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护国运动与护法运动

一、护国运动

从1914年下半年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开始，拥护共和民主的各派势力就不断掀起反袁斗争。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揭露袁世凯尊孔和复辟帝制的阴谋。1915年夏，组织了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总司令部，并派人回国发动多次武装起义。11月，陈其美、杨虎等派人行刺了袁的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郑被杀后，孙中山委任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主持上海军事。12月5日，中华革命党上海海军陆战队司令杨虎发动“肇和”号军舰起义，炮击江南制造总局，岸上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一度攻占了南市电话局、淞沪警察第五署等预定目标，后被镇压。以黄兴为首的欧事研究会看到袁的倒行逆施后，重新确定了武装讨袁的方针，决定联络中华革命党、进步党和西南军阀等联合采取行动，1915年12月，李烈钧等人相继到达昆明，策动唐继尧等武装讨袁，成为反袁斗争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宝庆人，早年就学湖南时务学堂，后赴日本学习军事，因在辛亥革命时领导云南起义而享有威望。

1915年9月，梁启超在北京英文报纸《京报》中文版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旗帜鲜明地拥护共和，反对帝制。1916年元旦，云南军政府宣告成立，发布了讨袁檄文，蔡锷推唐继尧为都督，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别任第一、二、三军总司令。由蔡锷率军攻打四川，李烈钧兵出两广，唐继尧部留守云南。在护国战争的影响下，各地纷纷响应，贵州、广西、陕西、浙江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孙中山也发表宣言，号召人们起来讨伐袁世凯，并指挥革命党人投入战斗。在中华革命党的压力下，广东被迫宣布独立，在山东、湖北、四川、安徽、江苏等地，也都有中华革命党人的活动。

云南起义的消息传来，袁世凯大为震惊，一面下令征伐，派十几万军队分三路从四川、湘黔、粤桂向云南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护国军；一面派他的爪牙周自齐为特使，以向日本天皇贺礼赠勋为名，出卖更多的主权换取日本的援助。日本看到袁已完全失去了民心，若再支持于己不利，决定抛弃袁世凯。于是，日本拒绝周赴日是，并表示不能承认洪宪帝制，其它国家也放弃了对袁的支持。在帝制活动中，袁世凯一直把日本看成是最可靠的支持者。日本态度的转变使他感到惊恐，于是下令不惜一切代价镇压护国军。护国军虽然人数少，但是正义的行动顺应了历史潮流，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袁军反而节节败退。袁世凯的亲信冯国璋、段祺瑞等一开始就对复辟帝制态度消极，因为世袭的袁家王朝断绝了他们继承总统职位的可能性。段祺瑞离开了陆军总长的职位，托病隐居。冯国璋则以江苏将军拥兵观望。云南独立后，他联合江西将军李纯、山西将军靳云鹏等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袁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4月，下令恢复责任内阁制，由段祺瑞组阁，他自己则继续赖在总统的宝座上。但是反袁风暴继续扩大，人们认识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5月8日，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事，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公开对抗，由唐继尧、岑春煊任正副抚军长，梁启超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袁世凯并不死心，策划由他的心腹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芗铭向西南进攻。但是，5月22日和29日，二人相继迫于形势宣布独立，袁世凯彻底绝望了，从此一病不起。6月6日，这个独夫民贼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声讨声中死去，护国运动也随之结束。

袁世凯的下台与死去是各派反袁力量共同斗争的结果。在护国战争中，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取得了斗争的领导权。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虽然处于配角的地位，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护国运动是近代民主革命中的一次重要事件，它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结束了袁世凯反动的独裁统治，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护国运动的胜利果实又归于北洋军阀，中国也并未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中国仍然处于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

二、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

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和纷争的局面。在政治上，列强失去了袁世凯这一控制中国的共同工具，为了维护并扩大在华的侵略利益，纷纷寻找和扶植各自的代理人。列强之间的在华争夺加剧了各派军阀的割据与纷争；而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和争夺，也使它们需要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于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它们争权夺利，使中国出现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在经济上，中国地方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则是军阀割据的经济基础。

全国大大小小的军阀可以分为两类：

北洋军阀集团和非北洋军阀集团。

北洋军阀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就存在着以段祺瑞（安徽合肥人）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直隶河间人）为首的直系。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除分裂为嫡系的直、皖两系外，还多了一个非嫡系的奉系。此外，在北洋军阀集团中，还有依附于北洋派的一些较小的军阀或派系，如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他长期占据着山西；以张勋为首的“定武军”，以长江巡阅使的名义屯兵徐州。

