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外国的宗教侵略及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一、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
本来，对外来输入的宗教——洋教，只要不给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构成威胁，一般而言，中国历代统治者，其态度都保持一种温和的宽容。康熙皇帝于1717年命礼部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此后，雍正、乾隆、嘉庆历朝，洋教都被悬为厉禁，一直被禁止在中国活动。及至道光时期，在鸦片战争炮火的威胁下，被迫开放教禁。
在庞大文化侵略网中，教会是对中国推行文化侵略的大本营，西方人自己也承认，“教会的整个活动，几乎都可以被称为是西方的第五纵队。”
外国教会的侵略行径，传教士在中国的胡作非为，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怒。从同治初年起，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反洋教的斗争。到戊戌变法时，反洋教逐渐同反瓜分相结合，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涨，最后汇合成震惊世界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二、反洋教斗争
从鸦片战争后一直到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此伏彼起，由于传教士而引起的大小教案共达400余起，其中大部分集中于19世纪最后30年，而以贵州、江西、四川、天津等省最为严重。
反洋教斗争是从贵州教案开始的。贵州主教刚一到达，就与官府分庭抗礼，经常坐清廷禁止乘坐的大轿，并且雇用吹鼓手招摇过市。提督田兴恕年轻气盛，对教会的横行不法忍无可忍，便发动了反洋教运动。1861年，田兴恕和贵州巡抚何冠英命令所属地方官“留心稽查”“异端邪说”，如果“传教惑人”，“随时驱逐”，最好藉故将其绳之以法。在他们的号召下，全省文武官员立即响应，带领民众拆教堂，逮捕教民，驱逐洋教士。第二年，开州知府逮捕了不法外国传教士并处以极刑。法国公使借此恫吓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其中包括把贵州巡抚革职，永不叙用，田兴恕等三人抵罪，向洋教士道歉等。由于贵州官员的坚决拒绝，清政府没有答应其全部要求，“只许赔偿，不能抵罪”来应付法国。
此后，反洋教斗争更加激烈。除贵州外，湖南、江西、四川等地也不断发生反洋教斗争。其中有1862年的衡阳教案、1862～1863年的南昌教案、1865年的酉阳教案、1868年的扬州教案等。
这些斗争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发动的。在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相勾结的情况下，为什么封建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会号召人民反洋教呢？
1870年6月，天津时常有小孩被拐失踪，同时天主教仁慈堂经常掩埋死掉的幼童，因此民间谣传教堂经常派人用迷药诱拐小孩，然后挖眼割心，用以制药炼银。因此引起群众的愤怒，他们包围教堂，要求查办此事，官府查不到罪证。法国领事丰大业到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衙门破口大骂，砸毁器物。天津县知县刘杰赶来维持秩序，丰大业从衙门里出来，碰到刘杰开了一枪，没打中刘杰，打伤了刘的一名随从高升，群众怒不可遏，打死丰大业和他的秘书西蒙。放火烧了法国望海楼教堂、育婴堂、法国领事署，死伤法传教土、修女、教民数十人，又误杀俄商3人，殃及英美讲堂各一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事件发生后，一向蛮横的法国代办罗淑亚立即召军舰前来，要求严办首从各犯，英、俄等其他六国驻华公使也联合向清政府抗议，提出无理要求，并以军事相威胁。清朝先后派曾国藩和李鸿章前往天津查办，他们明知“曲在洋人”，却逮捕大批群众，严刑拷问，最后判群众20人死刑，25人充军，知府、知县革取，赔款50万两，派崇厚赴法道歉。
中法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秘密结社参与的教案大量增加，人民的反洋教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参加斗争的群众主要是城市贫民、码头工人、民船水手、散兵游勇和游民，而哥老会则是他们有力的依托。1890年，余栋臣领导的四川大足人民反洋教的武装起义，把斗争推向高潮。大足县龙水镇的天主教传教士破坏传统的灵官庙会，教堂被群众捣坏。后来，教堂在施工过程中有工人死亡，因此与群众发生争执，再次受到破坏。于是，天主教徒蓄意袭击参加灵官庙会的群众。哥老会首领余栋臣打抱不平，率众起义，捣毁教堂房屋十余间，殴毙教民九人，川东一带闻风响应。他们发布檄文，痛斥帝国主义“无法无天”的罪行，同时揭露封建官吏“助桀为虐”的丑恶嘴脸。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是他们仍然坚持战斗。1898年余栋臣再次举起义旗，提出“顺清灭洋”、“除教安民”、“誓雪国耻”、“但诛洋人，非叛国家”等口号。起义军辗转30余州县，焚毁教堂、教会医院20余处，给教会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1891年5月，安徽芜湖流传当地天主教徒迷拐幼孩、挖眼制药的谣言和揭帖，群众在哥老会的指挥下摧毁了教堂、教会学校，并攻打海关。芜湖教案立刻在长江流域引起连锁反应。安徽和州、安庆、广德等地相继发生围攻教堂事件。6月以后，风潮蔓延至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等省的数十座城市和广大农村，在会党的领导下纷纷发起反洋教的暴动。列强纷纷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它们在华“可以出动的炮舰都出动完了”。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花了极大气力才把这股持续四个月的风潮平息下去，并且屈从列强的要求，分别以赔款、惩凶、处罚地方官结案。
从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列强侵略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洋教斗争是由以驱逐异端为主线的两种文明冲突开始的。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也发生了量与质的变化：一方面发生教案的区域明显地扩大，另一方面则是人们的反教与反侵略日益结合起来。但同时，反洋教斗争也张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消极成分，而其斗争方式现在看来也有不少是愚昧落后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低估反洋教斗争的历史作用。与世界隔绝已久的中国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与基督教的时候，只好拿起传统的武器去对付强大的野心勃勃的西方列强，借以救亡图存，因此其局限性和落后性是在所难免的。人民群众在斗争中逐渐提高认识，不断把斗争推向高潮。首先，看清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阴谋，从而把反洋教和反侵略斗争结合起来。其次，看清了官绅们的反动面目，提出“不受洋人荼毒，亦不受长官欺凌”的口号，使反洋教斗争具有了反侵略反压迫的双重性质。再次，从行动上把反侵略与反压迫的斗争结合起来。反洋教斗争从“民教相殴”的骚乱，发展到有组织的武装起义，斗争情绪越来越高涨，以至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
