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状况

1、解放前——不大成系统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是比较有特色的，它以近代中外关系史为侧重点，将中国近代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潮流中来认识，提出了近百年中华民族的根本任务是实现近代化的新视角。但是，他对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予以否定，认为中国要实现近代化就应极力避战求和。他把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中国士大夫的守旧多事才招致的，“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份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份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称赞琦善、李鸿章等人的妥协主张，贬低林则徐、左宗棠的正义抵抗斗争。此外，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也有一定影响。

较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是1933年李鼎声（李平心）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海光明书局）。该书明确地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下限到出书当年日本侵占热河、察哈尔。作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作者明确指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绝对的优势，并且是受着国际资本的桎梏与奴役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及国民经济受帝国主义破坏的历史，这部编年史是用血与火来写成的”。这部《中国近代史》受到读者欢迎，连续再版，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

在解放前的马克思主义近代史研究中，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是一部对后来产生重要影响的奠基性著作。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据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述，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程和时代特征，高度评价了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功绩。它的出版“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达到了新的阶段，影响了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

2、建国后十七年（1949——1965）

① 清除资产阶级旧史学的影响，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新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郭沫若、范文澜、胡绳、侯外庐、刘大年。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建立了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和学科结构。② 专题史研究取得成果。③ 史料的整理编辑卓有成效。

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和不足。首先是研究范围狭窄。由于研究的重点局限在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范围内，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近代史就只是一部政治史，而且因为缺少对作为对立面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研究，也够不上比较完整的政治史。经济史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很薄弱。军事史、文化史、社会史则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其次是思想方法的偏差。新中国初期，多数学者才刚刚开始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从50年代后期起，“左”的思潮便滋长蔓延，政治运动起伏，史学研究不能不受到影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出现了简单化、片面性的偏向，研究历史问题时，不是从历史事件本身的历史条件出发，而是从现实的政治感情出发，用简单概念去规范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好的一切完美，坏的一无是处。这种简单化、片面性的倾向损害了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和科学方法。

3、文革十年没史学（1966—1976）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其卑劣的政治目的，把历史学作为其篡党夺权的政治工具，肆意歪曲和篡改历史，“影射史学”盛行。不是为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借历史人物来影射现实，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无限上纲上线。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林彪集团覆灭以后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批到后来就变成了“批周公”。只是由于周总理的崇高威望和深得民心，才使“四人帮”的阴谋没有得逞。1975年秋冬之交的批《水浒》和“投降派”宋江，其性质也是如此。譬如，在其中打头阵的是直接听命于江青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即后来屡屡用笔名“粱效”的写作班子。仅仅在十大结束的几天之后，他们便抢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文中有意从孔子扯到相传制订周礼的周公旦，指其为旧奴隶制的“政治代表”’而“周公”正是为党内外为人们所熟知的对周恩来的尊称。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经常在上面以“罗思鼎”的笔名对周恩来施放暗箭，藉评点历史人物的机会，指桑骂槐，极尽攻讦中伤之能事，诸如“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一类的影射文字在这本杂志中随处可见，让明眼人一望而知其矛头所指。

4、文革后拨乱反正

1977年以来的复兴、开拓和繁荣阶段。① 更加深入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作用。② 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引进和使用国外先进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如政治学、政治文化学、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人口学、人类学、统计学、现代理论被引进和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相应领域。一些新的领域被开发出来，如：社会史、城市史、宗教史、人口史、社团史、市民社会、区域史、现代化史等。③ 注意发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功能。相关课题研究。④ 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开拓“禁区”，反思“定论”。胡适、梁漱溟等人物，洋务运动、清末新政、买办、袁世凯政权、教会文化传播。但也出现一些问题：① 关于运用新方法，开拓新课题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② 关于时代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问题，历史研究社会功能的有限性。③ 关于内容结构问题，内容突破与结构仍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