非北洋军阀集团主要指西南的地方军阀集团，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唐继尧的滇系和陆荣廷的桂系，它们形成于1916年护国战争后期。

无论北洋系还是非北洋系，无论南方军阀还是北方军阀，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各派军阀都以地主、官僚、政客为其主要社会支柱，对人民群众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他们为了巩固和扩大各自集团的私利而不断割据混战，争夺地盘，使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灾难。

袁世凯毙命的当天下午，段祺瑞根据袁制订的所谓《中华民国约法》，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全国，宣布“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段祺瑞的做法遭到广东军务院、旧国会议员及北洋军阀内部冯国璋等的一致反对，他们主张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黎元洪应该是“继任”总统，而不是“代行”总统职权。段祺瑞不肯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根据临时约法产生的国会，暴露了他妄图步袁世凯后尘，建立新的独裁统治的野心。在各方几乎一致的反对声中，段祺瑞不得不做出让步。1916年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6月29日下令恢复临时约法。8月1日，国会在北京召开，黎元洪被确定为“继任总统”，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这种联合统治正是南北军阀互相争夺与妥协的产物。随着国会的恢复，广东军务院于7月14日宣布撤销，南北再次暂时统一。

国会恢复以后，其内部主要分为两大集团，在梁启超“不党主义”的影响下，原进步党改称“宪法研究会”，被称为“研究系”，他们拥护段祺瑞。原国民党议员则在黎元洪集团的支持下，基本上反对段祺瑞而拥护黎元洪。两大集团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争权夺利，这场争斗集中反映在所谓的“府院之争”上。

三、府院之争

“府”即总统府，指以大总统黎元洪为代表的政治集团，“院”即国务院，指以内阁总理段祺瑞为代表的军阀政治集团。

四、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是指以张勋为首的复辟派拥戴清废帝溥仪恢复清朝帝制，因1917年为农历丁巳年，又称“丁巳复辟”。

 

  五、段祺瑞的卖国统治及护法运动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以“再造民国”的“功臣”自居，继续出任内阁总理，仍然控制着北京政权。段祺瑞上台后，拒绝恢复张勋复辟时期被抛弃的临时约法和国会，准备另行召集由各省督军指派议员的“临时参政议院”制造一个为军阀效劳的政治工具。8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对德、奥宣战，编练“参战军”，段祺瑞亲任督办，并以此为名，大肆扩充自己的势力。他叫嚣“武力统一”全国，实行所谓“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的政策。

当时美国已经卷入了帝国主义大战，愿意同日本在中国问题上暂时妥协。从1917年9月起，美国国务卿兰辛与日本前外相石井菊次郎举行谈判。11月2日，双方在华盛顿签订《兰辛石井协定》。在协定中，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权益”；日本则再次承认美国提出的在华“门户开放”政策和“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美日两国在《兰辛石井协定》中，以牺牲中国的主权来取得双方的妥协，维护各自在华的侵略权益。

为了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大举借款。日本为了扶植自己的代理人，也愿意“慷慨解囊”。1916年12月，日本政府派西原龟三来华活动，决定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此后的两年中，他多次奔走于两国之间。段祺瑞则派曹汝霖、陆徵祥、章宗舆等经办，以各种名义借款，总计达1.45亿日元，史称“西原借款”。为了取得这些借款，段祺瑞大肆出卖国家主权，将铁路、电讯、矿产、森林等作抵押。段祺瑞的卖国罪行与袁世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连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在下台后也说：“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扶植日本在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在中国东北北部的沙皇势力瓦解。日本利用这一时机，极力谋求沙俄撤走后遗留下来的利益。在日本的一再要求下，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所谓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条约，使日本在中国取得了驻兵和军队自由出入中国东北与蒙古的特权。随后，大批日军开进东北，迅速取代了俄国在东北的侵略地位。

段祺瑞对内践踏临时约法、实行独裁，对外投靠日本、出卖主权的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孙中山把临时约法和国会看成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象征，曾说：“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1917年7月，孙中山到达广州黄埔，分开发表演说，指出“今日之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指斥段祺瑞之流“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他明确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通电国会议员南下召开国会，举起了“护法”的旗帜。孙中山发出护法号召以后，海军官兵首先响应，海军总长程璧光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领10艘军舰离开上海开赴广东。接着，150多名国会议员也相继到达广州。桂系军阀和滇系军阀为了保住并扩大自己在西南的统治地位，想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来对抗段祺瑞，因而也参与了护法运动。8月，孙中山在广州讨论召开国会问题，因不足法定人数，于是8月25日召集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在临时约法未恢复以前，由大元帅行使政权。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10月，与北京段祺瑞政府相对立的南方护法军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宣誓就职。唐、陆并非真心护法，他们不想和北洋军阀彻底决裂，且不愿了恢屈居于孙中山之下，因此并未就职。随后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下令出兵讨伐段祺瑞，开始了“护法战争”。战争主要在湖南展开。

