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辛亥革命的爆发

一、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铁路是国家主权之一，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国防等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资产阶级正确认识到：“铁路为全国命脉，从经济上论，则关于财政；从调运上论，则关于兵政。若铁路为外人所有，不啻举财政、兵政之权，全授之外人也，兵政、财政全在外人之手，国尚能自立乎？”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帝国主义对中国铁路的攫夺，才有了收回利权运动。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粤汉等铁路已经收回自办，但1908年张之洞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后，认为无力自办，经谈判于1909年6月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草签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张之洞去世后，同四国的谈判归邮传部办理。借款筑路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1911年1月，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力主借款筑路，但要借款筑路就必须把铁路收归国有。5月9日即“皇族内阁”成立的次日，清政府发布命令，“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此前已归商办的干线铁路，“应即由国家收回”，18日，派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20日，盛宣怀代表清政府以两路的修筑权为抵押，与英国汇丰、法国东方汇理、德国德华和美国花旗四国银行团代表在600万英镑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上签字。

清政府的“铁路干路国有政策”的实质，是借“国有”的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以换取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这一政策损害到各阶层人民的经济利益，因为铁路收归商办后，资金来源除商股外，地方政府还在税收项下附加了抽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也就是说，普通劳动人民也都出了钱，因而这一政策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湖南首先起来反对“干路国有”政策，各界群众连日集会，声讨滥借外债、出卖路权的邮传部盛宣怀，决议“湘路商办实力进行”，以罢市、罢课、抗租等办法抵制“干路国有”政策。一份署名为“全湘人民”的传单公开号召：“大家拼命，以示抗议，保全商办，分段兴工。”谘议局也派人赴都察院请愿，被清政府拒绝，议员们愤而全体辞职。继湖南之后，湖北各界人士数千人在谘议局集会，并推行代表进京请愿，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革命党人詹大悲在其主编的《大江报》上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号召人民以革命手段推翻卖国媚外的清政府。汉口商民举行罢市，宜昌筑路工人数千人和清军发生武装冲突。广东粤汉铁路公司举行股东大会，表示同湘、鄂、川三省唇齿相依，并肩战斗，表达了“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决心，并议决继续商办，成立保路会，并派人进京请愿，力争维持原案。

二、武昌起义与各省响应

1、武昌起义

武装起义的屡次失败，尤其是黄花岗起义的惨败，同盟会的许多领导人意志颓丧，以为起码五年之内难有作为。另外，同盟会内部的不和谐问题早就突出地暴露出来了。1907年8月，出于对东京同盟会总部组织涣散，忽视联络会党，以及只注重在华南边境发动起义的不满，历来主张在长江中游团结秘密会社进行起义的一些同盟会员张百祥、邓文辉、焦达峰、孙武等，在宋教仁的支持下在东京成立共进会。虽然共进会宣称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但是它不仅有独立的组织，而且将同盟会的“平均地权”纲领改为“平均人权”，甚至有自己的旗帜——十八星旗。1908年7月26日，另外一个革命组织——军队同盟会在武昌成立，发起人为原日知会员任重远和李亚东，直接在新军中开展革命活动，在湖北新军中很快发展会员400人。该会后来被清政府发觉，于是同年12月13日，钟畸、黄申芗、杨王鹏、章裕昆等人在此基础上组织群治学社。长沙抢米风潮发生后，商议与共进会在两湖同时举事，被清廷发觉，社务遂陷于停顿。1910年9月，又改为振武学社，推杨王鹏为社长，李六如为文书谘议局兼庶务，在新军各标营中设代表，以加强联系和发展社员。但是还是被黎元洪发现了，将杨玉鹏、李六如等开除军籍，社长遂由蒋翊武接替。1911年1月30日，将振武学社改名文学社，蒋翊武任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在武昌小朝街85号设立总机关，在汉口、汉阳等地设分机关，以同盟会的纲领为纲领，以《大江报》作为机关报，继续在新军中发展社员，拥有3000多名社员。

