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统治阶级对义和团的态度

一、清政府的两面手法

面对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和八国联军的进犯，清廷内部在应采取怎样对策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认为无力与八国同时开战，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帝国主义各国的谅解。军机大臣荣禄虽然抱病在床，仍连上七道奏折，要求清政府“赶紧剿办，以清乱萌，而杜外人借口”。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同意这种意见。这一派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端郡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等顽固大臣由于守旧恶新，加之在“废立”问题上与列强有矛盾，所以主张招抚，企图用统编的手法来约束和控制义和团，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际，清政府内部的两派意见更加对立。

主剿派坚决要求镇压义和团，反对与帝国主义开战。

主抚派积极主张对外宣战，要求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抗击外国侵略，他们虽怀着争权夺利的目的，但他们利用人民的反侵略热情，在舆论上得到普遍支持。

在慈禧召开的四次御前会议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面对朝臣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慈禧太后最初在和战、剿抚问题上举棋不定。她既怕镇压义和团会激起更大的反抗，又怕招抚义和团得罪帝国主义。她一会儿批准发布《禁拳章程》，不准练拳，严令“查毁揭帖”；一会儿又派人“宣抚”团民，剿抚不定。6月10日，慈禧采用刑部尚书、顺天府尹赵舒翘等人的建议：“抚而用之”，下诏褒奖义和团为“义民”拿出10万两银子、2万担米作为义和团的经费，派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带义和团，在庄王府设坛挂号，将所有团民重新登记造册，凡挂号者名为官团，称“奉旨义和神团”；制订《义和团团规》，要义和团听命于朝廷，如有违背者，以“伪团”论处，从而进一步欺骗和控制义和团。慈禧之所以接受“招抚”义和团的主张，原因是多方面的：

1、害怕人民把反抗的矛头指向她的反动统治。

2、企图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排除列强对她“废帝立储”的干预。

3、阴谋借用帝国主义之手屠杀义和团，以解除义和团对清政府的威胁。八

慈禧太后及其主战派在八国联军逼近京城的关键时刻，敢于组织军队与团民和八国联军决一雌雄，决不是偶然的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产物。宣战的奥秘在于，其一，可借义和团“刀枪不入”之术与洋人放手一博，如能一举成功，固然是上上之吉，可吐洋人屡屡干涉她废帝立储的怨气。如果不成，也可借口抗击八国联军，将义和团力量引出京城，免遭祸起肘腋之虞；其二，诏书并没有指明向哪国宣战，也根本没有送达任何国家，只是内部传达，即使战败，也为求和留下了一个伏笔；其三，诏书借大小臣工合谋，借光绪帝之名颁布，即使战败，替罪羊的人选问题总能解决。宣战对慈禧太后而言，可谓是一箭双雕。

虽然已经宣战，慈禧太后又暗中进行投降活动，随时准备跟帝国主义妥协。宣战后第四天，慈禧太后看到各国没有逼她交权的动静，态度就改变了。下令停止攻打使馆，并派人商议和局。她在回答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反对与洋人开战的电文中，表白了迫不得已的苦衷，“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并表扬李鸿章等人主张剿灭义和团，与帝国主义和好的意见是“老成谋国之道”。宣战后的第八天，即6月29日，她命驻外公使向各国解释说：“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并表示，对义和团“设法相机，自行惩办”，“理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7月3日，清政府直接向俄、英、日等国发出乞和的“国书”。此后，又向盛京等地将军下令：“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手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清政府战时让拳民作“前驱”，借帝国主义之手屠杀义和团，不张旗帜又为他们投降帝国主义留下后路。清政府承认义和团是阴谋，对外宣战是骗局。八国联军大规模入侵中国后，慈禧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除”，反动嘴脸暴露无遗。

二、“东南互保”

两江总督刘坤一

湖广总督张之洞

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

两广总督李鸿章

山东巡抚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