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和复辟帝制

一、袁世凯的倒行逆施

1、破坏责任内阁制，组建御用内阁

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政府采取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选举产生，总统行使职权，须有国务院副署，如果国务院不同意，可以驳回。

1912年3月13日，袁世凯以为唐绍仪是自己的老朋友，唐与南方革命党人相处颇为融洽，并且与英美关系也不错，因此提名唐绍仪为内阁总理，成立第一届内阁。在内阁的10个部长中，农林、教育、工商、司法四个总长为同盟会员，分别为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王宠惠。而总理唐绍仪已经加入了同盟会，这样内阁阁员中，同盟会员占半数，因此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或“唐宋内阁”。但是，内政、陆军、海军等要害部门均为袁世凯的亲信和党羽所掌握，总长分别为段祺瑞、赵秉钧、刘冠雄；而立宪派则控制了财政部，总长为熊希龄；外交总长由无党派的陆徵祥担任。袁世凯认为唐绍仪是自己的老朋友，又和南方革命党人相处融洽，且深通洋务，与英美关系都不错，将来在政治活动中听命于自己，应该没有问题。唐绍仪并非袁世凯想象的那样唯唯诺诺，他很想办一些实事，有意实行责任内阁，因此处处强调大总统发布命令必须经国务院副署才能生效。袁世凯感到这届内阁的存在，妨碍了他的独裁统治。6月，袁世凯利用唐绍仪内阁任命非袁嫡系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一事，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就发布了改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唐绍仪及四个同盟会阁员被迫辞职，财政总长熊希龄、外交总长陆徵祥也相继辞职，存在仅三个月的第一届内阁宣告垮台。之后，袁世凯以无党派而依附他的陆徵祥组织所谓的“超然内阁”。陆徵祥为政毫无主见，并且口才又不佳。1912年7月，陆征祥出席参议院会议，发表政见时，言辞无状，全院哗然。他补提6个阁员，遭到全部否定。在袁的武力威胁下，参议院被迫通过内阁新成员名单。不久，陆徵祥因受临时参议院弹劾而称病不出。在黄兴的疏通下，1912年9月参议院通过赵秉钧为内阁总理，将所谓的内阁变成自己的御用机关。黄兴把赵秉钧及其他6个阁员也拉入国民党，赵内阁号称“国民党内阁”。

2、软硬兼施，瓦解革命阵营

当时黄兴负责南京留守府。袁世凯以财政“消耗过巨”为借口，大量裁撤南方的革命军队。黄兴被迫一次就遣散了十几万军队。袁世凯的裁军命令遭到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当时就有人深刻指出：“军队都不可裁撤，否则后悔莫及，等到袁世凯真个要做皇帝时，你们想再招许多兵也来不及了。”其中以湖北军政府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和将校团团长方维抵制最力，他们对裁军命令多次“抗命不遵”，引起袁世凯的极端痛恨。

1912年8月，袁世凯勾结黎元洪诱骗武昌起义的有功革命党人张振武和方维入京，然后加上“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的罪名，将其杀害。由于袁世凯向同盟会发动了一连串的政治攻势，使得他与同盟会的关系十分紧张，为了缓解日益尖锐的矛盾，袁世凯变换了手法。8月，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入京商谈国家大事。袁世凯以迎接总统的隆重礼仪相待，多次举行会谈，装出言听计从的样子。孙中山等此时对袁世凯放松了警惕，表示十年之内不入政界，将专心致力于发展实业，提出愿在十年内修筑铁路20万里。黄兴也主动撤销“南京留守府”，裁撤南方军队。袁世凯也顺水推舟，特别授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黄兴“川粤汉铁路督办”，并授予陆军上将衔。

3、制造“宋案”，破坏政党政治

4、大借外债，充当镇压革命的军费

在宋教仁被刺后，在如何解决“宋案”的策略问题上，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黄兴主张按“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凯，孙中山坚决主张立即发兵推翻袁世凯的统治，双方争论不休。而此时袁世凯已决心先发制人，用武力来消灭国民党在南方的革命势力。

