慈禧太后在心理上对光绪皇帝具有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威慑力和控制力。这种特殊的权力关系，使光绪皇帝并不具有一个在位皇帝所应拥有的正常权力地位。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为皇帝设计改革策略的变法派予以充分考虑的基本前提。

这种最高权力资源二元化的特殊情况与两位最高执政者之间的潜在的紧张和矛盾，是推行新的变革运动的极为重要的制约性因素。但是，这种二元化的权力结构也不能得出改革必然失败的结论。在光绪皇帝客观上一时还没有足够的实力与意志去抵制和排斥太后所拥有的最高权威和潜在的“否决权”的条件下，在太后并没有构成对进一步改革不可逾越的障碍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安抚这位太后，让这位老妇人至少得到虚荣心上的满足，并尽可能地缓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在太后可能容忍的最大限度范围内从事变法，防止两极化的态势，至少是使变法运动在初期阶段取得顺利进展的必要条件。

五、变革心态分析

戊戌维新运动本身存在着这样一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传统官僚集权的客观制约条件，它要求变革者必须采取渐进的、化整为零的、相对平缓的、相对隐蔽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人数众多的旧式官僚和既得利益集团不至于在变法者推进每一项具体改革措施时，形成反对改革的严重阻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专制政治政治与文化结构对西方挑战的综合反应能力的惰性，由于这种惰性所导致的严重的民族危机给予变革者的巨大心理刺激，甲午战争以后崛起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革派人士却具有一种特殊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最基本特点是亢奋性与焦灼感。正是这种非理性层面的心态因素，导致变革者的政治行为与政治选择上的激进性。他们也正是在这种激进的心态支配下，来设计和制定变法的基本战略和策略的。

现实改革条件所要求的渐进性和改革派的心态与思维模式的激进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对于戊戌变法的结局无疑将具有严重的影响。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人士的激进改革心态，具有以下五方面的特点：

1、“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愤世情结”。

2、变革者认为：改革必须是急剧而迅速的，快刀斩乱麻的。

3、与传统的“断裂性”。

4、变法派认为，变革与保守势力是“新旧水火不容”的，两者之间不存在妥协的可能。

5、对激进变法的简单化的乐观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