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

一、新文化运动的社会背景

1、民族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

中国的民族工业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发展非常缓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以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发展。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为了笼络资产阶级以赢得他们的支持，也把一些资产阶级上层的代代表人物，如陈其美、张謇、周学熙等吸收到政府中来。资产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力，又制订出一些有利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政策和法令，如工商部《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公司章程》、《公司保息条例》、《矿业条例》、《农商部奖章规则》等，逐步解除了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封建束缚。鼓励发明创造，放宽设立企业限制，逐步废除封建性的专利垄断。辛亥革命时期还形成了“振兴实业”的强大舆论，提高了人们对投资产业的认识和热情，涌现出一批实业团体，动员和组织人民致力于经济建设。

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样，在1911年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兴办资产阶级工业的热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了长足的进步，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能够获得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这就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一个有利的机会。这期间，曾给民族工业造成严严重压力的外国的商品倾销有所缓和，由英国输入的货物，1918年跟1913年相比，差不多减少了一半，法国货减少了1/3，德国货几乎完全停止进口。同时帝国主义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也需从中国购买大量的战略物资，使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实现了连年递增的趋势。这也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中某些部门，如铁、面粉等行业的发展。从1912年到1919年八年之间，中国民族资本建成的厂矿有470多个，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至少有一亿三四千万元，超过了过去50年投资的总和。

民族工业在这时期的发展，主要以轻工业为主，其中又以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发展最为迅速。

资本积累和集中的过程加快，设厂数量的投资规模持续增大。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有较快的发展，但仍不能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特别是日本和美国在战争期间，还乘机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民族工业的发展还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对重工业的控制和在轻工业中已经形成的势力。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又卷土重来，致使民族工业立即开始萎缩。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严重束缚。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不能改变封建经济在全国经济中仍旧占绝对优势的地位。高额的封建地租、高利贷和商业利润都限制了产业资本的形成和扩大。中国资本主义跟本国封建主义也仍然保持着既矛盾又矛盾的关系。

2、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外国在华投资的增加，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相应地壮大起来。辛亥革命前，全国的产业工人约有五六十万人，到1919年已增至200多万人。中国的产业工人主要集中在矿山、铁路、纺织、火柴、卷烟及轮船航运等企业中，并集中在上海、武汉、天津、广州、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十几个大城市。单是上海，就集中了三四十万产业工人。中国无产阶级高度集中的特点，使他们得以较早地联合、团结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队伍。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工人的工资之低、工时之长，为世界罕见。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在军阀统治下，工人的生活更加困苦，政治上也毫无民主权利，一切集会、言论、罢工的自由都被剥夺。北洋政府先后颁布的《听候发落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治安警察法》，都把工人罢工定为妨碍“社会秩序和安宁”的犯罪行为。公开宣布要“采取警察力量，防止一切工人结合与行动”。

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罢工的次数越来越多。从1912年到1919年5月间，工人罢工130多次，比革命前的7年增加了1倍多。在这几年内，罢工的规模和斗争的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具有了新的特点。工人的罢工最初还主要是为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后来逐渐由单纯的经济斗争发展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的政治斗争中，中国无产阶级旗帜鲜明，坚决彻底，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1915年在反对日本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中，上海码头工人首先罢工，上海、长沙等地日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都参加了这场斗争。1916年，天津法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扩大租界。在工人罢工的推动下，天津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北京等地的工人也掀起了支援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天津各业工人组织了“工团”，领导了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罢工斗争坚持了五六个月，终于制止了法帝国主义这次侵略行为。这些斗争，表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已成为一支坚强的力量。

工人在罢工中互相支援和举行同盟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已经由分散的、自发的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很快发展到联合的、有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从1912年1月到1919年4月，产业工人大规模的同盟罢工有六七次之多。在罢工斗争中，近代的工会组织陆续建立，代替了原来的行帮组织。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罢工，向资本家明确地提出了不准干涉工会活动的要求，就是由工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表明了中国无产阶级正在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成长和政治觉悟的提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积累了阶级条件。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也作了较为深刻的批判。但是，当时的主要斗争目标是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因而没有来得及对封建文化进行彻底的清理，也没能震撼封建旧文化的旧根基。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以后，不仅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大搞恢复帝制活动，而且为配合其政治上的反动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袁世凯政府公然下令尊孔读经，倡导复古。对辛亥后

“举国礼坏乐崩”的局面极端仇视的康有为，1913年底刚回国即致电袁世凯说：“尊圣卫道，想公同心，冀出援手，圣教幸甚”。他设立孔教会，发行《不忍》杂志，攻击共和，鼓吹尊孔复古尤力，在华的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也大力支持尊孔活动。美、英传教士李佳白、李提摩太，都为孔教会头目陈焕章的《孔教论》一书作序。李佳白说，中国要想改良政治，唯有遵从“孔道”。有中外反动势力撑腰，当时除了孔教会外，孔道会、圣教会、孔社等名目繁多的各种尊孔反动团体，在各地纷纷出现。尊孔复古逆流的猖獗，带动了封建沉渣泛起。各种迎神拜佛、鬼怪迷信之风复炽。到1915年前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已被闹得一片乌烟瘴气。一批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日益认识到“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为了捍卫民主共和，反对专制倒退，一场批判封建旧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起来。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陈独秀。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年曾中秀才，留学日本，组织革命团体岳王会，并撰写不少批判封建礼教的文章，提倡白话文。辛亥革命时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去了日本，1915年6月回到上海。9月5日，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这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从第二卷起，《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主张思想自由，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允许各种学派自由发展。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吴虞、沈尹默、高一涵、易白沙等参加进来，从事编辑、撰稿工作。《新青年》以北大为基地，广泛联系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形成了开展新文化运动的中心。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每周评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刊物。在《新青年》等影响下，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如北京、上海、长沙、天津等地的《国民》、《新潮》、《湘江评论》、《觉悟》等，共同组成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