共进会和文学社都集中力量在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但是缺乏有效的配合。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部”，又称“中部同盟会”，十分注重在两湖地区的反清斗争，于是两派在谭人凤的穿针引线下，开始了合作，就是这两个组织的合作，首先引发了改变中国历史的武昌起义。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交通十分便利。在张之洞的经营下，武汉的工商业和教育都比较发达，当时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因此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廷统治的一个重心，同时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活动非常活跃的地区。自科学补习所成立之后，湖北的革命党人就把新军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虽然革命团体多次遭到破坏，但是从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直到文学社和共进会等各革命团体，始终都注意在新军和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将大批青年学生和会党群众输送入伍。经过努力，在新军的基层建立起了革命组织，参加的士兵达5000多人，占全省新军人数的1/3左右，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1年8月，四川的保路运动迅速激化发展为武装起义，为平息保路风潮，清廷任命端方为铁路大臣赴四川查办，并调湖北新军第16协统领邓承拔率领第31标及第32标第1营的右、后两队随同前往。接着，又命第41标第1营准备开往宜昌，第2营准备开往岳州，马队第8标第3营准备开往襄阳。这几部分军队中有不少革命党人，尤以第41标为最多。这样的调动虽然并非清政府发觉了革命党的起义计划，但是调走新军无疑直接减弱了起义力量。事情变得十分紧急，为了统一行动，文学社、共进会必须在具体方面联合起来。文学社和共进会几经磋商，决定联合发动起义，9月24日组成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彭楚藩为军事筹备员，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决定在10月6日的中秋节起义。同时，派人到上海迎接中部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并策动各省同时响应。然而，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够充分，革命党人决定将起义延期到10月11日。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时不慎发生爆炸，孙武受伤被送往医院。俄巡捕闻讯赶来，将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件、印信等全部搜去，并转交级湖北当局，起义的计划暴露。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全城戒严，开始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这时蒋翊武刚从岳州赶回武昌起义指挥部，得知汉口出事消息后，一下子眼泪都掉下来了。刘复基大声说：“事到哪些，哭又何益！不如今夜起义！”其他人也表赞同，于是蒋翊武命令按照9月24日商议的方案在晚上12时起义，并派人通知各部队中的新军代表。由于夜深无法发出起义信号，起义计划又被迫搁置。而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一直在指挥部等候着消息。10日凌晨，军警破门而入，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被捕，起义的领导机关遭到破坏。蒋因拖着长辫身穿长袍，像个乡下人样子，没有被看守人注意，于是蒋翊武乘机逃脱。瑞澂下令杀害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人，并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册搜捕革命党人。这时，革命党人感到：与其束手就擒，不如提前发动起义。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已经听到风声，他到该排三棚巡查时，看见士兵金兆龙正擦拭步枪，便厉声大声问道：“你晚上武装齐备，擦枪为何？”金兆龙回答说：“防备。”陶启胜大怒说：“汝辈造反耶？”上前扭住金兆龙，金兆龙大声高呼：“此时仍不动手，等待何时？”一个士兵顿时反应过来，举枪向陶扣动了扳机，陶应声倒下。枪声变成了起义的号角，士兵们顿时热血沸腾，高喊着口号，冲出了营房，打死阻挠起义的反动军官，并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接着，新军步、炮、辎重各营和军事学堂学生约5营兵力，闻风响应，齐集楚望台，临时推举原日知会会员、队官吴兆麟为指挥，以工兵营为主力，分三路猛烈进攻总督衙门。次日凌晨，占领了总督衙门、藩库等重要机关，湖广总督瑞澂仓皇逃到停泊在长江的军舰上，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起义获得成功。11日晚和12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也先后起义，武汉三镇全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

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立革命军政府，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但是，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都在外地，原来组织起义的领导人已在起义前或负伤，或牺牲，或逃走，指挥起义的吴兆麟则自认为资历太浅，缺乏号召力。革命党人没有充分认识到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认为应该由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出面以资号召，于是他们想到了立宪派。对于革命派来说，立宪派的立宪主张和国会请愿并没有与他们唱对台戏，立宪派的社会地位足以使革命派产生敬重之感，而且立宪派人士一般都属新派人物，他们明显不同于一般的清廷官吏，同时又具有传统形象，除了立宪派主张保留皇帝反对革命外，革命者对立宪派人士是颇有好感的。经过通宵浴血奋战的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等来到谘议局，议员们早已被彻夜的枪炮声惊散，只有沈维周一人尚留在局里。于是沈去找议长汤化龙，汤化龙最初不肯出来，别人劝他说：“久匿不出，众怒难犯。不若挺身相见，告以文人不知治兵，请别举贤，免误大计。”汤听了这番话之后才带着几个议员和革命派商讨军政府的组成问题。当谈到军政府首脑问题时，议员刘赓藻提出：“统领黎元洪现在城内，若合适，当觅寻之。”立刻得到在场人的赞同。