护法运动开始后，段祺瑞政府决定向南方用兵，以实现其“武力统一”的计划。为了坐收渔翁之利，段祺瑞命令直系的军队入湘与护法军作战。冯国璋希望保存和发展实力，暗中与南方军阀多方联络，于是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口号，公开和段祺瑞对抗。在冯国璋的指使下，进入湖南的直系军队消极怠战，各省直系督军又联名通电，主张与护法军政府和平解决，使得湖南战事一度陷入僵局。段的“武力统一”计划无法推行，不久辞去国务院总理之职。在日本的支持下，段祺瑞派亲信徐树铮去东北，和张作霖联络，企图借奉系军阀之力来威胁冯国璋。奉军乘机入关，进驻直隶。冯国璋被迫于1918年3月，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再次上台后，重弹“武力统一”的老调，逼迫直系军阀加强进攻南方。但是当曹锟、吴佩孚指挥的直系军队连克岳州、长沙后，段祺瑞却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曹、吴对此大为不满，不久便按兵不动，并利用群众的反战情绪，通电罢战主和，反对段祺瑞的武力政策。

南方军政府内部，桂、滇两系军阀本来就没有护法的诚意，当与直系军阀接触后，决心排斥坚持护法斗争的孙中山。他们派人刺杀了追随孙中山的海军将领程璧光，又指使非常国会提议将护法军政府加以改组，以削弱孙中山的权力。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决定修改军政府组织法，孙中山被迫宣布辞去大元帅一职，认识到“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5月20日，非常国会正式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政务总裁合议制，选举岑春煊等7人为总裁，孙中山虽为七总裁之一，但已无实权，不能实现自己的护法主张，于是离开广州，前往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以失败告终。西南军阀排斥了孙中山以后，认为可以与北洋军阀妥协了。于是南方护法军政府也通电赞成直系军阀的和平通电。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被迫于8月下旬命令前线各军停止进攻，“武力统一”计划又遭失败。

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的独裁统治，维护临时约法的尊严，有着进步意义。但是，由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已经提不出新的纲领来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护法”的口号显得陈旧，护法已经没有什么号召力。“国会”也不能真正代表民意，相当多的议员中是官僚、政客等投机分子，他们的目的是攫取权力和捞取利益，很少议员抱有崇高的革命理想而参加护法的。护法运动没有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缺乏群众基础。而且孙中山手里没有掌握一支真正可靠而有力的革命武装，仅仅依靠西南军阀来反对北洋军阀，所以护法运动不能不遭到失败。

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的矛盾更加尖锐了，争夺也更趋激烈。1918年夏秋间，冯国璋代理的总统期满，各派势力展开了新的角逐。段祺瑞、徐树铮等皖系势力，为操纵国会进而控制政权，早在1917年下半年就开始密谋策划，段祺瑞从日本借款中拿出80万元，收买一批官僚、政客，1918年3月由徐树铮出面，组织一个“安福俱乐部”（因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而得名），形成为皖系效劳的“安福系”。在8月国会改选时，安福系大肆活动，收买选票，致使“选出”的400多名议员中，安福系竟然占了330多名，因而被人称为“安福国会”。9月，国会进行总统选举，段祺瑞由于独裁卖国，名声太臭，不便出任总统。但是，皖系控制的国会当然也不会选举冯国璋。经过幕后多方密谋，“安福国会”把徐世昌这个北洋老官僚捧上了总统的宝座，原因是“盖取其手无兵权，当能事事赞可，不为本派所梗也”。徐任大总统后，冯国璋被挤出北京中央政权，段祺瑞也于10月去职，但是北京政府主要实权仍然控制在皖系军阀手中。1919年12月，冯国璋患病死去，曹锟、吴佩孚成为直系军阀的新首领，并逐渐与奉系勾结，继续和皖系军阀相对抗。

南北双方虽然早已停战，但是问题并未最终解决。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问题上取得谅解后，建议北京政府与南方军政府议和。1919年2月，南北双方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但是，由于“南与南不合，北与北不合，南北又复不合”，南北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