①从政治上看，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为了击退复辟倒退逆流，捍卫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② 从思想上看，“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出于提高国民素质、改造国民性的需要。

③ 从社会上看，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深刻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首先，宣传民主与科学。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

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青年应自主、进步、进取、面向世界、有用实利、追求科学等六大主张，接着他把这六大主张概括为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并且宣称：“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于是，民主和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号角和批判封建旧文化的思想武器。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旨在培养国民的民主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辛亥革命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因而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坚决反对专制政治，希望以此来争取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916年2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中国必须抛弃沿袭数千年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他认为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依赖全国人民在政治上的真正觉悟，而不能寄希望于“善良政府，贤人政治”。李大钊也认为“民”与“君”、“自由”与“专制”不能两立，“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他强调说，对于“国家的叛逆、国民之公敌”的“复辟之辈”决不能姑息和优容，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这样的主张在当时虽然不可能实现，但是对封建军阀的反对统治是一个有力的揭露和冲击。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旨在培养国民的科学精神，反对迷信盲从，摒弃“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他们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反对鬼神迷信，批判“君权神授”、“祸福天定”等谬论，宣扬无神论观点，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陈独秀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表明提倡人权、民主，必须同时提倡科学。他号召人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认识问题，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树立“真实的、合理的”信仰。鲁迅也大力宣传科学思想，认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主张用“科学”来救治人们的迷信和愚昧。

其次，批判封建的儒家学说。辛亥革命后，思想界一直存在着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1916年，康有为上书北京政府，建议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国会复会后就此展开了讨论。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认为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理论基础的孔教成为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

1916年2月，易白沙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孔子平议》一文，率先公开批判孔子，拉开了“打倒孔家店”的序幕。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以民主、科学为批判武器，运用进化论阐明孔子之道已不适应于现代社会生活，不能编入宪法，不能把孔教定为国教。李大钊认为，社会道德都是进化发展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他们还揭示了维护专制制度的孔教与民权、平等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陈独秀认为，民主共和国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阶级，“若一方面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他们还集中批判了封建的三纲五常，指出“儒者以纲常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之独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在反孔斗争中，言辞最为激烈的是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他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文章中深刻批判儒家学说是“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痛斥其为“洪水猛兽”，“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集中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在批评旧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同时，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还大力提倡资产阶级的新道德，强调个性解放。他们认为个人是社会、国家的基础，“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没有个人的独立人格，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解放，思想的解放，个人的智慧才能便不能释放出来，社会便不能进步，国家也难以达到民主富强。

第三，提倡文学革命。“文学革命”主要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考取美国第二批庚款留学生，1917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后任北大教授，并加入到新文化运动中。胡适认为文言可读而听不懂，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社会需要的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敬、可讲、可记的言语，因此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口号，主张以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并提出了“不用典”、“不用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等改革文学的八项主张。胡适提倡白话文，重点变革文学表达形式。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进一步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用“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取代“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从而使文学内容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三大主义也成为文学革命的宣言。陈独秀还明确把文学革新同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白话文的写作由来已久，但是，白话文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运动，则是以此为开端的。《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1月）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一批有影响的白话文作品开始问世。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胡适的《终身大事》，是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第一个白话独幕话剧。胡适的《尝试集》，是新文化运动中第一本白话诗集。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青春》、《新的，旧的》等文，用白话文阐述了唯物主义的发展观。陈独秀发表了许多内容新颖、生活活泼的《随感录》，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封建势力的仇视和恐惧。反动军阀诬蔑新文化运动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一些守旧的文人也对它发起了攻击。

1919年1月，刘师培等支持组织了《国故》月刊社，标明“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与“东方精神文明”，与《新青年》、《新潮》相抗衡，反对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攻击最激烈的则是桐城派古文家林琴南。林琴南虽然翻译了一百多部外国文学作品，但对新文化、白话文却是极端仇视。早在1917年2月8日，他就在上海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宜废》，以他特有的敏感对刚刚掀起的白话文运动迎头痛击。在这篇文章里，林琴南虽然采用了“上纲上线”的话来吓唬人，但仍然不失为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但到了1919年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节节胜利，他就失去了常态，对胡适更是恨之入骨，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林琴南在他的短篇小说《荆生》里，写了三个书生，分别是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异和刚从美国归来的狄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一日聚宴北京陶然亭，饮酒之时，放言高论，大肆攻击孔孟和古文，忽然从隔壁出现一个“伟丈夫”荆生，指着他们三人大骂了一通“禽兽之言”、“禽兽之躯”，“田生欲抗辩，伟丈夫骈两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睛掷之，则怕死如猥，泥首不已”。接着伟丈夫命令他们三人“鼠窜下山”，“以俟鬼诛”。这篇小说虽然极力写出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的丑态和末路，但毕竟还给他们留下一条活路。在另一篇小说《妖梦》里，林琴南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在阴曹地府里，有一所“白话学堂”。这是一处铲伦常、毙孔孟的渊薮，标榜的是“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学堂里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隐指乌龟），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田陈同姓），副教务长秦二世（指胡亥，影射胡适）。林琴南把这三个鬼杰骂得狗血喷头，还不解恨，又请来“阿修罗王”，把他们三个全吃掉。这两篇小说反映了林琴南这类卫道士狭忌心理和歹毒的心肠。

林纾通过影射小说咒骂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煽动军阀以暴力压制新文化运动。他还公开致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攻击新文化运动是

“覆孔孟，铲伦常”。对此，蔡元培公开回信作答，强调他所主张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有力地维护了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