黎元洪，字宋卿，原名秉泾，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从入北洋水师学堂起，正式以元洪为名，后曾在海军工作7年。黎元洪天资虽然不算聪颖，但是刻苦好学，勤勉努力，为人谨慎宽厚，擅长技术，平时也能洁身自好。1890年任广东水师“广甲”号三管轮，1894年中日战争中的牙山之役，“广甲”号管带吴敬荣临阵逃脱，黎元洪与其它官兵跳海逃生，被清廷监禁数月。获释后去上海，恰好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准备招收水师人才，他便去南京投奔张之洞。经人举荐，1895年春，黎元洪被张之洞接见，对他很满意，尤其他擅长技术，对军事知识也颇多见解，立即委以重任，深受张之洞的器重。1896年春，张之洞离开两江总督一职，回湖广总督原任，便带着黎元洪来到湖北。张之洞在湖北编练新军，仿西式军队训练，给黎元洪一个极大的机遇，并得以官运亨通。还曾三次赴日本考察陆军、骑兵及兵工生产等，并曾编入日本禁卫骑兵联队训练。1904年，清廷命令各省编练新军，计划在湖北编练新军两镇，张之洞任命他为第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平时爱读书，闲暇之际，常手不释卷，且虚心好学。治军也很有一套，曾参加清廷在河南彰德举行的秋操，指挥得体，在晚清军界有一定知名度。而且对待士兵较友善，平时起居与士兵一致，军饷也能如期发放。因此，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一向对他颇有好感。他虽是一名军界官僚，但不顽固，粗浅了解西学，但很不系统，黎元洪可以说是一个半旧半新的具有立宪倾向的开明官僚。但是从内心说来，他对革命是反对的。工程营发难生，他曾捕杀革命党人周荣棠等人。后来黎元洪混成协内的士兵也准备发动起义，他看到大势已去，带着执事官避居该协参谋刘文吉家中，并派伙夫回家搬积蓄装平时积蓄的皮箱，被巡查的工程营士兵截获。追问之下，说出黎元洪隐匿在刘文吉家。于是，吴兆麟派兵列队迎接黎元洪。一见吴兆麟，黎元洪就问：“你为什么要革命？这是要全家诛戮的事。你学问好，资格很深，万不该与革命党同流合污。请你快叫大家各回营房，事情闹大了，更不得了。”革命党人马荣听了，怒斥他说：“我们同志很抬举你，你反不受抬举，叫我们回营，待瑞澂派人来杀我们。你昨夜亲手杀了我们传信的同志周荣棠，我们尚未问你的罪。今请你来，仍是反对我们，你就是一个汉奸，我们就要杀了你。”说着，拔刀就要砍黎元洪。吴兆麟等马上制止，并向黎元洪劝说。在这种情况下，黎元洪只好同意。他们来到谘议局，汤化龙主持开会，共同推举黎元洪为都督。革命党人拿出一份已经写好的安民告示，请黎元洪在上面签一个“黎”字。黎元洪舌头发颤含糊着说：“莫害我，莫害我。”革命党人李翊东持枪对着他，黎元洪哆嗦得更厉害了，李翊东干脆上前拿笔代他写了一个“黎”字。就这样，黎元洪成了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军政府初设军政和民政两部，立宪派首领、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民政部长，负责政务、交涉等事务。而革命党人主持的军政部则负责军事指挥。军政府成立后，立即通电全国，宣告光复，同时宣布废除清“宣统”年号，改号“中华民国”。

14日，中部同盟会谭人凤、居正到达武昌。17日，根据汤化龙等人草拟的而由居正出面冒称“同盟会本部所拟”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条例》，黎元洪由都督兼任总司令，改民政部为政事正事部，由汤化龙任部长，负责总揽政务。7天之后，仍然掌握实际军事力量的革命党人否定了上述条例，制订了《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限制和缩小都督的权力，撤销政事部，只给汤化龙保留一个有名无实的编制部长。汤化龙不甘担任闲职，因此不久便离开湖北。11月9日，军政府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非常惊慌，派陆军大臣荫昌带兵前往镇压，溃败而还。清廷只好起用掌握北洋陆军的袁世凯出马。袁世凯集中精锐部队猛攻汉口，局势对革命军非常不利。黄兴在香港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随即离开香港，赶赴武昌前线。10月28日，黄兴抵达武昌。黎元洪听说黄兴来到，立即下令做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举着大旗，骑马三个大字，派人举着大旗，骑马在武昌城内和汉口没有被清军攻陷的地方跑一圈。前线将士听到黄兴来了，士气高涨，军心大振，居民铺户也纷纷鸣放鞭炮，表示欢迎。黄兴立即渡江赴前线督师，在汉口与清军展开剧烈的争夺战。11月2日，清军将领冯国璋攻入汉口，革命军退守汉阳。11月3日，湖北军政府举行“登坛拜将”的隆重仪式，任命黄兴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他率领革命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20余日，由于清军占优势，27日汉阳失陷，革命军退守武昌。黄兴认为继续作战无法取胜，不如放弃武昌，转攻南京，等占领南京后，再训练精锐部队收复武昌。他的主张遭到武昌地区革命党人的坚决反对。黄兴便于同日辞职，离武昌而去上海。