1913年4月26日，为了筹集内战经费，以处理“善后”为名，未经国会同意，袁世凯就指使赵秉钧等人与俄、英、法、德、日五国银行团在北京签订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借款年息5厘，47年还清，本息合计达6785万英镑，以中国的全部盐税、关税及直、鲁、豫、苏四省的中央税作抵押。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发表谈话，诬蔑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别无本领”，表示“彼等若敢另组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在袁及其亲信的指使下，以两湖、江浙原立宪派为核心的共和党，以章炳麟为首的统一党和以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以梁启超为领袖，以在国会中对抗国民党。同时，袁世凯下达秘密动员令，调遣北洋军，并制造战争舆论。6月，袁世凯先发制人，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曾经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不服从中央，下令解除三位国民党籍的都督职务，并派北洋军南下，进逼江西、南京。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部再也无暇争论了，孙中山决定发动“二次革命”。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率先在江西湖口举兵讨袁，宣布江西独立，“二次革命”正式爆发。7月15日，黄兴到达南京，迫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组织讨袁军，由黄兴任总司令。随后，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地也相继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准备北上。在独立各省中，江西和江苏实力较强，袁世凯也深知这一点，于是命令第一军军长段芝贵进攻江西，第二军军长冯国璋进攻江苏。7月1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逃离南京，并宣布取消独立。7月25日，湖口的讨袁军败退。8月18日，南昌失陷，江西落入袁军之手。9月1日，依附袁世凯的军阀张勋攻陷南京。江西、江苏两支讨袁主力军均遭失败。上海方面的讨袁军因战事不利而溃散。安徽讨袁军也失利。其它独立各省情况更糟，许多上层军官被袁收买而叛变，纷纷取消独立，归附袁世凯。“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黄兴等人被迫再次逃亡日本，继续坚持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二、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及人民的反抗斗争

袁世凯加强独裁统治的最大障碍有两个，一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掌握着部分军队；二是国会和临时约法。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击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军队，随后便着手准备对付临时约法和国会。

1、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2、白朗起义

袁世凯政权竭力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加之民国初年连年天灾兵祸不断，农业生产停滞，农民的赋税日益加重。因此，广大群众纷纷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是白朗起义。白朗（1873—1914），河南宝丰人，因其身材修长，行动迅速，又因其名谐音而人称“白狼”。1912年夏，他唐绍仪豫西一带农民发动起义，河南人称“拉杆”。由于民国初年河南农村连年干旱，加上官吏横征暴敛，致命物价上涨，民不聊生。因此，白朗提出的“打富济贫”口号，深受农民的欢迎，各地民众闻风归附，起义军队伍迅速壮大。“二次革命”爆发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断派人到白朗军中进行联络，白朗接受联合反袁的要求，在“打富济贫”的同时，又提出响应“二次革命”的口号，分开树起了讨袁的旗帜。起义军连克唐县、禹州等县城，并以“抚汉讨袁司令大都督”的名义发布告示。袁世凯严令河南都督张镇芳限期肃清，同时派兵进入河南。白朗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1914年1月，进入安徽，先后攻克六安、霍山。袁世凯申斥张镇芳“督率不力”，将其撤职，改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兼河南都督，指挥数万北洋军弛赴信阳镇压白朗起义军。白朗避敌主力，又突围进入湖北。3月攻克鄂西重镇老河口，歼敌2000多人，缴获大批枪炮弹药。之后，在此召开军事会议，对万余人的队伍进行整编，称“公民讨贼军”，又称“中原扶汉军”，自任大都督。会后，白朗挥师北上入陕。他们沿途张贴安民告示，谴责“袁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摈除贤士，宠任爪牙”，因此造成了“海内分崩，民不聊生”。起义军还提出“逐走袁世凯”，“设立完美政府”，实现“平等自由的”的奋斗目标。起义军进入陕西后，原想进入四川，因为四川已经有所防备，于是改向甘肃进发，袁世凯继续调集重兵进行镇压。起义军因思乡心切，于是又返回河南，沿途遭到各路敌军的围追堵截，损失惨重。8月，白朗率残部在宝丰山区英勇战死。

白朗起义历时两年之久，纵横驰骋河南、湖北、安徽、陕西、甘肃等五省，先后攻破40多座县城。它是辛亥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爆发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是一次深受资产阶级革命派影响的旧式农民战争，这次农民起义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和拥护民主共和的特点。白朗起义冲击了地方封建势力，冲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鼓舞了革命派和人民群众的反袁斗争。

由于起义并未摆脱旧式农民战争的影响，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坚强的领导，没有制订正确的纲领和战略战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长期流动作战，力量孤单，而前往镇压的北洋军超过起义军10多倍，使得起义军处于被动地位，最终以失败告终。

