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一、义和团的源流、组织与口号

1、源流

 

   多源说。认为义和团是民间秘密结社和公开结社组织的总汇合。

公开结社就是乡团。

2、组织

义和团没有统一的组织，他们有的以八卦分团，主要在京津一带，如乾字团、坎字团等，有的不带卦名。

它的基层单位称“坛”，又叫坛口、坛场（厂）、拳场（厂）。坛口是义和团团民活动的中心。

坛口的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分工掌管坛口各项事务。各坛口人数不等，多以地区划分，或一个自然村，或一个区，或一条街组成。各坛口都供奉神位，由于义和团组织的分散性，他们供奉的神也不统一，各坛口崇拜什么，就供奉什么，一般是《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里能打善战的英雄人物，如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关公、张飞、孙悟空等。

坛口上面有总坛口，其首领称“老师”，掌管总坛口的事务，并发号施令。

义和团的妇女组织称“红灯照”（青少年女子）、“蓝灯照”（中年妇女）、“黑灯照”（老年妇女）和“青灯照”（孀妇）等，首领称大师姐、二师姐。

参加义和团的阶层极其广泛。主要成员是贫苦农民，其次是失业的手工业者和水陆运输工人，再次是城市贫民、小商贩及散兵游勇等。在京津地区，不少中小地主、清军士兵及政府官员也参加了义和团。

义和团有严格的纪律。“戒条”中规定：“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违朝廷法，灭洋人，杀赃官”。他们宣传如果不守“戒条”，则“符咒不灵，神不符体，不能避枪炮”。义和团民不私拿百姓的东西，实行公买公卖。他们自备口粮，生活很清苦，打到天津、北京城的一，住在公共场所，“每日三白饭，夜间席地而卧，最苦。”当时人赞扬义和团“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就连镇压义和团的清朝统治者也承认，义和团“团规甚肃”，团民和百姓“途中相遇，秋毫无犯”。

3、口号

《义和团告白》：“保护中原，驱逐洋寇”

《增福财神告白》：“上能保国，下能安民”

《马兰村坎字团告示》：“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于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

义和团揭帖所说：“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

二、义和团在山东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首先是从山东酝酿、发展起来的，冠县梨园屯的群众首先拉开了反帝斗争的序幕。梨园屯位于冠县北部直鲁交界处。早在1869年法国就在此设立了教堂。1897年春，法国传教士指使冠县梨园屯的教民在该屯玉皇庙旧基上重建教堂，引起村民的愤慨。以阎书勤为首的村民，拆毁教堂，驱逐教民，发起了武力护庙反教的斗争。此后，他们联络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前来保护。赵三多在梨园屯亮拳设厂，声势日益壮大，轰动了整个冠县。因为梅花拳已被清政府禁止，于是改用义和拳名目。1898年10月下旬，赵三多和阎书勤在冠县蒋家庄正式竖起黄色黑边的“助清灭洋”大旗，率众攻打教堂。队伍发展到千余人，蔓延十几个县。这成为义和团运动的起点。冠县义和拳起义之后，邻近的荏平、平原、禹城等地的义和拳也相继起事，到处设立拳厂，反帝的怒火燃遍鲁西北。其中，荏平拳民朱红灯、禹城拳民心诚和尚互相支援，组成了当时全省最大的一支队伍，驱赶教士、焚毁教堂，并打败了前来镇压的清军。

山东义和拳日益壮大，清政府数次更换巡抚也未能将其镇压下去。巡抚李秉衡为官多年，亲眼看到洋教士的横行不法，因此，多次上奏清政府对义和拳不能“一概剿捕”，而要“晓谕化导”，“准其自新”。外国侵略者为此逼迫清政府将李秉衡撤职。1898年春，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他认为直鲁交界冠县等地的义和拳，就是咸、同年间创立的名为义和团的乡团。根据地方官的建议，他主张对当时流行的义和拳采取改拳为团的方针，将其纳入乡团之中，“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他在1898年6月30日的奏折中就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1899年3月，毓贤接任山东巡抚，他深知长期以来“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因此采取了“剿抚兼施，先抚后剿”的方针，同年夏承认义和拳为民间团练，将义和拳正式改名为义和团。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发展。同年10月以后，清廷也开始在公文中称其为义和团。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况下，这些组织就逐渐由反清的秘密结社或单纯的习武团体，转变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斗争组织。义和团取得合法地位后迅速发展起来。帝国主义各国对此大为不满，要求清政府将毓贤革职，永不叙用。毓贤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派兵保护教堂，镇压义和团，并把朱红灯和本明和尚逮捕杀害。帝国主义侵略者仍不满意，迫使清政府任命他们所赏识的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上任后，以两手对付义和团，一方面贴出告示令其“自新”、“解散”；一方面调兵遣将残酷镇压，使山东义和团遭受重大损失。

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加剧，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化的结果。它所以在山东首先兴起并迅速发展，其原因在于：

1、山东人民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2、外国传教士在山东不断扩张势力。

3、山东地区连年灾荒。

4、山东等地民间各种组织、结社的存在，为斗争积蓄了雄厚的力量。

三、义和团在直隶、京津地区的发展

山东冠县义和拳的活动对邻近的直隶人民产生了影响。外国教会在直隶的势力很大，共有大小教堂2000余所，侵略活动十分猖狂。面对教会的肆虐，直隶人民也组织义和拳，反对教会势力，1899年直隶义和拳活跃起来。1900年春，义和团发展壮大，由东南部、南部向中部、北部蔓延，冀中地区成了斗争的中心，出现“强年壮丁，举信从之，乡野村庄，无不有坛”的局面。他们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冠”，捣毁洋教堂。比较活跃的有新县王德成、静海独流镇张德成、静海县曹福田等为首的义和团。清政府派兵镇压，他们则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1900年5月，涞水县群众发起反教会斗争，直隶总督裕禄派练军分统领杨福同前往镇压，义和团群众与之展开了激烈战斗，打死杨福同，消灭所70余人。这次战役极大地鼓舞了直隶地区义和团群众的斗争。5月27日，义和团占领了涿州县城，竖起“兴清灭洋”的大旗。裕禄又派聂士成率领的武卫前军去镇压。义和团在卢保和京津铁路沿线与清军激战。他们拆铁道，砍电线，砸车站，阻击聂士成的队伍。清军一筹莫展，节节败退。义和团声势大振。

义和团的发展使清朝统治者十分恐惧。这时，清政府内部主抚派占了上风。慈禧派刚毅、赵舒翘前往涿州一带“宣布朝廷德意”。6月，清政府招抚义和团的态度已趋明朗。于是，义和团向天津、北京进发。京津城内的义和团与山东、直隶的义和团汇合，控制了天津和北京。

天津义和团遍发揭帖，宣传发动群众，一时间“朝野上下，多深信之。喜相告曰：‘扫平洋人，扶保中国，在此一举，今而后，海内肃清，升平有日矣。’”群众纷纷加入义和团，打造武器，练习拳棒。天津义和团有坛口近300个，据裕禄奏报说，“天津义和团民，近已聚集不下3万人，日以焚教堂、杀洋人为事。”

北京在1900年春即有义和团在活动，他们张贴了“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3～4月间，在东单附近即出现义和团的第一个坛口。5月间人们参加义和团日渐踊跃。6月间北京义和团已有坛口1000个左右，团民达10万人以上。清朝士兵及王公贵族也争先加入，甚至调来镇压义和团的董福祥军也有许多官兵加入。

此后，东北三省及内蒙、山西等地的义和团也积极行动起来，痛击帝国主义侵略者。中国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普遍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