2、独立各省

武昌起义的胜利吹响了反清革命的号角，并迅速推动了全国各地群众革命热情的高涨。革命党人在各省积极发动新军、会党起义，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也纷纷自发地参加斗争。

首先响应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10月22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率领新军、会党攻占长沙，湖南巡抚余格诚仓皇逃窜，建立湖南军政府，焦达峰、陈作新分别任正副都督。湖南的响应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解除了武昌首义之区的后顾之忧，而且使鄂、湘两省的义旗连成一片，壮大了革命声势和力量。之后，湖南军政府军政府派兵增援武汉。但不久，焦达峰、陈作新均死于兵变之中，原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继任为都督。湖南举兵独立的同一天，陕西的同盟会员景梅九、井勿幕等联络会党和新军响应武昌起义，护理巡抚钱能训逃跑，陕西军政府建立，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翙为都督，成为北方地区第一个宣布独立的省份。

10月23日，与湖北毗连的江西九江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成立九江军政府，并推标统马毓宝为都督，马毓宝与反清革命并无关系，好在马比较尊重湖北军政府，遇事向湖北军政府请示。

蔡公时联合南昌各界在谘议局开会，准备由巡抚冯汝骙宣布独立，冯拒绝接受，蔡公时发动新军起义，建立江西军政府。后来，由同盟会员李烈钧任都督。

10月29日，山西新军中的同盟会员发动起义，很快占领巡抚衙门，击毙巡抚陆钟崎和协统谭振德，成立由同盟会员、标统阎锡山为都督的山西军政府。

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员李根源、罗佩金等联合新军协统蔡锷等发动起义，处死镇压起义的统制钟麟同，成立云南军政府，公举蔡锷为都督。

11月3日，上海商团公会会长李平书接受同盟会中部总会骨干陈其美的建议，攻打江南制造总局，响应武昌起义，控制上海，陈其美出任上海军政府都督。上海起义的成功，扭转了汉阳失守给南方反清革命局势所带来的被动局面，而且直接推动了浙江和江苏两省的反清独立。

11月3日晚，革命化的贵州陆军小学学生和新军士兵抢先于自治学社一步发动起义。新军标统袁义保赶紧派管带赵德全前往镇压。赵德全原是黎元洪的部下，黎元洪事先已劝他相机响应。起义者得赵德全暗中协助，于次日宣告贵州独立，推举陆军小学总办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

4日，陈其美派兵支援浙江。浙江反清志士在王金发、蒋介石等人所率领的上海敢死队的支援下发动起义，攻下巡抚衙门，立宪派首领汤寿潜出任都督。陈其美派兵浙江的同时，也派人前往苏州。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在立宪派、官僚绅商和民军的劝说下，下令用竹杆挑去大堂上的几块檐瓦，在衙门口挂“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的新招牌，自任都督，宣告独立。

广西是同盟会员活动频繁的省份。湖南独立后，谭延闿派人劝说广西巡抚沈秉堃独立，沈表示同意。11月7日，独立之旗遍插桂林，沈秉堃任军政府都督，不久，原广西提督陆荣廷发动兵变，自任都督。

11月8日，在立宪派的劝说下，安徽巡抚朱家宝宣布独立，任军政府都督。后来他感到形势不稳，便逃离了安徽。同盟会员孙毓筠、柏文蔚先后出任都督。

11月9日，革命党人许崇智率新军在福建起义，得到统制孙道仁的支持，开进福州城，宣告福建军政府成立，孙道仁任都督。

许多省份的独立是省会各界人士一同发难，州县闻风响应的。广东则是由同盟会员胡汉民、朱执信、陈炯明等人先在顺德、南海、番禺、香山、惠州等地方举行起义，然后威逼广州。双手沾满黄花岗起义烈士鲜血的两广总督张鸣歧虽在反正独立问题上反复无常，却仍被谘议局推举为临时都督。革命党人发表宣言，拒不承认谘议局的方案，要求被判张鸣岐，张闻风逃走。11月10日，胡汉民从香港抵达广州，出任广东都督，许多同盟会骨干都担任了都督府的领导职务。

从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11月10日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全国已有13个省份及全国最大城市上海先后宣布脱离清廷独立，尤其是富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反清革命力量连成一片，使清朝反动政府显得孤立无援。紧接着，参与镇压武昌起义的“海琛”、“海容”、“海筹”、“江贞”等舰同时挂上白旗起义，山东、四川等省也宣告独立。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河南、直隶、甘肃等地虽独立未果，但当地反清志士活动频繁，规模不等的起义层出不穷，会党和下层人民群众的自发反抗更是一天也没有停止。显然，清朝反动政府要照旧统治下去已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