3、革命派的反袁斗争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逃亡日本，他并没有放弃斗争，发誓要坚持反袁，以挽救辛亥革命的成果，“欲竟辛亥之功”。孙中山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他把革命失败的原因归于革命党内“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认识到“立党”是首要任务。所以，孙中山在1913年9月在东京筹备成立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中华革命党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号召党员“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迄于革命成功”。孙中山特别强调严密党的组织，规定入党者必须宣誓绝对服从他本人，并要按指印。他还按入党先后把党员分为“首义”、“协助”、“普通”三种，分别享有不同的权利。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反袁斗争，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而且为了加强党的凝聚力，对其进行整顿也是必要的。但是，他的做法存在着明显的弱点和错误：① 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实现了，因而没有提出含有反帝内容的民族主义，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尚缺乏认识。② 过分强调集中，而忽视了民主。并且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个人，并按指印等做法，显然带有家长制的作风。因此之故，一些老同盟会员不愿参加，妨碍了革命队伍的扩大。③ 按入党先后将党员分为“首义”、“协助”、“普通”三种，享有不同的权利，带有鲜明的宗派主义和等级色彩，严重地脱离了群众。

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创办了《民国杂志》，不断揭露袁世凯卖国的复辟帝制的罪行，并在国内主要依靠暗杀和小规模的起义进行斗争。由于该党自身存在的弱点，未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产生较大的影响，因而未能掌握反袁斗争的领导权。尽管如此，中华革命党仍不失为一个反对独裁专制、维护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二次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党人再次兴起了反袁斗争的旗帜。

以黄兴为首的另一部分同盟会、国民党中的骨干力量，不同意孙中山服从个人和入党办法，加之他们和孙中山早已存在着分歧，因此没有加入到中华革命党中。一些人主张另行组党，拥护黄兴为领袖，黄兴为了维护革命大局和孙中山的权威没有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追随黄兴的国民党员在日本东京以讨论欧事为名，于1914年8月成立“欧事研究会”。在讨袁问题上，它与中华革命党是一致的，但是主张“缓进”，反对孙中山的急进主张。欧事研究会在全国反袁斗争中是一支重要力量。

三、日本提出“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共分五号，主要内容是：第一号四条，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第二号七条，要求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长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殊权利；第三号两条，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未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附近矿山；第四号一条，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它国家；第五号七条，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间之铁路建筑权给与日本，允许日本在福建省有投资修筑铁路及开采矿产的优先权。

四、洪宪帝制

袁世凯残酷镇压了“二次革命”、白朗起义和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在外交上又得到日、英、法、俄等国的支持与默许，于是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

为了给帝制活动作舆论准备，1915年8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在上海《亚细亚报》上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指责中国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公开宣扬“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接着，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发表《共和宪法持久策》，鼓吹中国不适于实行共和政体，必须由袁世凯当皇帝才能避免中国的分裂。之后，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杨度、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于8月14日联名发起组织“筹安会”，即所谓“筹一国之治安”之意，他们因此被称为“筹安六君子”。8月23日，筹安会正式成立，在“学理讨论”的招牌下，重弹君主立宪的滥调，大肆鼓吹复辟帝制。一时帝制之说甚嚣尘上。

由于袁世凯前有效忠清廷的誓言，后有必不违背共和的宣誓。为了逃避背誓失信的恶名，他需要借助所谓的“民意”来实现他的目的。筹安会成立后立即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问题。袁世凯在各地的爪牙纷纷响应，各省代表陆续到京，组成了所谓的“公民请愿团”。袁认为“民意”不够浓烈，于是亲信梁士诒通过收买政界要人，组成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成为帝制活动的领导机构。随后花钱雇佣的“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闻风而起。纷纷向参政院递交请愿书。与此同时，杨度等人还接连抛出《君宪救国论》、《君政复古论》等鼓吹帝制的文章，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拥护袁称帝的闹剧搞得乌烟瘴气的。

1915年9月，参政院将请愿书送到袁世凯面前，建议在年内召开“国民会议”，以便对国体问题进行表决。袁嫌国民会议开会迟缓，于是梁士诒、杨度等再一次进行请愿，迫使参政院推翻原案，改由“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10月，袁世凯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在各省军政长官的监督下，选举出所谓的“国民代表”，并在当地进行国体投票和推戴袁世凯为皇帝。12月，结果公布，各省“国民代表”1993人所投之票竟然全部拥护恢复帝制，并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也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书“劝进”。袁世凯在假意推辞一番后，于12月12日公然恢复君主制，“接受”帝位。13日袁世凯接受百官朝贺，大加封赏。随后，成立“登极大典筹备处”，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1916年为“洪宪元年”，并定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极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